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静1 林海玲2

摘要：庙会的创新不是基于历史文本的复古求真，而是客观正视伴随商业化而来的文化变迁，体现出文化自身的变迁性。城市化与城镇化带来的商业文化和休闲生活方式并未割裂家庭归属感和乡土认同感，以娱乐活动承载地域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仍是江南庙会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核心。大地是孕育诗性的文化母体，无论是博物馆、民俗节庆还是传统村落，任何文化再生产的场域都不应脱离乡土人文生态。只有以乡土视角和乡民立场体验庙会的娱乐精神，才可能感知阈限的真实和诗性的永恒。

研究现状

庙会向来是民俗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活动特性，以及其中蕴含的民族性、延续性和变异性，决定了庙会“原真性”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原真性”（authenticity）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最初是为强调文化结构的认知和文化原真性的保持，即强调文化研究的核心与根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学界对“原真性”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客观真实到建构真实，再到存在真实的渐进过程，研究视角逐渐从客体真实转为客体真实与主体真实的辩证认知，再到社会变迁中主、客辩证认知的动态考察。

谢彦君等对旅游文化体验的研究使中国学界对“原真性”的认知逐渐从客体真实转向主体认知，并以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产生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彭兆荣（2006）、杨振之（2006）的理论研究各有侧重，彭兆荣、张军关注文化“原真性”存在的多种形态，杨振之则强调基于真实感的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上述理论研究对此后十年间民俗“原真性”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四川九寨（卢天玲，2007）、黑衣壮村寨（高燕，2007）、云南石林（田美容，2005）等一系列个案实证研究成果和相关专著相继产生。就旅游主体研究而言，“旅游者的真实性诉求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中国的大众旅游能否与之存在文化编码和价值判断上的共通性，仍值得继续探讨”（赵红梅，2012）。就旅游客体研究而言，以台湾学者李亦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研究舍弃了文化的根本，忽略了对文化结构与脉络的梳理。文化探讨的缺失，客观上造成了各地庙会旅游产品的同质化与本土特色不足问题。

在学术研究领域，庙会民俗旅游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过往研究多聚焦节事旅游，以及资源开发的旅游经济范畴，从文化视角对庙会文化结构特征与呈现形式展开深入剖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文化层面的研究不足，致使江苏庙会民俗独特性难以充分彰显，在客观上也对民俗旅游吸引力的提升形成了制约。

鉴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将庙会民俗的“原真性”确立为核心研究主题，以结构主义为基本理论视角，深入探究社会商业化变迁背景下庙会文化的内涵、文化变迁轨迹及文化传承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庙会民俗研究领域贡献新的思路。

延续与变迁：庙会文化原真性的表述主旨

庙会与赛会：概念的历史认知

庙会是以民间信仰为中心展开的祭祀庆典和休闲娱乐活动。其独特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以及蕴含的地域性、延续性和变异性，决定了庙会独有的文化吸引力。“知识考古”一词源于福柯《知识考古学》，强调以历史主义态度对文化进行溯源性的结构探知。知识考古是探讨文化原真性的前提。

