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晴

摘要：闽南侨乡世系图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形态，不仅肩负着宗族传承的重任，还成为家族历史与侨乡社会互动的纽带。宗族作为这一文化实践的核心参与者，通过书写和记录族谱，将离散的族人、祖先与文化有机连接。现以媒介学为理论视角，聚焦闽南侨乡世系图及宗族，探讨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系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媒介，更是侨乡族群维系宗族秩序与文化认同的象征性载体，而宗族则通过其组织性实践为侨乡宗族文化注入了持续的生命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文化一直是维系地方社会运转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族谱的记录与传承维系家族历史与血缘关系。闽南侨乡作为中国宗族文化的重要区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族群迁移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在侨乡，世系图不仅是一种家族历史的记录形式，还是连接祖先、族人及文化传统的重要媒介，更是维系离散华人的宗族纽带。修谱作为一项深嵌于侨乡文化的传统实践，其核心不仅在于记录族人信息，更在于通过书写与记录活动培育文化认同。宗族群体作为这一实践的关键参与者，通过组织性实践和文化创造，进一步丰富了侨乡宗族文化的内涵。本文以媒介学为理论视角，聚焦闽南侨乡世系图与宗族的文化实践，试图探讨其在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之间的媒介作用。

研究框架

法国学者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通过了解文献的生产制作情形确定其内涵和意义的建构过程[1]。谱牒是一个集体产物，始终与具体的人群及其关系、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人们对它的使用，又使其作为一种文化权力因素参与这一历史过程[2]。而世系图作为谱牒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由此衍生出不同路径。一是把世系图作为一种文本，通过世系图还原某些历史事实。有学者利用经典古籍重修世系，也有学者借助数据库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试图还原和重修世系图。二是注重世系图的表现形式。这类研究多聚焦世系图的外在形式，如绘制技巧和视觉呈现，以及作为历史辅助的“图说史话”功能。三是关注宗族和世系图之间的关系。中国宗族的世系关系既以血缘为根基，又因婚姻等联结形式超越血缘之限；其存在既见于血缘群体内部，亦见于无血缘或血缘模糊的群体之间――后者往往通过推定系谱、认立共同祖先的方式构建联结[3]。四是关注世系和宗族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宗族的构建，需依托一套被正统文化传统认可的历史叙事，这套叙事既是宗族成员社会身份与权利的证明，也是其价值的根源。

现有研究多关注世系图的象征性意义，较少深入探讨其具体书写与使用实践中的动态性与互动性特征，更缺少对修谱过程本身及其背后社会机制的细致剖析。理解媒介，需立足其“居中”的本质属性――“调节”是所有媒介共有的核心“媒介性”[4]。雷吉斯・德布雷指出，“中介”的内涵是“居于两者之间”，或是“促成两者建立关联的第三者”；若无这一作为第三者的中介，事物间的关联便无从生成，任何传递行为都无法独立完成，必须以中介为桥梁，且中介环节需对其所连接双方产生实质性作用。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并非指代媒体或介质，而是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媒介行为[5]。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媒介理论视角，分析世系图的书写实践及象征价值，重点探讨世系图如何借助网络构建与家族传承，在时空维度上展现家族历史与文化脉络，并剖析修谱群体的社会身份如何塑造修谱实践中的文化互动，以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

世系图的书写实践及象征价值

空间视角：世系图的网络构建

世系图在横向上构建起庞大的亲属网络，将家族成员紧密联结。徐扬杰指出，维系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的物态纽带是祠堂、家谱和族田[6]。其中，谱牒为宗族成员提供了身份认同与历史传承的根基，族田保障家族的经济支持与集体利益，祠堂则强化了族人的精神寄托和家族社会互动。祠堂与族田具有鲜明的时间偏向性，其笨重耐久的物理属性，正是传统“安土重迁”观念的物质体现；但对于需要迁徙的宗族来说，具有空间偏向的谱牒才是维系宗族意识的核心载体――迁居途中，祠堂与族田皆无法携行，唯有谱牒可随家族流转。而世系图作为谱牒的核心构成，宗族若要证明自身的宗族属性与历史渊源，就必须严谨“建构”并合乎规范地呈现家族世系。

