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佳钰

摘要：渤海国作为唐代封贡体系下以粟末为主体的地方性民族政权，是唐王朝羁縻体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渤海国政治制度的完善与社会发展的推进，深受唐文化的影响。儒学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体系之一，在唐代通过政治、教育、礼俗等途径，深刻影响了渤海国的统治理念与社会结构，使其逐步融入唐王朝的文化体系，并日益彰显对中华文明的深刻认同。这一文化认同构建的过程，不仅促进了渤海国自身的文明进程，也增强了中华文明在东北亚地区的文化辐射力，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儒学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体系之一，自创立以来经过漫长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学术体系和思想体系，被统治者尊奉为安邦济世的统治思想；同时，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影响力，儒学在引导边疆民族发展方向、促进边疆民族认同华夏文明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大一统王朝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形成了以儒学为纽带的跨民族文化认同体系。

唐代是中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凭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深深吸引并塑造着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了广泛的东亚文化圈。渤海国作为唐朝封贡体系下，以粟末为主体在东北边疆建立的地方性民族政权，深受唐王朝辐射影响，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接受等层面展现出高度的主动性与适应性，逐步构建起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认同体系。现以唐代儒学对渤海国政治制度、教育体系与礼俗文化的具体影响为切入点，探讨边疆民族政权在吸收中原文化过程中如何完成对中华文明的价值认同，并进一步揭示儒学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的独特价值。

渤海国概况

渤海国是公元7世纪末建立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由粟末首领大祚荣建立，其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人。公元698年，“祚荣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大祚荣于此建立“震国”，自号“震国王”；公元713年，唐王朝派摄鸿胪寺卿崔忻到故地，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祚荣“自是始去之号，专称渤海”；公元926年，渤海国被契丹所灭，契丹“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渤海国国祚约229年。在此期间，渤海国自始至终都是唐朝中央政权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其疆域涵盖了中国东北东部、朝鲜半岛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滨海南部等广大地区。

儒学作为唐代官方意识形态，在宗藩体制的运行下逐步传入包括渤海国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渤海国地处中原和东北亚之间，受多元文化熏陶，其统治者敏锐意识到唐代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接受唐朝册封的同时，推行一系列接纳儒学思想的政策。通过遣使朝贡、选派王室子弟入唐求学、模仿唐朝典章制度等方式，渤海国开始系统性引进儒学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渤海国不仅将儒学思想视为治理国家的工具，更逐步将儒学价值观内化为社会主流思想；儒学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伦理观念、“君臣父子”社会秩序以及以“忠孝”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渤海国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渤海国贵族不仅将这些儒学观念作为统治工具，还在精神层面表现出对中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主动认同。换言之，唐代儒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还促使渤海国民在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上向中原靠拢，推动渤海国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不断深化。双方不再仅是政治上的朝贡关系，而是在文化上真正实现了“与华夏同风”，渤海国民众也在心理上逐渐认同自己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为东北地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儒学对渤海国文明认同构建的具体表现

渤海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封建国家，在逐渐唐化的过程中，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也逐渐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不仅深刻影响了其政治体制和教育制度，还在社会风俗、礼仪习惯等方面展现出广泛的渗透力。

政治制度中的儒学认同

首先，渤海国对唐朝册封制度的接受，反映了其对儒学宗法伦理的认可。自大祚荣始，历代渤海国诸王多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且接受唐朝册封。《全唐文》卷四十元宗二十一《吊渤海郡王大钦茂书》中记载：“念卿亡父，素励诚节，与善无征，奄至殂谢，兴言求往，轸念良深。卿是长嫡，当袭父位，宜全忠孝，以继前踪。今故遣使持节册命，兼申吊祭。”这一记载体现了儒家“父死子继”“立嫡以长”的宗法原则。这种继位模式强化了君主统治的正统性，亦显示出渤海国统治者对儒学伦理的内化。其次，儒学“君为臣纲”的政治思想在渤海国的封建统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据此建立起一套以王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国王总揽一切军政大事，任何人不得违逆国王的旨意。为确立和维护王权的权威，渤海国统治者效仿中原统治者为自己拟定尊号，其尊号和名字往往带有儒学思想色彩，如大钦茂的尊号为“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以及诸如“仁秀”“贞惠”“贞孝”等贵族名号，这些名号中融入了儒学的“仁”“圣”“孝”等核心观念。渤海国统治者通过这些尊号和名号强化了君主的道德威望和高门政治特征，有利于稳固其统治秩序。最后，渤海国的中央官制深受唐朝制度的影响，在“宪象”中原典章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承袭和调整。《新唐书・渤海传》中记载：“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右司政各一，居左右平章事之下，以比仆射；左、右允比二丞。左六司，忠、仁、义部各一卿，居司政下；支司爵、仓、膳部，部有郎中、员外。右六司，智、礼、信部，支司戎、计、水部，卿、郎准左，以比六官。”从六部名称来看，渤海国在借鉴唐制的同时，将儒家的道德观念融入政治体制，以“忠”“仁”“义”“智”“礼”“信”命名六部，与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理念高度契合。这种命名方式不仅是对中原制度形式的模仿，更反映出儒学思想已成为其政治体系的思想内核。

