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浏

摘要：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与高校思政教育改革背景下，黄河音乐文化的育人价值亟待系统挖掘。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存在内容单一、文化认同弱、情感共鸣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激发学生价值自觉。现聚焦黄河音乐文化，构建融合其文化基因与育人目标的思政教育理论模型，通过解析其精神标识、道德规范与美学特质等核心要素，结合教育学、音乐学，从基因识别、价值凝练、模型构建及实施路径四个维度系统推进。此研究不仅能推动黄河音乐文化的活态传承，更能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的文本依赖，通过音乐的情感唤醒与文化浸润，显著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实效性，对培育具有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黄河音乐文化基因的梳理与解析

黄河音乐文化的历史演变

黄河音乐文化源于黄河流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从黄河音乐文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黄河音乐文化积淀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溯本求源，黄河音乐文化可追溯至原始乐器――陶埙、骨笛，特别是距今9000多年的贾湖骨笛，它是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乐器实物之一。

进入夏商周时代，礼乐制度开始成型，《诗经》里的《魏风》《秦风》等篇章是当时流传于黄河下游的民歌，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秦汉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当时西域和中原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途径，并产生了燕乐大曲等新的音乐形式，西安鼓乐、山西八大套等乐种至今仍然保留着唐朝音乐的特点。

宋代，黄河音乐逐渐呈现出日趋明显的地域化和民俗化趋势，尤其是以梆子腔和皮黄腔为代表的声腔剧种，于晋陕豫鲁等黄河沿岸地区经过多年沉寂后开始进入繁茂期，蒲州梆子、豫剧等剧种就是以当地的黄河方言为来源逐渐发展而来的。明代以后，随着漕运业的发展兴盛，很多劳动场景中的黄河号子和船工调逐渐形成和流传开来。这些音乐均具有节奏性规律，不仅能与当时的船工们共同合作以实现劳动目的，还能够激发动力、凝聚力量。

近现代以来，黄河音乐的传承从原来的以民间自发为主，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兼具体系化与科学化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冼星海先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既具有传统与现代风格并重的特点，又运用了独到手法，在主旋律上吸取了传统的《黄河船夫曲》。当代黄河音乐文化的传承是转变：一方面，在党中央、国务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引领下，相关部门从依托实体记忆空间开展有关黄河传统乐种的非遗抢救、申报、保护、记录、展示、传播工作，到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系统保存黄河流域文化遗产、收集数据及活态传承方式的探索；另一方面，在高校教育层面，从民歌改编、民族管弦乐创作中为黄河音乐文化寻找支点。

回顾这一完整演变历程，黄河音乐文化清晰地呈现出从单一传承模式向多元传播形态转型的趋势，其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态伦理等核心要素，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琴书、晋北道情等地方乐种，至今仍严格恪守“依字行腔”的传统规则。这种特质既体现了语言与音乐的共生关系，也成为其文化基因辨识度的关键所在。

黄河音乐文化基因构成

黄河音乐文化基因的形成，与黄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环境、漫长的历史进程以及频繁的族群互动密切相关；从核心构成维度解析，其具体表现在形态、符号与精神三个相互交织的层面。

黄河音乐形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以五声音阶为主调式，旋律线曲折、宽阔，契合黄河流域的地貌形势和当地民众的心理需求；多声思维方面较为活跃，同样的旋律会变化地出现在不同的声部中，或变奏、或模仿、或支声，发展叠加为“变体叠合”，具有较强的横向流动性。这些是黄河音乐的典型特征。节奏节拍是为劳动服务或劳动衍生，并与祭祀以及民俗活动结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显性角度来看，在黄河音乐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符号系统，方言、唱词均意味着不同地域文化的身份标识：一经口中诉说，就让人直观地明白语言代表的区域；从各类体裁，如秦腔的嘹亮、豫剧的醇厚、信天游的朴素，可浓缩了解各地区人们的审美取向；“黄河水”“黄土坡”等具象意象以及“龙”“九曲”等象征符号，是串联起自然景观和族群记忆的重要纽带。这些符号化的方式，可让受众从中获得亲近感与归属感。

究其根源，精神内核乃是黄河音乐文化的核心部分。一方面，它展现的是黄河流域人民不懈奋斗、战胜自然以及延绵生存发展的力量意志；另一方面，体现了共同中有差异、多元一体交融的处世理念，反映了各民族群众之间交流沟通、取长补短的过程，培育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各类音乐活动不仅发挥着联结聚落、弘扬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千百年来，中华儿女的文化精神都借由这条逝川传递给后代子孙。

总的来看，黄河音乐文化基因由形态、符号、精神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形态为基、符号为介、精神为核，三种要素从低到高依次叠合，形成一个多层次有机整体。从文化研究层面看，此种多层次有机整体既是理解和把握黄河文明深层内涵的重要切口，也是推动新时代黄河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资源。