相较于祠堂与族田，谱牒的显著优势在于可移动性和可复制性。印刷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谱牒的传播方式，使其能够被广泛复制和分发，打破了地理限制。谱牒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环境，而是可以在家庭之外的更大范围内流通，甚至跨越国界，形成更加广泛复杂的家族网络。历史上许多家族的迁徙历程表明，祠堂与族田受限于物理属性无法随迁，导致家族在新聚居地面临身份认同的挑战，而谱牒作为家族历史的书面记录，成为迁徙宗族维系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为家族纽带的延续提供了可靠的文本支撑。

家族聚族而居的形态，蕴含着血缘纽结与地域占有双重内涵。随着时间推移和族众繁衍，人口数量必然会突破地域的承载上限[7]。福建多山少田的地形特征，导致人口过剩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家族向外迁移及人口流动也因此成为必然趋势。至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人口过剩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为顺应社会经济变迁，家族内部的生业模式逐渐走向多元，尤其是明代中叶之后，福建地区家族人口外迁的现象愈加频繁。沿海居民陆续迁往东南亚等区域，海外华人华侨也由此将谱牒这一承载宗族思想的物态载体带至异国他乡，并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积极编纂家族谱系。在此过程中，谱牒已然成为联结传统与现代、故土与异乡的重要纽带。

时间延伸：世系图中的家族传承

家族渊源与世系图是谱牒的核心内容。通常而言，谱牒会以始祖或始迁祖为起点，按世代顺序完整记录至最近一次修谱时的家族成员信息，待某一房支的成员记载完毕，再续录另一房支的情况。钱杭指出，宗族得以生存、延续的基本条件在于建立和维持一套“宗系”形式，以此认定和展现“宗亲”的范围[8]。这一范围在谱牒中便具象化为世系图，通过构建并持续维护界定清晰且被广泛认同的“宗系”架构，世系图以系谱形式明确了宗亲群体的边界与范畴。世系图以图表的形式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遵循“世次相连缀”的原则铺陈世系关系。而这种世系关系的核心，正是相邻世代的连接规则和连接形式[9]。在宗法制度的框架下，父系为尊、夫权至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准则，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尊卑有序的等级从属关系。

在父权制的社会框架下，世系图的编纂始终以男性为中心，呈现出清晰的父系血统延续逻辑。男性成员的姓名被置于家族脉络的核心位置予以突出标注，其子孙后代依代际次序逐一记录，直观展现家族的繁衍脉络与传承轨迹。这些父系血脉的主线，不仅构成了谱牒的核心框架，也体现了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法观念。相较之下，女性成员在世系图中的地位则处于明显的边缘位置，她们的姓名通常仅在出生或出嫁两个特殊节点被提及。出生之时，女性的名字可能以简略形式载入父家家谱，标注其作为某代族人之女的身份；而一旦出嫁，其姓名便会被淡化甚至移除父系谱牒，象征其身份归属转向夫家家世。即便在夫家家谱中，女性也仅被定义为某人的妻子，虽承担起联结两个家族的媒介功能，却从未作为独立的血脉节点参与家族的纵向传承。这种鲜明的性别差异书写，深刻映射出父权制社会对家族成员身份与功能的性别化定位。在这种观念下，男性被视为家族血脉的延续者，肩负着宗族繁衍与光耀门楣的使命；女性则被赋予“媒介”角色，其价值更多体现为通过婚姻实现家族间的联结。

世系图作为宗法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绝非单纯的血缘关系记录工具，而是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与性别角色的可视化呈现。通过对男性血脉的重点凸显与对女性角色的功能化处理，世系图既揭示了宗法制度下家族延续的核心逻辑，也凸显了性别差异在家族叙事中的结构性特征。在构建家族历史记忆、凝聚宗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世系图更映射出父权制社会对家族权力分配与性别角色定位的深层认知，是理解传统家族文化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窗口。