教育体系中的儒学渗透

为维护渤海国统治阶层的统治地位，进一步提高粟末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渤海国效仿唐朝建立了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其一，渤海国统治者通过“遣子侍唐”“留学生”“贺正使”等方式，派遣王族子弟前往唐朝习识古今制度，传抄儒学经典；鼓励贵族子弟赴唐朝求学，建立文化联系。大钦茂曾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这些请求均得到唐朝皇帝应允。大量经史典籍传入渤海国，使渤海国呈现出“稽古有文，颇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可见其对中原文化的高度推崇。其二，渤海国在上京龙泉府设立胄子监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在地方府、州、县等地设立相应官学，构建了层级分明、覆盖广泛的教育体系。渤海国各级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这与唐代教育体系高度一致，《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言之甚详：“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以此强化了渤海国对儒学伦理和政治秩序的认同。其三，渤海国的私学教育亦表现出浓厚儒学色彩。贵族子弟不仅要掌握儒学经典，还需践行儒家礼制，“尊师重道”的伦理精神在渤海国社会蔚然成风；王室女子也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如贞惠、贞孝二位公主的墓志中提到“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嫔于君子，柔顺显名”等，体现了儒家“三从四德”在女性教育中的影响。因此，渤海国的儒学教育体系不仅是对唐朝文化教育的继承，还形成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认同体系。这一认同体系在维护上层贵族统治力和凝聚力的同时，为渤海国社会长期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坚实的文化支撑。

礼俗文化中的儒学融合

渤海国学习借鉴唐礼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自身的礼制秩序与道德规范，其中诸多方面体现出儒学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逐步实现了具有儒学背景的独特文化认同。一方面，大钦茂引进《大唐开元礼》，学习唐朝典章制度设计渤海国的礼仪制度。《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记载：“凡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礼，其仪五十有五；二曰宾礼，其仪有六；三曰军礼，其仪二十有三；四曰嘉礼，其仪有五十；五曰凶礼，其仪一十有八。”渤海王廷六部之一的义部负责对唐礼进行本土化改造。从形式上看，渤海国的礼制虽不如唐礼烦琐、精细，但仍建立起自上而下覆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领域，同时涵盖民众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的礼仪规范。相比于“畜宜犬豕，豢养而啖之，其皮用以为韦”的室韦人和“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的人而言，渤海国人多以“代袭忠贞，器资仁厚”“信确金石，操贞松筠”的君子形象载入史册，展现出与唐朝“俯仰有容，周旋中矩”相似的特点。另一方面，渤海国的丧葬制度深受儒学“礼治”思想影响。贞孝公主丧礼中的“皇上罢朝兴恸，避寝弛悬，丧事之仪，命官备矣”，与《唐会要・卷二十五・辍朝》记载的“百官正一品丧。皇帝不视事一日”类似；墓志中描述的“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等细节与《大唐开元礼・卷一百四十七・凶礼・将葬》中“执披者执前后披，执绋者引出……内外哭位如在庭之仪”关于葬礼的描述相呼应，具有鲜明的儒家礼制特点。此外，渤海国的陵墓设计同样受到唐代的影响，如敦化六顶山渤海墓群的布局模仿唐昭陵等皇家墓葬。尽管规模较小，但在墓道、石狮和殉葬品等方面，均体现出渤海国王族对唐朝王室葬礼的借鉴，展示了渤海国与唐朝之间的文化趋同。除礼制、丧葬外，渤海国在文学艺术、衣食住行、建筑雕刻等方面也能看到盛唐文明的印记。经过长久的文化借鉴与交流发展，渤海国社会已由早期的“远慕华风”逐渐发展为“与华夏同风”的境地，最终形成与盛唐“车书本一家”的文化交融格局。

