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柳

摘要：数智时代，泰国用户如何通过网络平台认知中国成都，值得深入探讨。现通过分析2004年至2025年的谷歌搜索数据、2008年至2025年的YouTube视频内容，以及近几年的泰国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内容，发现泰国对成都的关注经历了从“无人问津”到“稳定关注”，再到近年“爆发式增长”三个阶段，不同的数字平台像不同的“滤镜”，呈现了成都的不同面貌。城市的国际形象已不再是单方面宣传的结果，而是由各类网络平台及用户互动共同“塑造”出来。理解这一塑造过程，对城市开展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数智全球化时代，城市国际形象的建构正经历从单一叙事向多元共建的根本性转变。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国际形象备受关注，与泰国日益紧密的旅游往来及认知互动，使其成为观察数字媒介如何中介跨文化认知的典型案例。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平台或传统媒体，缺乏对多元数字平台进行长时段、对比性的深入分析。为弥补此缺口，本研究以“媒介建构现实”为理论视角，通过梳理与分析泰国民众借助数字平台认知成都的历程，旨在探究数字平台如何合力塑造泰国民众对成都的认知图景。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城市形象的“他塑”机制提供实证，还为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提供从“宣传”到“生态培育”的实践启示。

数字时代城市形象的建构转向

城市的国际形象主要由政府、主流媒体通过外交与文化交往进行塑造，形成集中、单向的叙事模式。然而，随着数字平台（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全球性普及，这一传统模式被彻底颠覆，使得城市形象日益成为一种动态、多元且在全球网络中持续流动的“媒介建构物”。在此生态中，各平台凭借其技术特性与对用户浏览习惯的分析，如同功能各异的“透镜”，对城市进行差异化呈现；用户则通过跨平台的信息拼图，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合成相对完整的认知图景。这一根本性的范式转向，构成了本研究的现实起点。

本研究以“媒介建构现实”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媒体并非单纯反映客观现实的“镜子”，而是数字时代积极的意义建构者。这一建构过程具体表现为：算法决定我们“看什么”，平台设计框定我们“怎么看”，而用户的点赞、转发与再创作，则共同定义内容的“价值与意义”。因此，数字时代的城市形象，本质上是技术逻辑、平台生态与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建构物。

然而，纵观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可供深入探索的空间。许多研究聚焦单一平台（如仅研究社交媒体或新闻网站），缺乏对不同平台间角色差异与联动效应的对比分析；长期追踪一个城市国际形象在特定国家如何历时性演变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中国城市，特别是诸如成都这样的内陆中心城市，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如何被认知的研究尚不充分、深入。本研究将依托长时段、多平台的对比分析，融合量化数据与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案例剖析，以期具体阐释数字平台塑造他国城市形象的微观机制与宏观图景。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尝试构建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创新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本研究采用了多平台对比的分析策略，旨在系统考察不同数字媒介在塑造成都形象中的差异化角色。具体而言，研究收集了泰国主流新闻媒体，如《泰叻报》（Thairath）、《实时快报》（Khaosod）及泰国通讯社（Thai News Agency, TNA）等过去数年关于成都的报道，以分析主流媒体的叙事框架。同时，爬取了泰国用户在TikTok等短视频平台发布的高热度内容，以观察民间话语的生成与传播。其次，利用了谷歌趋势这一工具，系统采集了泰国地区从2004年至2025年关于“成都”及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数据。通过分析搜索量的时间序列变化、地域分布及相关搜索词，能够客观描绘出泰国网民对成都关注度的整体演进轨迹、关键转折点及兴趣焦点。最后，将搜索行为数据与媒体内容分析结合，解读平台技术逻辑、用户主动行为与内容叙事框架三者间如何交织，共同完成对城市形象的数字化建构。

从空白期到爆发期的20年轨迹

根据谷歌趋势平台，针对泰国地区关键词为“เฉิงตู”的网页搜索数据（检索于2025年12月）进行长时段的观察与分析，能够清晰勾勒出泰国社会对成都的关注度在过去20年间所经历的演变。这一演变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个阶段，构成了从无声到喧哗的完整叙事弧。

第一阶段可被称为信息空白期，该阶段以2004年互联网在泰国开始普及为起点，一直持续到2017年左右。在此期间，“成都”作为关键词在泰国地区的搜索量长期处于极低甚至可忽略不计的水平。波动曲线平缓，没有出现明显的峰值。这种空白状态，反映了当时中泰交流格局中，成都尚未成为突出的交流符号，缺乏足以引发当地民众广泛兴趣的触发点。