作为中介组织的宗族群体

在闽南地区，修谱群体并非固定不变的单一主体，而是由多元身份共同组成的动态集合，不同成员在修谱过程中承担的角色与履行的功能各有侧重。这一群体通常涵盖家族长辈、专业修谱师、文化传承者、地方历史学者等核心力量。从编纂实践来看，家族内部成员往往主导核心编纂工作，家族通常会选择在族内部享有崇高威望或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成员担任编纂主导者。家族长辈是修谱过程中的核心枢纽之一，作为家族历史与文化的活态载体，他们通过口述回忆的方式，详尽讲述家族源流、重要人物事迹与关键历史事件，为修谱工作提供了初始的核心素材，赋予谱牒浓厚的家族情感底色。在修谱实践中，家族长辈承担着双重关键角色：其一为家族历史的叙述者，其所提供的家族历史以个人记忆为基础；其二为家族身份的赋予者，通过口述历史的传递，家族成员逐步建立起历史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而世系图作为直观的图形化媒介，恰好为家族长辈提供了历史可视化的呈现工具，它将原本停留在口述层面的家族记忆，固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本”形态。通过世系图对家族血缘关系系统化梳理，借助图表上的关系线条与层级划分，家族成员在家族历史脉络中的位置与角色得以明确界定。

修谱活动绝非对家族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融合仪式性与习俗性的复杂文化实践。在修谱过程中，家族成员需前往家族祠堂或指定地点登记个人信息，重点涵盖新生人口录入、迁徙路径、分支繁衍等核心信息。修谱人员在此阶段会对所有家族成员的相关信息进行细致核验与记录，并将其整合至世系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资料收集过程不仅聚焦血缘关系的厘清，还同步收录家族重要历史事件、迁徙路径、分支繁衍等核心信息。作为可视化媒介，世系图在空间维度清晰呈现了家族成员的代际传承脉络、血缘联结网络与家族历史延续轨迹。在传统修谱实践中，世系图多遵循家族成员代际顺序排列，构建出层次分明的血缘网络。图表中的连接线象征着血缘的延续，承载着文化的传递，代际关系通过空间布局直观彰显。家族成员通过参与世系图的书写与内容完善，形成了对家族历史的集体共识与文化认同，进而清晰认知自身在家族历史谱系中的定位。

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的协调：修谱活动中的媒介实践

村社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复合体，是由两个社区转化成的神灵社区。自然社区包含了存在于自然物中的无数神灵，人类社区中，由逝世的祖先和古代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死后神化的神灵组成；最后是当下生活中的人的社区，人们认为神灵社区能够控制世人的命运。将这些众多的社区融合为一个协调的整体，生命的中心问题便得以解决[10]。生活社区与神灵社区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通过某些媒介和仪式形成交织互动的文化网络。神灵社区并非只存在于超自然的层面，而是深深扎根于村民的信仰体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祖先崇拜、地方神、民间传说等形式展现，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世系图和宗族作为承载祖先血脉和历史传承的媒介，沟通生活社区与神灵社区。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的宗族与世系图并非简单的记录与被记录关系，而是相互作用、共同塑造文化秩序与家族认同的重要过程。宗族通过世系图承载、传递家族的血缘历史，同时发挥着调解和联结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的作用，构建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化联系。这一过程可被看作是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之间的媒介转换和文化传递。

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神灵通过对生活社区的影响规范族人的行为，而生活社区则通过祭祀、祈祷等活动维持与神灵的联系，确保家族的繁衍和秩序的延续。世系图在修谱活动中发挥着媒介作用，将家族历史与血缘关系可视化，并将家族成员与祖先神灵的关系固定下来。它不仅承载了家族历史的传承，更在族人心中形成了神灵庇佑的象征意义。宗族不仅记录和传承家族的历史，更通过修谱的仪式和过程，强化了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之间的联系。宗族通过书写世系图、组织祭祀活动，使得家族历史和祖先神灵得以持续传承，形成了家族成员对家族文化的认同与对神灵的尊敬。

本研究通过对闽南侨乡“世系图”及宗族的探讨，揭示了传统宗族社会中神灵社区、生活社区与世系图、宗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世系图不仅承载了家族血缘的传承，更在符号化层面建立起家族与祖先神灵的精神纽带，构成完整的家族文化象征体系。宗族则以历史记录者与文化传递者的双重身份，依托修谱实践强化神灵社区与生活社区的关联，保障家族秩序与道德规范的代际延续。闽南侨乡的世系图远超单纯的族谱记录工具，实为联结家族与神灵、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关键媒介。世系图与宗族不仅承担着历史传承的功能，更在精神文化层面塑造了族人对家族、祖先与神灵的多维认同，成为维系家族共同体、宗族秩序与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二者所承载的既是家族历史，又是地域社会的文化秩序与道德规范。深入理解这一传统文化实践，不仅有助于阐释闽南侨乡及其他类似区域的文化延续逻辑，也为当代家族与宗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借鉴。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