儒学对边疆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性

儒学创立之初仅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随着历代王朝对其不断进行政治化、制度化构建，儒学逐渐上升为正统思想，进而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意识形态。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儒学凭借其“大一统”观念、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等思想，形成一套具有内聚效应的文化框架，吸引边疆民族对儒学的主动接纳与本土化运用。边疆民族在接受儒学思想的同时，主动将自身民族文化与儒学融为一体，儒学的民族文化内涵也得以完善，进而形成了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共同心理素养和精神支柱，共同铸就边疆王朝与内地持久稳定的大一统格局，以及以儒学为主体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雏形。

推动价值体系的认同

任何民族和政权接受异文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本民族的建设发展。渤海国作为唐代东北地区的重要边疆政权，在多民族并存的复杂格局中主动学习唐代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体系，其背后不仅是对中原文明的尊重，更是出于强化内部统治与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考量。渤海国统治者效仿唐朝政治制度，强调儒学所重视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与纲常伦理，使得渤海国社会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渐向中原靠拢，加强了渤海国人民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感。通过设立官学培养贵族子弟，设立私学在平民中推广儒学经典，渤海国构建起系统化的儒学教育体系，让“以礼待人”“仁爱和谐”等儒家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形成具有鲜明儒学特色的社会价值体系，为边疆政权提供了思想认同的路径。这种自上而下的认同机制，使渤海国在政治制度和信仰层面构建起与内地一致的统一体，从而加深了渤海国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构建。

助力文化互动与民族交融

儒学文化不仅是一套可供借鉴的治国理政模板，更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和调和性的文化模式，为边疆民族和汉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找到更多促进民族融合的共性特点。唐代推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尊重渤海国的民族特征，允许其在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将儒学文化中的礼治秩序、伦理纲常等内容嵌入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之中。渤海国由此展现出高度的文化适应能力，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互动模式，在促进民族融合与相互认同方面意义重大。此外，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观念也在渤海国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所谓“泛爱众，而亲人”，渤海国作为族源丰富、族属多元的政权，如何维持政权内部的民族团结统一、如何与周边各民族政权和谐相处显得尤为重要。儒学文化中的“仁”学理念提供了道德规范，引导人们用宽容、善良的心态对待异民族民众，促进了渤海国内部的文化互动和民族融合。由此可见，儒学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其他民族的重要文化桥梁，为边疆民族理解和融入中华文明提供了有效途径。

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儒学以其强大的内生力和包容性，凝聚了历史发展各阶段的多元民族文化，其提倡的文化思想与天下观念跨越了族群的界限，成为不同民族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基础。渤海国对儒学的接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主动接纳中原主流文化的生动案例。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清朝西南边疆治理，历史充分证明儒学具备强大的文化融合能力。它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维系着中华大地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共同的文化心理，从精神层面不断提升和巩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的日臻完善，为如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动力。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思想，自先秦以来在治国理政、社会教化和文化认同方面有着深远影响。正如有学者提到，“中国过去几千年当政者处理民族关系和执行的民族政策，追根溯源，还是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民族观的沃土中”。在唐代，儒学通过政治制度、礼仪规范和社会风俗等多方面的渗透，逐渐融入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推动了渤海国社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也促使其文化价值体系向中原文明深度靠拢。这种以儒学为共同思想基础形成的中华文明认同构建路径，对于当代中国多民族社会的和谐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

当今中国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不仅源于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现实需求，更根植于中原文明绵延不断、中华民族共融共生的历史传统。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找到了儒学这一推动文明认同和国家凝聚的有力工具，积累了多民族国家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未来，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也应增强民族文化发展共同性特征，尊重和包容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推动不同民族在共享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多元互动与融合，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文系202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唐代丝绸之路渤海段经济文化交流模式研究”（项目编号：HBSKFZ25QN2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民族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