转折发生在第二阶段，即稳定兴趣期，时间跨度约为2018年至2022年。从2018年起，关于成都的搜索量出现了稳定且显著的提升。曲线开始呈现规律性的起伏，如在泰国的长假期间或中国的黄金周前后，搜索量会出现小高峰。这种模式暗示，成都开始被部分泰国旅游爱好者、自由行游客或商务考察者纳入潜在的目的地清单，这座城市也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名词，逐渐转化为值得考量、亟待了解的具体选项。

第三阶段，即爆发互动期，从2023年到202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极为鲜明，关注度呈现井喷式增长，搜索量曲线陡峭上升，并在2024―2025年达到整个观察期内的顶峰。这种爆发式增长并非偶然，而是与一系列高能见度的国际事件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调整紧密相关。首先，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集中举办。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通过泰国媒体对这些赛事的报道，自然而然地将其主办城市成都推到泰国公众面前。这种国际级的曝光，为成都进行了一次权威且现代化的“形象背书”，使其从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升级为有能力承办全球盛事的国际都市。其次，具有直接催化作用的便利政策。2024年3月正式生效的中泰互免签证协定，彻底降低了跨国旅行的门槛。对普通泰国游客而言，前往中国旅游的成本和实际手续障碍大幅降低。成都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航空枢纽和旅游集散地，其吸引力被急剧放大。政策红利直接转化为强烈的搜索意愿和出行规划行为。由此可见，体育赛事塑造了泰国民众对成都正面且现代化的认知，而免签政策则为泰国民众提供了触手可及的行动可能性，两者的叠加效应，共同引爆了泰国社会对成都关注度的“完美风暴”。

这种关注度的增长在泰国国内并非均匀分布。数据分析显示，搜索请求高度集中在曼谷及周边的都市区，以及普吉、清迈等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居民出游意愿强的旅游热门地区。这一地理分布特征揭示了认知扩散的社会圈层规律：对成都的关注和兴趣，最先在泰国数字化程度最深、经济最活跃、与国际接轨最密切、且已养成跨国旅行习惯的城市中产及以上阶层中产生和传播。他们是数字平台的重度用户，是国际资讯的敏感接收者，也是新旅游目的地的早期探索者。他们的搜索与分享行为，通过社交网络进一步影响更广泛的群体，推动认知从核心圈层向外围扩散。

搜索行为建构的差异化形象

数字平台并非中立的管道，其各自的技术架构、主流内容形式和用户使用习惯，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媒介透镜”，深刻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呈现方式。对泰国民众而言，谷歌和YouTube是了解成都的两个重要信息入口，这两个平台分别建构了成都理性与感性的双重面孔。

当泰国用户打开谷歌搜索“成都”时，其行为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他们正处于行程规划的初期或中期阶段，需要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谷歌趋势提供的相关搜索词条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其中高频关联词包括“机票”“天气”“火车票”“酒店”“旅游攻略”“花费”等。用户通过谷歌，试图获取关于成本、时间、可行性和基础条件的客观信息，以降低旅行决策的不确定性。一个尤为有趣的现象是，许多泰国用户会专门查询“成都Pantip”。Pantip是泰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在线论坛社区，以其用户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讨论的深度著称。这一搜索行为表明，泰国网民并不完全满足于谷歌提供的标准化信息或商业化推广内容。他们迫切希望跳转到本国的、由同胞分享的体验空间，寻求更接地气、更值得信赖的“口碑”和“真实评价”。因此，通过谷歌搜索引擎建构的成都形象，具有高度功能化、去情绪化特征，它是有待验证、需要攻略、可以被计算和比较的“规划对象”与“问题集合”。平台的技术特性（关键词匹配、信息索引）与用户规划行程时的理性需求完美结合，共同强化了这一高度功能化的务实形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YouTube所承载的功能角色。谷歌趋势数据显示，泰国用户在YouTube上搜索“成都”的意图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从“我该怎么去”拓展为“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搜索关联词也随之变为“旅行Vlog”“美食”“九寨沟”“大熊猫”“四姑娘山”“街头小吃”等。YouTube作为以视频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其优势在于提供沉浸式感官体验。在该平台上，信息被故事化和情感化包装，用户不再局限于收集数据，而是在进行一场“预体验”。他们通过博主的眼睛去观看，通过博主的描述去感受，通过博主的喜怒哀乐去建立情感联结。这种基于视觉和叙事的沉浸感，将成都从一个地理坐标，转化为充满魅力、新奇体验和情感吸引力的“感官世界”与“梦想之地”。YouTube平台上的内容，无论是由专业旅行博主创作，还是由业余爱好者制作，都充满了个人色彩和主观评价，这使得建构出的成都形象显得亲切、生动且富有吸引力，极大激发了泰国民众的向往之情。