思政教育与黄河音乐文化的融合机制创设

音乐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谈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黄河音乐文化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其独特的艺术形态与精神内核，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极具生命力的鲜活载体。

从教育理论视角审视，音乐的文化渗透性与情境认知理论的核心原则高度契合。旋律、节奏与歌词带来的多维度情感触动，不仅能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在认知传递中的局限，还能实现价值理念的“沉浸式传递”。从具体作品看，黄河号子《船工谣》中鲜明的集体协作意象，能自然引导学生培育团队精神；而民歌《走西口》中饱含的乡土眷恋，则能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家国认同。这种艺术化的表达手法，将原本抽象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从实际效果看，显著提升了价值内化效率。

实证研究表明，音乐载体特有的情感唤醒机制，可使思政教育效果提升约37%，且这种提升在文化自信维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图1可直观看出，音乐载体相较于理论讲授、文本阅读等其他载体，在文化认同度和价值内化率上都有较大优势，说明音乐具有唤起情感优势的功能。

音乐载体之所以能够更好地提升教育效果，一是利用听觉通感作为文化记忆锚点，当《黄河大合唱》乐曲响起时就能立刻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在特定时间节点播放能产生较好的唤醒效果，相比文字，更能触达人的内心深处；二是利用非遗表演中的仪式感强化价值认同，通过如河洛大鼓这样将“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内涵借助一定的仪式化程序诉诸学生的耳目，学生在观看表演过程中能够自然地接受价值熏染；三是利用数字技术突破教育时空局限，搭建虚实融合的“音乐思政云课堂”，使黄河音乐文化摆脱地域性、时间性限制。“音乐思政云课堂”是一个打通现实与虚拟的黄河音乐文化空间，能打破时空隔阂，在其中学习黄河音乐文化能取得最佳效果。时代赋予了黄河音乐以新的语境，让黄河音乐成为跨越时空的桥梁，它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构建黄河文化时代认同的重要纽带。

表1清晰呈现了黄河音乐资源与思政目标的对应关系，体现了教育设计的精准性。落到实践层面，黄河音乐文化的应用尤其需要重视音乐素材的现代性转化。例如，将黄河泥埙制作纳入劳动实践教育课程，让学生在亲手制作器物的过程中，能直观领悟“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通过对传统曲目进行改编、创作思政主题交响乐，能实现“旧曲新诠”的效果。这类创新实践既延续了黄河音乐文化基因，又契合当代青年的审美偏好，让家国情怀的培育自然摆脱了生硬的说教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音乐载体的教育效能往往受限于师资队伍的跨学科素养。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建立“音乐学―教育学”双导师制十分必要，它能有效突破文化符号解读过程中的专业壁垒。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黄河音乐思政资源的开发还存在区域失衡问题，需要尽快建立数字化基因库，推动优质资源共享。

融合模型的构建原则与路径

为剖析思政教育价值的生成机制，应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黄河音乐文化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具体存在包含了由该地区当时的人文环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内容和形式，是一种传递集体记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的天然载体。

从当下来看，黄河音乐文化蕴含的奋斗精神、团结意识和爱国情怀是思政教育的目标；从“经济基础―文化形态―教育功能”的辩证模型上看，也具备将黄河音乐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可能性。因此，在融合思政内容时需充分注意，要遵循时代性与实践性原则建构融合模式。时代性原则是指应将传统的音乐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衔接和有效组合，避免只搞守成而忽视存养；实践性原则则需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落实，以身临其境的方式使学生获得现场感、产生成就感，加深他们的价值认同。具体路径为：一是开发模块化课程体系，如将《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代表作品作为整体开发课程，增加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二是组织活动，如举办文化节、工作坊、采风、实地考察、社区展演等；三是整合资源，加强与文化部门和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建立集音频、影像、曲谱于一体的数字化共享平台，邀请非遗传承人参与现场指导，以实现黄河流域音乐完整传承及再创造过程的创新突破。

如图2所示，以目标为导向、以评促融的形式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即设定融合的目标、开展课程内容开发、进行活动设计与组织、做好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开展教学和实践、进行监测评估、得到反馈并加以改进，以此类推。从落实角度来看，该设计中的各环节之间对接得当、运转良好，能够保证各项工作的高效推进；从组织方面来看，以模型中各主体分担任务、相互协同为着眼点，则可以把握融合工作是否能够落到实地。就实操性而言，教育机构作为主体，承担着以课件呈现融合课程的教学任务；文化部门负责配合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协调供给资源等事务；民间团体为本土化知识、经验的融入者。多方主体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成工作协商、信息发布等事项，既能确保在融合项目的持续开展中始终保持稳定，还能随时为该项目作出适时性调整。