历史上江南庙会又称“赛会”，就赛会特征而言，有“座会”和“巡会”之分。“座会”是在祠庙内或祠庙附近举行的定点性赛会，朝神进香是此类赛会的特点，因此又称“香会”，如“观音会”“浴佛会”“真武诞会”“吕祖诞会”等。“巡会”是指扛抬祠庙中的神像外出巡游，再迎回的活动性赛会，以“舁神出巡”为特征，又称“迎神赛会”，如“猛将会”“城隍三巡会”等。“巡会”以出会时间划分，又分为“例会”与“难会”。“例会”是定期举行的赛会，如一年一次的“东岳诞会”、一年数次的“城隍三巡会”、数年一次的“双杨会”；“难会”是在特殊时期临时举行的赛会活动，如“祈雨会”等。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评价迎神赛会，“赛会是南方好，因为他们文化发达，搬得出许多花样，而且会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赌胜，竭尽他们浮华的力量”。“舁神”巡游、龙舟竞渡和赛神演剧是赛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大娱乐项目。受西方文化影响，近代赛会不仅指代民间酬神活动，还指代以商品展览和商贸洽谈为主要目的的展会，尽管中式赛会与西式赛会渊源不同，但二者在商品陈列的丰富性和新奇性上具有诸多共通之处。因而，晚清以来，有识之士不断提议将迎神赛会改造为西式赛会，以达成与西人商战之目的。尽管付诸实践的改造仅在部分区域零星展开，却体现了传统赛会向现代经济型赛会演变的趋势，为19世纪30年代赛会的去宗教化改造和庙市革新奠定了舆论和组织基础。明清以来，庙会在江南民间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除都市大邑之外，随着当时江南乡镇的勃兴，庙会也遍布江南各村镇，成为江南乡镇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纵观赛会变迁历程，“赛”的字面含义由“酬谢、报答”逐渐发展出“夸耀、竞争”的衍生意义，后者甚至逐渐取代前者成为“赛”的主要含义。这一变化或许发端于赛会中“争奇赌胜”的娱乐行为。江南庙会具有独特的水乡地域特征，既植根于河网密集的水乡地理环境中，也植根于诗书、戏曲文化发达的人文环境中，更植根于经济发达的社会环境中。除了文化主题的多样性，江南庙会的世俗性特质还体现在三方面：水上娱乐形式的丰富多样、曲艺表演的异彩纷呈，以及庙市商品的精巧雅致。更关键的是，它承载着戏曲、音乐、舞蹈、杂技、手工技艺等民间艺术的传承使命，堪称乡土艺术的“滋生地”和“孵化地”。

娱乐：庙会文化的原真性表述

台阁巡游、龙舟竞渡和赛神演剧曾是赛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大娱乐项目。明清以来，上述娱乐形式呈现出台阁人物世俗化、龙舟竞渡表演化、戏剧表演商业化、庙市商品会展化的商业化变迁特点。从民俗仪式的角度来看，台阁人物的对象选择和台阁巡游的仪式特征集中体现了乡土的审美观念和空间意识。“舁神”队伍以金鼓、旗、锣、伞、扇为前导，中间穿插着台阁、钢叉、花篮的展示，以及踩高跷表演和戏曲人物装扮的巡游者。这一“舁神出巡”仪式发端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行像仪式，在宋代以后逐渐与民间“社祭”仪式结合，成为强化乡土认同和地域认同的重要形式。“轧神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神仙会”是苏州最盛大的庙会，影响遍及城乡各地，现有庙会中祭祀吕洞宾和民众互相挤压以沾“仙气”的民间仪式逐渐淡化，办会时间也由吕洞宾诞辰改为网络情人节“520”，但台阁和水上巡游的仪式仍然保留。周边虎丘、石路等街区仍按照会期轮流办会以延续传统，庙会的影响范围相对稳定，成为苏州人建构地域认同的重要文化标识。

龙舟竞渡充分展现了水乡庙会的水上特色，竞渡不仅比赛水手的竞技速度，还比拼水手的舞台表现能力。早在明清时期，江南庙会的水上竞渡就已突破端午时节的时间限制。当地依托河网密集的特点，在有水之处行竞渡，将龙舟竞渡与水上戏剧人物表演和凫水技能竞技结合，使得龙舟竞渡这种传统文娱活动更集中呈现水乡娱乐狂欢精神。张岱《西湖香市》以细腻笔触描摹了这场起于花朝、止于端午的庙会盛景：彼时南北游客纷至沓来，北至山东、南至嘉湖的游客喧阗于此，三朝八代之古董，泥人竹马之耍货在此云集。春日里“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韶光正好却又易逝，香市之中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各类民间用具、杂耍诸物、赛神祈神之物无一不在其中，尽显晚明江南的市井繁华。就目前所存的非遗名录来看，部分手工技艺类非遗、音乐歌舞类非遗仍与庙会民俗仪式保持着密切联系，借助庙会民俗活动开展非遗传承工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传承空间和文化价值。

传承与再生产：庙会文化原真性的传承途径

文化是在交流与传承过程中主体、客体和介体相互作用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文化的结构原真是保持庙会民俗文化真实性的文化基础。文化在再生产过程中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和传承，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通过提出“场域”这一核心概念对此予以阐释。“场域”即带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空间，文化在特定空间中依托具有主题的吸引物完成接受与传承。本文将博物馆、民俗节事、传统村落作为庙会文化生产性传承的场域，以此探讨庙会文化的传承路径。