更重要的是，谷歌与YouTube建构的这两种差异化形象，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用户跨平台使用行为中实现了互动与整合，形成了认知深化的阶梯。一个典型泰国潜在游客的认知路径可能是：首先，由于免签政策，对成都产生初步兴趣；其次，转向谷歌进行可行性研究，查询机票价格和基础攻略，在心中将成都确立为可行的选项；再次，为了获得更直观的感受并做出最终决策，转向YouTube，观看多个旅行视频；最后，可能再次回到谷歌或Pantip论坛，搜索视频中提到的具体地点或餐厅的详细评价。在此过程中，谷歌提供的理性基础与YouTube提供的感性动力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游客从“知晓”到“兴趣”再到“行动意图”的转化。此外，平台间的联动效应也日益显著。例如，TikTok平台上关于成都某小众打卡点的短视频突然“爆火”，会立刻带动该地点在谷歌和YouTube平台上搜索量的激增。这揭示了城市的数字形象在动态、互联的媒介生态中被不断刷新和重塑。用户如同拼图，从不同平台撷取不同性质的碎片，最终在脑海中合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城市认知图景。平台间的差异与互补，恰恰是这一建构过程得以丰富和完整的关键。

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二重奏

在数字媒介场域中，关于城市形象的叙事并非单一来源。主流媒体代表的官方话语与普通网民代表的民间话语，运用不同的叙事框架、修辞策略和传播逻辑，共同奏响了一曲塑造城市形象的“二重奏”。两者之间既有分野，也有对话，正是这种张力共同勾勒出城市形象的最终样貌。

泰国官方及主流媒体在报道成都时，倾向采用成熟、稳健且具有宏观视野的叙事框架，其核心在于“赋形”与“定位”，即为成都赋予清晰、正面且符合国家间交往需求的形象。首先，也是最突出的，是经济合作框架。媒体报道频繁聚焦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市场枢纽的地位，详尽报道成都至曼谷直航航线的加密、泰国热带水果在成都超市的热销、泰国商人在成都参展或投资的故事等。在这一框架下，成都被塑造为充满商机的“经济伙伴”、庞大的“消费市场”及重要的“客源地”。其次，是国际形象框架。针对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世界运动会，泰国媒体的报道重点在于赛事本身的成功、组织工作的井然有序、场馆设施的先进，以及城市为此所做的准备。这一框架旨在突出成都的现代化程度、国际接轨能力和软实力，将其描绘为成熟、可信赖的“国际活动主办者”。最后，是友好文化框架。媒体乐于报道成都的大熊猫基地、独特的现代建筑（如太古里）、悠久的饮食文化等。这些内容轻松友好，跨越文化隔阂，能够迅速引发民众好感。在这一框架下，成都被塑造为迷人、有趣且具有独特文化魅力的“友好之城”。总体而言，泰国官方话语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和权威的发布渠道，塑造了光鲜、有序、机遇涌动且文化亲和力强的成都形象。这种形象宏大且经过提炼，其最终目的在于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迈向更高水平。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泰国普通网友在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分享的关于成都的内容，则完全遵循另一套叙事逻辑――体验奇观与情感共鸣框架。民间话语的核心在于个人化、感官化和微观化。其一，制造感官奇观。短视频最擅长的便是直接的视觉冲击。无数视频聚焦成都璀璨的城市夜景、沸腾的九宫格火锅、人流如织的春熙路及令人惊叹的变脸表演。这些内容并不追求深度解释，而是通过强烈的画面和音效，瞬间抓住用户注意力，制造“必须亲眼看一看”的打卡欲望。其二，进行微观体察。民间叙事充满了对成都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许多视频讨论成都地铁是否便利、景点厕所是否干净、某家小店的服务态度如何、物价与泰国的对比等。这种对“琐事”的关注，恰恰是官方报道几乎从不涉及的。它让成都从抽象的经济体或文化符号，转变为具体、可触摸的“生活现场”，提升了认知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其三，讲述个人故事。博主们用第一人称视角记录自己在成都的经历，包括如何因语言不通而点错菜、如何被热情的当地人帮助、如何在陌生的街角发现惊喜等。这些故事充满个人主观情绪，并通过镜头语言和直接倾诉，与观众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结和信任关系。因此，民间话语呈现的成都，是充满烟火气、细节丰富、有温度、有意外、可沉浸式体验的“生活游乐园”。

