李文竞

摘要：现基于分形理论，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角度切入，提出核心假设：视觉文化翻译之所以能够重构国家形象，核心在于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与译文是“自相似”的，译文是原文的分形，译文读者阅读译文后，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后大致相同的认识、看法和评价。这一研究视角，是在分形理论的启发下，从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出发，探讨视觉文化翻译重构国家形象的问题。需特别说明的是，文章讨论的国家形象特指中国国家形象。

视觉文化翻译重构国家形象，是指译者通过阅读原文中讲述的中国故事，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基本认识，再借助译语重新讲述这些故事，使译文观众能够获得与原文观众大致相同的认识、看法和评价。因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以及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国家行为表现、精神面貌等要素特征在国际社会公众心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相应国家的总体评价”，也是“两个国家构成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形成的看法和印象”（李卫东、张昆，2016）。因此，通过译语重新讲述原文中的中国故事，实际上就是在译语语境中重建中国国家形象。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再现和重构”，“用英语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就是一种文化的翻译和再现，翻译将在国家形象的建构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王宁，2018）。结合当前视觉文化的特征，“用英语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属于视觉文化的翻译和再现。视觉文化的翻译可简称为视觉文化翻译，在“国家形象的建构方面起到独特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受分形理论启发，进一步明确假设：视觉文化翻译之所以能够重构国家形象，是因为在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具有“自相似”特征，译文是原文的分形；译文读者阅读译文后，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后大致相同的认识、看法和评价。

视觉文化翻译重构国家形象

视觉文化翻译中的国家形象重构，是指用译语（英语）表达原文所陈述的事件，从而使译文读者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与印象。从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核心特征来看，二者分别以语言和图像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虽然二者在表现形式、叙事方式、语言、图像上存在差异，但讲述的故事内容均具有一致性。在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分别通过“原文图像”与“译语图像”的形式，讲述同一客观事件。基于此，视觉文化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呈现出“同一”或“自相似”的特征。

“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给许多学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翻译文化也概莫能外地受到冲击”“视觉文化作为翻译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是世界‘图像转向’时代的产物”（陆洋，2003）。学者们敏锐地发现视觉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提出“在当今这个‘读图的时代’着重讨论当代翻译的一种形式：图像的翻译和转换”（王宁，2015）。从学者们对视觉文化与翻译的相关研究和思考可知，视觉文化翻译是当前视觉文化形态下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的重要分支。其中，视觉文化语境特指当前社会所处的视觉文化环境，视觉文本则指包括图像和文字双重元素的各类文本形态，可涵盖广告、插图小说、影视片、电子游戏等多种表现形式。

常江、杨奇光（2018）认为“国际公众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主要以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间接认知主要指国际公众通过媒体、影视作品、书籍、跨国公司等渠道获得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相对于直接认知而言，多数国际公众的认知方式还是以间接认知为主”。因此，国家翻译实践能够有效引导国际公众形成对中国的认知、看法与评价，进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翻译能够重构国家形象，如国家形象纪录片《鸟瞰中国》，通过翻译传播展现了中国的“东方大国”形象。该纪录片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由五洲传播中心与国家地理频道、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新加坡海滨别墅影业公司、德国NDR联合出品。此类国家翻译实践，如多部国家形象纪录片翻译以及《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的编译，均属于视觉文化翻译。《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该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计划从我国先秦至近代以来，在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中，筛选出100种。这些经典著作由专家对选题和版本进行详细校勘、整理，先由古文翻译成白话文，再由白话文转译为英文。国家形象纪录片《鸟瞰中国》和《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均属于视觉文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影像形式呈现，后者以插图形式呈现。

翻译等效

视觉文化翻译对国家形象的重构，核心在于视觉文化翻译中的译文所重构的国家形象，与原文展现的国家形象保持一致。具体而言，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印象、感受与认知，应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后所形成的认知大体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印象、感受与认知，便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这种模式以翻译等效理论为基础。因此，视觉文化翻译对国家形象的重构，是翻译等效理论与视觉文化翻译特征结合的产物。从本质上看，视觉文化翻译对国家形象的重构，核心是译文如何使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后大体一致的感受，而这一问题的本质，是翻译等效的问题。