博物馆与庙会

博物馆是通过文物典藏、文字图片展示、模拟实景创设呈现文化主题的场所。以典藏文物为中心，博物馆创设的体验场域具有科学性与形象性，透过玻璃窗的隔窗凝视是对庙会真实的客观呈现，在特定场域中的综合体验以及借助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开展的动态陈展则更能体现文化活态。此外，博物馆通过丰富的文献与典藏将文化具象化，进而形成文化的溯源性认知。

相比其他类型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更关注非遗演进的文化环境，以及其与其他非遗项目的历史关联，擅长透过非遗的技术和艺术表象阐释非遗与社会的关系，真正让非遗“活”起来。乡村民俗博物馆是民俗博物馆的重要类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乡村民俗博物馆作为乡土风物遗产的重要保护载体，在全国范围内被大量建立。南京侯冲社区乡村民俗博物馆在搜集和保存民俗遗存实物的同时，更侧重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手狮舞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是当时太平军开展节庆娱乐的一种方式。作为我国民俗舞蹈的类型之一，狮舞由唐代宫廷狮舞发展而来，后流传至民间形成各类狮舞流派，手狮舞属于南派狮舞，以手表演为主，每只狮子约长1.5米，形态灵活，既可单独表演，也可集体表演，表演者以木棒托举狮身进行演绎，由此构成群狮共舞的热闹场面。依托博物馆而建的手狮舞广场，为手狮舞的道具实物保护和表演实景展演提供了重要场所。

民俗节庆与庙会

民俗节庆是传统庙会以旅游节事呈现的重要形式。溱潼会船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江苏水乡庙会的代表。庙会以船为文化载体，通过再现会船竞渡传统，展现了里下河地区居民的水上生活和娱乐场景。节庆中蕴含的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水乡文化及“睹奇争胜”的庙会娱乐精神，使水乡庙会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会船的参与者均为古镇周边的社区居民，这一民俗活动真实勾勒出当地居民的生活图景。尽管古镇因会船节庆不可搬演而存在明显的旅游淡旺季，但会船节却因其水乡文化特征而获得较高的游客真实性体验。保持水乡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与维持村落组织结构的稳定性，是维系庙会原真性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基础。

实景演出是庙会节庆的舞台化呈现，也是庙会真实性呈现的又一重要形式。“四季周庄”舞台表演的创作思路源于周庄民间的“打田财”习俗，虽然参与人员多为本地社区居民，表演仪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周庄庙会的区域特征，但其真实性局限于舞台展演层面。居民参与演出的经济动机高于情感动机，游客虽对这种舞台化创作的美学形态认可度较高，却并未对庙会本应承载的农耕文化形成深刻认识。“跳五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高淳祠山诞会的傩祭内容。“祠山诞会”以歌舞表演和祭祀仪式为核心，成为当地居民参与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春季庙会。在当地乡村变迁中，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老人会”在庙会组织中作用显著，老人会中的头人在庙会文化传承和庙会组织中通常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因此，庙会“舞台真实性”的呈现差异、仪式的脚本设计和社区居民参与展演的情感动机密切相关。社区居民的仪式参与，绝非经济动机、情感动机等心理层面的简单表达，往往更关涉乡土人文生态、社会组织结构等更深层次的社会支配问题。

传统村落与庙会

1.传统村落庙会的文化呈现与组织运作

乡土生态是乡俗延续的环境基础，传统村落是乡土生态在空间载体上的集中体现，其以乡物为物质载体，展现包括庙会民俗在内的乡俗文化。在此以高淳、溧水为例，探讨传统村落中祠山庙会的文化结构和组织运作。

水阳江干流及支流沿线分布着众多村镇，沿河交通将此处连接为相互统一的文化单元，不仅在地方方言上具有内在统一性，还在诸多民俗方面具有共通之处。由于居民常沿水而居且沿河迁徙，历史上曾形成祭祀河运之神张渤的“跳五猖”表演和以马灯、舞龙、出菩萨为代表的民间庙会活动。而延续至今的沿河水运风貌与城郊地理区位，更让这一文化区域被称为民俗研究的“活化石”。