这两种话语体系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数字空间中形成了有趣的互动与合力，共同促成了成都城市形象的多维塑造。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印证”与“补充”两方面。相互印证增强了可信度，相互补充则创造了立体感。没有民间叙事，成都的形象可能流于刻板和遥远；没有官方叙事，成都的形象可能显得碎片化和缺乏深度。官方叙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主动“推”（推广、定位），民间叙事则以自下而上的姿态自发“拉”（吸引、体验），二者在数字公共领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协商”与“合唱”，共同完成了成都形象在泰国社会的“共建”。这种竞合关系使得最终形成的城市认知既具有“官方背书”的权威性，又具有民间验证的生动性，成为更复杂、立体且富有生命力的媒介建构物。

作为数字媒介建构物的城市形象

本研究通过梳理与分析2004―2025年间泰国民众借助数字平台认知成都的历程，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当前数字时代，泰国社会所认知的成都，本质上是由多元数字平台、多重叙事框架及跨国用户持续互动共同塑造的“媒介建构物”。这一建构过程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动态、分层且充满博弈的社会意义生产实践。其建构图景呈现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建构者的多元化。城市形象的塑造者已从传统的政府与专业媒体，扩展至包括平台运营商（通过算法和界面设计）、泰国本土媒体、跨国旅游博主、泰国的关键意见领袖及无数普通泰国游客在内的庞大行动者网络。其次，形象呈现的分层化。不同的数字平台因其技术特性和主流使用场景存在差异，扮演了差异化的“认知透镜”角色。最后，建构过程的动态化。城市形象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重大事件（如国际赛事、政策变更）、热点内容的Viral传播及平台算法的迭代更新而不断波动、演变和刷新，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和情境依赖性。

同时，本研究带来的启示具有双重性。理论层面，强调在数字时代研究城市形象或国家形象时，必须将“平台性”作为核心分析维度。平台不仅仅是内容的中介，其自身的技术逻辑（如搜索引擎的排序算法、社交媒体的推荐机制、短视频的流量分发模式）如同“看不见的手”，深刻决定着哪些信息被看见、以何种顺序被看见以及被谁看见。这种技术架构对认知框架的塑造力，不亚于传统的内容把关。实践层面，本研究对城市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以我为主、单向度”的传统宣传模式在复杂的数字生态中产生的效能有限，有效的国际传播需实现从“宣传”到“生态培育”的战略转向。这意味着，城市形象的塑造者需要深入理解对象国数字社会的运作逻辑和话语场域，学会与当地的平台、媒体和“网红”合作，善于识别和利用民间叙事中自然生长的正能量。此外，传播内容需要跳出宏大的成就报道，深入挖掘并创作更多能够引发情感共鸣、展现生活细节、体现人文温度的微观故事。官方叙事既要为民间分享提供充足的素材和话题，也要敏锐倾听和回应民间话语中产生的疑问与反馈，在互动中不断完善城市形象建构。

本研究表明，在数智全球化时代，城市的国际形象由其真实底蕴与数字网络中的多元叙事共同建构。成都的案例揭示了当官方与民间叙事共振、实用与感性信息协同时，便能在异国用户心中塑造出真实可感且富有魅力的数字孪生体。

当然，本研究亦存在边界与局限。结论的得出主要依托线上公开数据，对用户的深层认知态度与线下行为转化机制的分析，有待后续结合访谈等方法加以拓展。同时，本研究选取成都作为个案，其特殊性意味着，其他中国城市在泰国乃至东南亚的形象建构路径可能与之有所不同。理解并善用数字平台的复杂共建逻辑，已成为城市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通过比较不同城市或区域案例，提炼出更具普遍性的模式，从而为城市国际传播实现从“宣传”向“生态培育”的实践转向提供更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指引。

本文系成都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四川省泰国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都城市形象在泰国的接受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PRITS202311）。

（作者单位：成都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