Nida & Taber（2004）提出了实现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反应对等的具体方法与维度，即“翻译要在接受者语言中再现与原语信息最贴切自然的对等信息，首先是意义对等，其次是风格对等”。Koller（1995）认为，翻译对等一方面受制于译语文化中文本产生与接受的历史文化条件；另一方面则由一系列有时不相容的语言、篇章及超语言因素共同决定，包括“原语和目标语各自的结构特征”“可能性和局限性”“每种语言所对应的独特认知与现实图景”“原语、目标语和译者自身的语言、文体与审美范式”“文本的结构特征和性质”“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前提”“译者的创作倾向、文本理解、显性及隐性翻译理论”“既有的翻译传统、原语作者的翻译原则与文本阐释”“客户对翻译的指导原则与目标要求”“译者能选择或必须遵循的工作条件”。Nord（2001）提出，“功能主义”指关注文本和翻译的功能。翻译是一种活动，其理论可以被纳入人类行为或活动的理论体系。在目的论中，等效意味着译文要充分实现原文的目的，这就要求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的交际功能。杨明星（2018）根据翻译理论家奈达的等效翻译原理，结合外交语言的特征，提出“政治等效”这一翻译原则。具体包括：第一，既贴近原语，又贴近目的语，把握说话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第二，“政治等效”的翻译原则具有动态性；第三，翻译方法需灵活多样，不断调整语言形式；第四，熟悉英汉风俗文化、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性；第五，系统掌握中国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相关知识，确保外交翻译的政治正确性；第六，不可忽视英语特有的语法规范与表达习惯。

可见，学者们提出的翻译等效实现方法或策略，均是基于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做出的总结。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可得到如下启发：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翻译等效的“值”存在差异，其实现策略与方法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视觉文化翻译中，需立足本质特征，探讨翻译等效的实践路径；就本研究而言，其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在译语中重构中国国家形象。

分形理论中的“自相似”

最初Mandelbrot(1967)在美国权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How Long Is the Coast of Britain? Statistical Self-Similarity and Fractional Dimension（《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和分数维度》）的论文，提出了分形（fractal）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部分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分形的核心特征是永无止境且无限复杂的模式，并且该模式在不同尺度上具有自相似性。其生成机制表现在持续的反馈循环中，通过反复迭代一个简单过程得以实现。分形是递归驱动的，是动态图像的可视化呈现，亦可被视为混沌现象的图像化表达。从几何维度而言，分形的存在范围介于人类熟悉的常规尺寸之间。分形图案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其形态具有高度的普遍性与辨识度，如连绵的山川、飘浮的云朵、岩石的断裂口、粒子的布朗运动、树冠的形态、花菜的结构以及大脑皮层的褶皱等。1975年，他创立了分形几何学（Fractal Geometry）。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研究分形性质及其应用的科学，该学科被称为“分形理论”。分形在越来越小的尺度上表现出相似的模式，这一特性被称为自相似性（self-similarity），也被称为扩展对称性或展开对称性。分形几何隶属于拓扑学这一数学分支，它是由类似于整体的零件构成的形状。

在数学中，自相似对象是指整体与部分完全或近似相似，即整体与局部具备相同或相近的结构特征。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对象（如海岸线）在统计上均具有自相似性，其部分区域在多个尺度下，均呈现出相同的统计属性。自相似性是分形的核心特性，而尺度不变性则是自相似性的一种精确形式，即在任意放大倍数下，物体的较小部分均与整体保持相似。

这意味着，自相似性是分形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自相似性便无法构成分形。回归视觉文化翻译领域，其原文和译文存在同一性或自相似性特征，基于此，结合分形理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视觉文化翻译中的译文，是原文的分形。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自相似”