“跳五猖”是水阳江一带祭祀水神张渤的表演形式，“五猖”即五神，每神佩戴不同颜色的面具，红、青、白、黑、黄，以应和五方。除五神外，另有和尚、道士、儒士、判官等来源不一的形象参与其中，在民间娱乐活动中体现了儒、释、道的多元合一和一体共存。“跳五猖”也是当地“出菩萨”仪式的重要内容，菩萨是民间对神的泛称，戴上面具的菩萨们在各村之间巡游，颇有一番乐趣，在娱神之余行娱乐之实。高淳、溧水一带的民间歌舞表演常将定点庙会与动态巡会结合，延续明清以来巡会的传统，巡游队伍穿梭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所至之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巡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庙会的活动空间，将集中的表演娱乐展示与流动的音声笑语相和，使得声域空间与活动空间完美结合。伴着明快的节奏腾跃舞动，祈求年成丰收、全年顺遂兴旺的吉祥寓意也借由表演得以充分彰显。面具是“跳五猖”这一舞蹈表演的特色，不同颜色的面具各有特色且和谐统一。近年来，这项表演常与“出财神”的表演仪式结合，相伴而行的巡游队伍英姿飒爽，气势十足，古风造型与飒酷装扮相得益彰，成员们在步履变换与肢体舞动之间，尽显辞旧迎新的美好祈愿。

春节舞龙不仅是民俗传统，更是响应“非遗新年”主题号召的生动实践。具备舞龙基础的高淳、溧水一带村镇，个个跃跃欲试。2025年春节期间，仅溧水一地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六就有近40条大龙出动，正月初五至正月初八每天有近20条大龙起舞，热闹非凡，极具震撼力量。龙舞（骆山大龙）起源于400多年前的明代，传承至今，舞龙形式丰富，有“巨龙摆尾”“一字长”“盘旋舞龙”等多种表演形式，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表现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并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骆山大龙在舞动时，参与人数达500余人，巨龙昂首阔步，穿街走巷，耀艳的身姿穿梭在溧水石湫、和凤、洪蓝等村镇，届时鞭炮齐鸣、车马喧阗。舞龙不仅是伴随喇叭、鼓点的载歌载舞，还是民间手工技艺的集中展示，龙身常用竹片编制而成，裱糊上各色纸张，并在上面绘就各类图案，如石湫的陆家大龙周身绘以水族动物图案，龙身内部放置了木质平衡杆，扑朔的烛火即便在摇晃的龙身内仍然保持平衡、透亮。舞龙是村民的集体娱乐活动，观者新奇，舞者兴奋，龙的造型也会在基本形态上有所创新。例如，骆山大龙全身覆以金色鳞片，鼻宽口阔，鼻头作元宝状，寓意福财广进；何林双龙，一青一黄，翩然而舞，上下翻飞，极具特色。

正觉寺位于村口沿河的小广场，与安徽宣城仅隔水阳江一道江，暮色降临，人群陆续向着河岸边走去。舞龙是村民的自发行为，不同于大山村舞龙的政府参与，观看正觉寺舞龙的多为周边地区的村民。板龙多为24节、48节和68节，由村落自发组织，挨家挨户募资。每家各出一条长板，板板相连，接成长龙。其中，龙头装饰尤为隆重，龙眼之处反复描金，使其目若电岩、熠熠生辉，龙头常由数人抗抬，摆动方向和摆动程度在整个队伍中起着引领作用。此外，为增强舞龙的轰动效应，龙身饰有彩灯，一跃而起的盘龙带着灯彩划过夜空，划出一道道流光溢彩的抛物线。以正觉寺板龙为代表的组织筹划模式，是高淳、溧水地区年节舞龙的重要形态，该模式以民间自发组织为基础、自媒体宣传为载体，会期敲定后再向地方政府报备以协调相关事宜。在正式舞龙之前，各村镇往往会召开舞龙者联席会议，募集相关资金，各项账目收支一并公开张贴在墙。以陆家大龙为例，甲辰年起灯的收支账目张贴于众，从2024年12月18日至2025年2月18日，各项开支悉数包揽在内，如龙灯纸、红黄绸布、砍刀、小炮，以及毛竹、面粉、火竹等，事无巨细、一一罗列，共计24780余元。

