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贞

摘要：作为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载体，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实现文化普惠与效能提升的重要议题。现采用SBM模型测算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考查数字化水平在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提升中扮演的角色。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U”型曲线特征。因此，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宜采取阶段式递进的方式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加强图书馆馆员的培训与数字支持系统的建设以缩短组织适应周期。

在“数字中国”与“文化强国”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公共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载体，其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实现文化普惠与效能提升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公共图书馆资源利用区域失衡、服务供需错位等问题突出。这些矛盾进一步凸显了数字化技术从“简单嫁接”向“深度赋能”服务跃迁的紧迫性。文化和旅游部在《“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鼓励以省级为单位，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管理，探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动态评价体系”。在此背景下，明晰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对公共图书馆智慧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储节旺和储伊力认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既包含人口规模、人均可支配收入、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等外部因素，又包含图书馆活跃度、专业技术人才情况、公共图书馆面积等内部因素[1]。万莉和程慧平运用Tobit模型证实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例、人均GDP、高等教育程度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显著正相关[2]。张伟锋等通过最优子集回归模型和主成分回归模型，证实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居民收入水平和高等教育程度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影响显著[3]。王婷和李少惠通过对Malmquist指数分解发现公共图书馆效率提升的源泉是技术进步[4]。石丽和秦萍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发现，图书馆活跃度和设施网络等因素均会对公共图书馆效率产生影响[5]。

然而，较少有研究探讨数字化在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提升中的角色。鉴于此，本文采用SBM模型测度了2015―2023年我国30个省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明确数字化水平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之间的关系，还为促进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决策依据。

方法

模型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运营涉及多种投入和多个产出。DEA常用于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传统的DEA方法（CCR和BCC模型）基于投入（产出）向量按比例减少（扩大）且未充分考虑松弛问题。因此，本文采用SBM模型测度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FWXL）。

运用DEA方法测度的服务效率值通常在0到1之间，并经过截尾。在此情况下，如果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会缺乏一致性[6]。Tobit回归是一种受限因变量模型，它使用最大似然估计(MLE)能有效解决这类问题。Tobit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t是不可观察的变量，表示第i个省份公共图书馆在第t年的服务效率，xit为解释变量，βT为未知参数，εit是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N（0，σ2）。

本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并选取数字技术水平（SZH）作为自变量。考虑到数字化对服务效率的复杂影响，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本文在Tobit回归模型中引入了数字化的二次项。同时，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数字化这一变量取滞后两年的数据。

对于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图书馆活跃度（HYD）、当地人口规模（ZRK）、经济发展水平（JJFZ）和高等教育程度（GDJY）均为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选取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与数据

对数字化水平的测度需要综合考虑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运营管理、数字化智能发展、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协同效益五个方面。刘明等从这五个方面构建了测算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7]，本文借鉴这一方法测算省级图书馆数字化水平。

图书馆活跃度可通过组织各类讲座的次数进行衡量，当地人口规模以当地总人口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采用人均GDP测量，高等教育程度则以高校在校学生数表示。

由于部分省份数据存在缺失，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份公共图书馆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2024年《中国统计年鉴》。

结果

在Tobit回归分析时，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引入控制变量。模型1仅包含自变量及其二次项，模型2增加了图书馆活跃度和人口规模两个控制变量，模型3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程度两个控制变量。Tobit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1表明，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U”型曲线特征，数字化二次项系数为7.340，数字化一次项系数为-8.035，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2表明，在增加两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化二次项系数为6.874，数字化一次项系数为-8.993，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3也证实，在增加更多自变量的情况下，数字化二次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3.582），数字化一次项系数也显著为负（-8.993），即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仍然呈现“U”型曲线特征。这一结论与庄伟和吴梵[8]结论存在差异，后者认为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并未发现数字化转型初期与后期的数字化作用差异。

根据本文结论，在数字化技术刚被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时，其服务效率并未立即显现，反而可能经历一段短暂的下滑期。这种现象表明，数字化技术在公共图书馆的应用初期，需经历一定的适应与调整过程。只有当公共图书馆逐步完成内部系统、人员能力与服务流程的协同转型后，数字技术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作用。同时，随着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正面效应将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