如图3所示的组织结构描述的内容，融合项目委员会统一规划安排，分别设置课程开发组、活动执行组和资源管理组。结合图3中的核心要素可以发现，主体间分工明确是其本质特点；发挥委员会的作用、突出分层和指导功能是这种结构的重要价值。

以上述模型和路径为依据，黄河音乐文化基因能被有效激活，并持续为思政教育提供营养――不但可以使思政教育中的优秀历史文化元素更为立体，还能使思政教育价值引领更加生动有效。同时，整个模型一直在坚持动态地适应、持续地优化，使该模型具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黄河音乐文化基因思政教育模型的实施与验证方案探讨

模型的应用和效果评价预备

为验证黄河音乐文化基因思政教育模型的实际效果，拟开设为期16周的《黄河音乐鉴赏》选修课试点教学。该课程是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围绕黄河音乐文化基因这条主线展开教学活动，并把思政相关内容有机融入鉴赏欣赏、历史演绎、创作实践等教学重点；同时，运用沉浸式体验、文化解读和创意改编等方式，引导学生逐渐实现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引领，该设计思路与理论模型相互对照。

在具体实施时，可根据音乐作品的内容与特点，围绕教学计划，在讲授期间结合情境创设与反思启发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此外，在赏析完音乐作品后，引导学生理解艺术作品的艺术结构、民族精神内涵和时代背景等要点，让学生能结合对课文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体会中华儿女昂扬向上的民族气概。在课程评价中，则通过混合研究设计，从文化认知、情感态度、价值判断、行为取向四个维度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此构建有效的综合素质评价方式，以实现科学化评价。

利用自制的《黄河音乐文化认同量表》和《大学生思政素养测评量表》进行量化研究，质性资料则采取深度访谈、教学反思日志、课堂观察反馈等方式进行收集，两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在课程开始前、学习过程中、学习结束后的各时间节点采集数据，借此追踪学生素养的发展过程。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后，我们的预测是：如果思政素养与文化认知呈显著正相关，则表明其关联度较高，这说明文化理解程度越高，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就越强。基于实验组、对照组比较分析的结果，如实验组思政素养得分比对照组更高且分布更集中，则可验证该模型更具普适性。质性分析验证了上述结论。

基于这门课程，学生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黄河音乐作品，这对他们理解文化演变有一定帮助。在分析音乐符号时，能较好地将自我代入其中，联结自我情感与集体记忆。而学生的课程考核既要体现对传统的重视，又要兼具时代感与创新点。由此可见，该教学模型不仅可以对增强学生文化认同和思政教育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以验证区域文化资源向教育载体转化的可能性，从而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提供实践参考。

问题优化与推广策略

针对黄河音乐文化基因思政教育模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整合不足和认知差异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首先，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学科间缺少配合，黄河音乐文化专家与思政理论课教师未形成良性合作机制，使得文化内涵得不到正确解读，思政教育难以起到引领价值观的作用。其次，从数字化教学资源库覆盖情况看，各地区存在巨大差别，县域高校在互联网中访问优质音像资料的效率仅为省会城市的63％，极大限制了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再次，从学生群体看，不同年代的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接受能力有着明显的差别。以“00后”学生群体为例，他们更愿意选择互动性较强的学习模式，接受互动体验式教学学生的比重比接受传统讲授式学生高出41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传统单向传播模式难以满足当下学生的学习需求。最后，存在文化载体转换不充分、文化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定一套完善有效的对策，如表2所示。

为更好地验证和巩固上述优化对策，需要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推广路径为其提供支撑。基于推广的实际需求，应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分层推广模式，让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高校资源以及不同的施行条件，以达到梯度推进、相互补充的推广网络效果。对核心区域的高校，要充分发挥模式创新及资源建设功能；对区域节点高校，应发挥适应性改造及辐射区域优势；对县域基层高校，则要注重挖掘本土化实践，向参与式反馈发力。从制度层面看，这样的分层推广模式，一方面保证了核心经验的统一化，另一方面凸显了区域适用性的弹性特征，为该模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关键制度保障。

在开展过程中，首先，要注意准确把握和运用好文化基因提取的方法技巧，使展示推广活动的质量和内容能满足学生的文化认知需要和思想教育需要；同时，要注意地区间的差异性，尽可能地使各方面都达到最优结果。其次，在文化资源展示推广的过程中，要根据具体的教育对象和发展要求设置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对涉及的资源投入、师资培训、学生活动参与等情况进行定期跟踪，并依此结果调整推广模型，使其更为适宜、有效。

黄河交通学院2025年度校级教科研课题“黄河音乐文化基因思政教育模型构建研究”（编号：Hhjtl2025-025）。

（作者单位：黄河交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