“相似”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概念，“相似就是它们有不同程度的‘同一性’，具体来说就是二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相似、相应或相关的”（徐盛桓，2013）。基于这一认知，结合视觉文本翻译，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二者的叙事内容相同、叙事方式相似以及叙事效果相似。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叙事内容相同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的叙事内容相同，即原文和译文讲述的故事具有一致性。以国家形象纪录片《鸟瞰中国》第一集《源远流长》为例，片中呈现的嵩山少林寺僧人学武的故事、乐山大佛的修建历程以及悬空寺的相关事迹等，无论是原文观众还是译文观众，所接收到的核心故事内容均保持一致。又如，在《大中华文库》中的《三国演义》英汉对照版，其原文和译文均围绕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展开，核心叙事内容未发生改变。显然，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与译文的叙事内容具有同一性，此处的“相同”本质上也是一种相似，进一步印证了原文与译文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性。

原文描述的事件，是原文作者通过认知处理后，对客观世界中的真实事件进行的语言与视觉表达；而译文所描述的事件，则是译者在理解原文事件的基础上，运用译语进行的再表达。以“事件”为核心载体，从事件表达的视角分析，视觉文本翻译中，原文和译文所描述的事件核心是一致的，但无法保证两个文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完全一致。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其一，不同译者对原文所描述事件的理解与认知存在个体差异，进而影响译文的事件表达；其二，译者所使用的译语及其所处的译语文化环境存在特殊性，译语形象与原语形象难以完全契合，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损耗和表达偏差。但可以明确的是，原文与译文均是基于同一客观事件的语篇表达形式，要向受众展现相同的国家形象。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叙事方式相似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都具备视觉文本最基本的特征，即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由语言和图像共同讲述故事。

语言和图像作为视觉文本的核心构成要素，以互文的形式构建视觉文本，实现叙事功能。图像与语言属于“同源共生”（赵宪章，2014）。语言和图像互文是现代语图关系的表现。赵炎秋（2012）指出，“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两种主要手段”。龚举善（2017）认为，“语言和图像都是人类用以解释自然、社会并最终解释人类自身生存的文化标识，并据此构成了事实上的交互增益效应”；“‘互文’即‘参互成文，合而见义’，这里专指语图共同体中语言文字和图画影像之间互相参照、互为补充、彼此渗透、双向应答的关系状态”。

刘煜、张红军（2018）指出，纪录片中的图像是“语言表达的强化补充”，“在影像文本经由文字语言的牵引而实现基本内涵完整表达的框架下，图像不仅可以准确传达文本内容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可以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是将文字表达具象化的有力手段”。“图像模态与文字语言模态之间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在信息传达、充实情节、表露情感和解释内涵层面补足了语言文字在感性表达上的乏力。”例如，在国家形象纪录片《运行中国》第一季第一集《城市化进程》中，当主持人解说这座大厦是世界历史上最高的建筑之一时，画面随之呈现该大厦的影像，直观地向观众传递出这座建筑的“高”。又如，当主持人说到“他们已经建造了一万多公里铁轨”时，观众的直观感受较为平淡，但当画面呈现中国高铁网络与世界第二大高铁网络西班牙的对比图时，观众便能真正认识到中国高铁的“长”。

刘煜、张红军（2018）认为，语言能够“突出主体与彰显情态”“在拓展与加深影像表意功能方面有着重要的功用”。以《运行中国》第一季第一集《城市化进程》的解说词为例，其中“中国”“惊人”“最”“天际线”“努力”“超过”“世界”“重新定义”等词汇，用以描述中国发展速度惊人、成果惊人。“中国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不断地重新定义天际线”“但是中国依旧在努力，努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等，这些表达让观众振奋，并能消除其潜在担忧，因为中国的发展并非盲目无序，也并非无所顾忌，而是具备明确的规划与科学的策略。这些语言所承载的意象，成为国家形象视觉展演的表征，也就是图像中的物象客体，国家形象正是通过这些物象客体得以呈现。纪录片中的影像元素，包括形状、体积、质感、构造、纵深感、色彩（色调、饱和度、明度）、数量、位置、速度、运动、表情及姿势等，均是对语言内容的具象化、视觉化呈现。语言与影像共同表述事件，为原文观众和译文观众提供一致的视觉体验，从而形成对国家形象的认知。由此可见，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并非仅来源于单一维度的视觉信息，其深层意涵往往在语言与影像的相互映照中得以彰显，正如刘丹凌（2017）所指出的，“文本中的视像信息并不是唯一的感知对象”。