究其原因，在公共图书馆数字化转型起步阶段，即便数字技术已投入运行，其在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实际效益也未能充分释放。一方面，公共图书馆需要承担较大的前期投入，包括硬件设施的更新、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馆员持续的数字技术培训；另一方面，传统服务模式与新兴数字化服务常并行运作，造成工作流程重叠、资源配置分散，甚至出现服务质量不稳定的情况。此外，图书馆馆员对新系统的熟悉程度不足、操作不够熟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化技术效能的发挥。因此，在数字化水平较低的阶段，新增成本和运行摩擦超过了即时收益，使得公共图书馆整体服务效能短期内不升反降，呈现出类似“U”型曲线左半段的发展态势。

然而，随着数字化建设持续推进，公共图书馆信息系统日趋成熟，内部协同机制逐步完善，图书馆馆员对数字工具的操作日益熟练，服务效率开始稳步回升，进入“U”型曲线右侧的上升区间。此时，数字化管理减轻了图书馆馆员的重复性劳动负担，跨平台资源整合提升了数字资源利用率，线上服务平台则突破了时空限制，让公众能更便捷地获取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例如，借助数据分析支持决策，馆藏配置会更加精准；智能检索功能显著缩短了用户查找资料的时间；区域间数字资源共享网络的构建，有效拓展了服务覆盖面。与此同时，图书馆馆员专业能力的数字化升级与读者数字素养的整体提升，共同促进了公共图书馆服务流程的高效运作。

与庄伟和吴梵[9]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揭示了数字化水平对图书馆公共服务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这一非线性演化关系为公共图书馆规划数字化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研究发现，若将数字化简单理解为提升服务效率的“即插即用”式解决方案，极易陷入认知误区。在现实中，数字化技术纳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实际成效往往滞后于前期投入。因此，图书馆管理者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不仅需要具备前瞻视野，更应保持战略定力，正视数字化转型初期可能出现的服务效率波动，避免因短期效率降低而动摇长期数字化布局。

从理论层面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化水平对图书馆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少数研究如庄伟和吴梵[10]，尽管证实了数字化的积极作用，但并未发现数字化水平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之间存在的“U”型关联。本文则揭示了数字化技术引入与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投入―产出”线性预期，表明数字技术的实际效用并非自动释放，而是高度依赖组织自身的准备状态与内外部条件的协同匹配。换言之，数字技术潜力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公共图书馆是否完成了必要的结构性调适。

本文为公共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效率悖论”提供了来自公共文化图书馆领域的实证依据，即大量资源投入数字化建设后，短期内的服务效率反而可能停滞甚至下降。本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并非转型失败的信号，而是深层变革发生前的必经阶段，本质是图书馆馆员能力提升、流程重构和技术融合的过程。该结论不仅拓展了数字化技术在公共部门应用的研究边界，也为未来探讨博物馆、档案馆等同类公共服务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切入点和分析视角。

结论

本文采用SBM模型测算了2015―2023年我国30个省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考查了数字化水平在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提升中的角色。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公共图书馆服务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特征。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磨合期，只有度过这一阶段，服务效率才会随数字化程度提升而快速改善。

这种非线性演化关系为公共图书馆规划数字化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图书馆管理者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不仅需要具备前瞻视野，更应保持战略定力，正视转型初期可能出现的服务效率波动。基于此，更为稳妥的策略是采取渐进式推进模式：可先在局部业务或特定馆区开展试点探索，通过小范围实践积累操作经验、识别潜在问题，并据此优化实施方案。在此过程中，应重点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强化对馆员的信息技术培训，提升其对数字平台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同时，构建完善的技术支持体系，如系统维护机制、用户反馈通道等，以加快组织内部的学习节奏和缩短新技术适应周期。

2024年宜昌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宜昌完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ysk24ybkt153）。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图书馆）

参考文献：

[1]储节旺,储伊力.我国省域公共图书馆效率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uper-SBM与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2):33-38,55.

[2]万莉,程慧平.我国省域公共图书馆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4,34(02):15-21.

[3]张伟锋,宋红文,覃红.公共图书馆投入产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9,38(06):1080-1092.

[4]王婷,李少惠.我国公共图书馆效率的层级差异及其动因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29(05):11-20.

[5]石丽,秦萍.空间视角下中国公共图书馆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09):10-18.

[6]Su Shuai,Zhang Fan.Modeling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regional 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of China: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uper efficiency DEA-Tobit model[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0,26(01),110-227.

[7]刘明,邓志慧,王一凡.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J/OL].兰州财经大学学报,1-20[2026-02-25].https://link.cnki.net/urlid/62.1213.f.20250314.0909.002.

[8]庄伟,吴梵.数字化驱动公共图书馆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24(12):161-168.

[9][10]庄伟,吴梵.数字化驱动公共图书馆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对策[J].山东社会科学,2024(12):161-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