庙会仪式彰显了村民对待生命的态度，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也是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出会活动中的行头设计和歌舞表演深刻阐释了乡土社会的审美取向与价值理念。在出会行头里，魁头和脸谱的特色最为鲜明。魁头以金叶饰边、列绘诸神形象，由专人扛抬而高高矗立，其形制与内涵，恰是金玉富贵的审美观念同“诸神在上不敢造次”的内敛式价值观念的完美融合。“跳五猖”傩舞表演不仅展现了求财避祸的价值观念，不同颜色的脸谱面具还代表着不同的道德评价，如黑脸的“祠山大帝”代表正直、勇猛；红脸的猛将代表忠勇、侠义。傩舞表演体现的价值导向，对乡土社会中价值观念的传承具有现实意义。从庙会传承的组织基础来看，结构相对稳定的乡村家庭组织是信仰传承的重要组织基础。漆桥多为“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务工者，不仅返乡频率较高，且与乡村生活保持着紧密联系；加之高淳等地聚族而居、多世同堂的宗族传统，更巩固了老年群体在信仰传承中的独特地位，夯实了信仰传承的组织运行基础。究其根本，乡土观念与水乡文化仍是维系乡村民俗传承的核心文化基底。

2.庙市的功能延续与乡村嘉年华

舞龙、扎灯、戏曲等民俗表演形式，以及斩龙桥、河蚌仙子、螃蟹精等民间传说，共同构成民间大众文化的核心载体。它们一方面以载歌载舞的形式生动展现乡村生活的热闹喧嚣和恬淡自然，另一方面其蕴含的文化主题（如广为传唱的经典剧目《渭水边》）仍与科举文化、儒士文化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嘉年华”（carnival）一词，本是香港民众对欧美民间狂欢活动的英译称谓，尽管该译名未能精准传达节日所特有的热情奔放、纵情狂欢的内涵，却赋予了传统节庆的统称几分雅致文气。本文以浦口星甸田园综合体为研究个案，探讨庙会商业化进程中庙市的功能延续及其向乡村嘉年华活动的嬗变过程。

浦口星甸街道依山枕水，北部九峰山隶属老山余脉，南部赭洛山（又名遮浪山）地处苏皖交界之地，与周边水系共同构成了街道独特的地貌格局。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繁荣的产业经济格局与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共同为星甸乡村节事活动的培育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生态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基底，为乡村周期性农贸集市活动的长效运营注入了全新活力。星甸既有乡村集市的举办日期，多沿袭口耳相传的不成文传统：或择取农历每月初一、初五、初七等奇数日开市，或定于具有纪念意义的时日举办，石村定期集市、娄子定期农贸集市、王村农贸集市等均遵循这一惯例。这种间歇性的庙市节场式日期安排，实则与民间交易量的波动规律高度契合。产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特色养殖业、茶叶种植业及旅游节事的发展，为传统农贸集市向旅游节事的嬗变提供了契机。蟹肥菊黄的金秋时节，既是万物丰收的收获季，亦是特色美食品鉴的黄金期。以螃蟹为主题的美食节活动有效推动了乡村各类民俗资源的整合与活化，其将味觉盛宴的沉浸式体验与多元视听享受融合，让原本单一的美食节庆被赋予了乡村嘉年华式的狂欢内涵。所谓“嘉”，即美好之意，而节庆正是一年之中最值得珍视的美好时光。

“惯习”作为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包含了文化世系、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等文化性情倾向，它既是文化再生产得以发生的逻辑基点，也是庙会文化真实性实现多样化存续的深层根基。庙会娱乐精神所蕴含的乡土依恋与归属认同，是对生命真实性的感悟和对现代性焦虑的批判，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变迁中的延续与传承成为江南庙会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关键所在。只有以乡土视角和乡民立场体验庙会的娱乐精神，才可能感知阈限的真实和诗性的永恒。

江苏省高校哲社课题“江南庙会的变迁与文化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24SJYB0354）。

（作者单位：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2.南京市高淳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