在原文与译文中，均以语言和图像互文的方式表达客观事件，但二者的具体互文形态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源于两个视觉文本所处的视觉文化语境的限制。但核心原则始终不变，只要译文能准确表达原文所描述的事件，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对同一客观事件大致相同的认知即可。也就是说，同一组客观事件由原文和译文表达，译文对该组事件的认识是通过原文获得的。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叙事效果相似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和译文的叙事效果相似，核心在于二者通过讲述相同的故事，向各自的目标读者展现一致的中国国家形象。这种叙事效果的一致性，正是翻译等效理论的具体体现，即译文读者在看完译文后，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后大致相同的感受、认识和评价。此处提及的“感受”“认识”“评价”，均属于读者的心智状态；由于这些心智状态是读者在观看、阅读关于中国的叙事内容后形成的，因此，这类心智状态构成了读者各自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例如，国家形象纪录片《鸟瞰中国》展现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的形象，而“东方大国”这一形象的核心内涵，具体体现为我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整体风貌。微博日提及量走势图显示，《鸟瞰中国》凭借美轮美奂的镜头呈现与精细的制作水准，在国庆节当天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开创了微博网民讨论中69%正面评议、31%中性评议的零差评纪录。该纪录片在中国和海外同步播出，反响强烈，这些反响本质上是国内外观众观看纪录片后形成的真实感受，而这种感受正是他们各自心目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视觉文化翻译中原文分形过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以关注并有意识地促成原文与译文的“自相似”，这构成了翻译发生的核心动因。同一性是视觉文本翻译的本质特征，其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人们在长期翻译实践中总结提炼的理论成果，是翻译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译者面对原文时，若试图用译语中的替代表达进行转换，往往会回溯过往翻译经验，调取其中相同、相似、相应或相关的表达，经整合运用后形成译文。视觉文本翻译的“同一性”表明，译文以原文为同一性范型，呈现出统一的特征。以一种语言表达的客观事件，并非必然与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同一客观事件构成视觉文本翻译关系，唯有与原文意象图式结构一致，才能实现从原文到译文的有效映射。译者的意向性决定了两种以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件的文本是否构成原文与译文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而言，译者的意向性更是决定翻译本质属性的核心因素。

在视觉文化语境中，译者对原文描述事件的感知，在心理层面形成的意象并非对事件的完全复刻，二者在大小、形状、性质、特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却呈现出同构特征。原文的物理力场与译者的心理“力”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的内在关联，事件在原文物理力场内表现出的“力”的性质、方向、样式、强度，与译者感知这些事件所形成的心理力场中“力”的相关属性，可能形成契合关系，进而呈现同构（形、型）状态，翻译行为也由此发生。这种契合关系的认可度，会因社会环境、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群体、个体意向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不仅影响心物同构的形成，甚至会影响人们对相关事物是否存在共同的认知。

本文受分形理论启发，提出视觉文化翻译能够重构中国国家形象的原因在于译文是原文的分形。这一理论假设，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为切入点，结合翻译等效理论，同时兼顾视觉文化翻译的核心特征。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视觉文化翻译重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种可能路径，相关影响因素仍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视觉文化翻译中国家形象重构研究”（20YJC740024）；2024年河南省社科规划基本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外交用典多模态翻译研究”（2024BYY014）；2024年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翻译基础理论与实践”（YJS2024JC09）。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