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学

摘要：三苏文化在宋代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道德规范，还通过其独特的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将儒家精神内化为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其与儒家文化的交互性表现为水乳交融和双向互动的文化共生关系。同时，“三苏”在个人修养上追求至善至美，也在公共生活中践行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家国一体化”价值观，从而将儒家思想融入家庭和谐与社会责任。在传统“家国一体化”思想指导下，三苏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精髓，表现为三苏文化与儒家文化价值同源、家庭伦理观同袭、家国天下观同理，“三苏”也因此成为蜀学推动者和重要代表人物。

在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时说：“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儒家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代的主流文化，宋代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与精髓。作为宋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三苏文化在儒家文化传播中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其思想融合儒学与家学精髓，以创新突破推动宋代文化发展；而儒家文化在这一时期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又为“三苏”提供了多元滋养的环境。本文就三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互性，从“家国一体化”角度探究二者水乳交融和双向互动的文化共生关系。

“三苏”家学里的“家国一体化”思想

“以儒为宗，会通百家”的家学渊源

传统的儒家经典对苏洵影响很大。从苏洵的经历来看，其父苏序在他年轻时采取“纵而不问”的态度，加上苏洵本人热衷游历，直到25岁仍未发奋读书。关于读书一事，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也有自述：直到第二次参加乡试落第，他才幡然醒悟，将以往所写的数百篇旧作悉数烧毁。此后七八年间，他闭门苦读，潜心研读《论语》《孟子》及其他圣贤之士的文章。最终，在重新研读并考究“六经”等先秦古籍后，苏洵终学有所成。

“自然熏陶，引导为先”的教育理念

苏洵在教育上明确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他传承的家风正是遵循儒家经典所倡导的理想人格，尤其强调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节――无论面对富贵、贫贱、还是威武，皆能坚守内心原则，不为外物所动摇。他认为，要成就君子人格，必须尊“礼”崇“义”，才能实现远大抱负。得志之时，就应与百姓一道，与天地同道；若志向未能实现，则应当独善其身，恪守原则，做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在教育方法上，苏洵注重激发苏轼兄弟的自主学习兴趣，强调自然熏陶，而非生硬灌输。他认为，在人生态度上应信从孟子，涵养君子人格，努力将恩惠和利益施于百姓，福泽乡邻。若一时不得志，也应持续修养修养，多行善举，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他还引导苏轼兄弟循着自己的治学路径，恪守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坚守传统修身之道，成为“忠君济民、奋厉当世”的谦谦君子。嘉初年，苏洵携二子赴京城参加被誉为“千年科考第一榜”的考试，最终得以入仕为官。

“克己达仁，立身做人”的第一要务

苏洵与夫人程氏在教导子孙时，尤为注重志气节操的锤炼与品格的涵养，将“严师出高徒”“非义不取”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准则。苏洵在教育苏轼兄弟时，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方式――倡导“在实践中学”的游学之风，以实现“克己达仁，立身做人”的目标。程氏夫人的家庭教育则体现出“因势利导”的特点。有两件事对苏轼影响深远，并被他撰文记述：一次，程夫人看到苏轼从小猫爪下抢夺“桐花凤”小鸟，便教导他不可滥杀生命，要爱惜一切生灵，并叮嘱他务必铭记。这件事在苏轼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烙印，也使他从小树立起仁政治国的思想。另一事中，程夫人以“佣人看瓮”为例，教育苏轼非分之财不可妄取一分一厘，做人要堂堂正正，切不可妄生贪念，这是为人的根本准则。入仕以后，苏轼一生为官清廉、从不贪财，深受世人敬仰。这两则记载既展现了程夫人的仁慈和智慧，也反映出苏轼对母亲的敬爱，以及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正如王晋川先生所言：“报效国家的梦想，士大夫的风骨，是从小就刻在苏东坡骨子里的。”

三苏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家国一体”核心思想

“三苏”的家国价值同源

1.传统的“家国一体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的关系密不可分。正如《大清光绪新法令》所言，家国关系至为密切，若家庭与家族治理得当，国家风气自然趋于昌明。因此，“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这与《大学》强调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脉相承，既突出了个人修为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基础作用，也在“家国同构”的传统中进一步强化了“家国一体”的观念，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孟子・离娄上》亦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个人德行与家庭教养，不仅关乎一己一家，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与风气转变具有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这般价值取向，已然成为中国人古往今来的道德信条与行事准则，拥有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现实理路。它借由个体修养的提升，遵循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路径，推动家国同构、家国合一，最终凝聚成不可分割的家国整体。这正是中华文化里根植于家国却又超越家国、高于家国的价值理念与伦理自觉，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共有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追寻。

2.“三苏”的家国情怀

“三苏”深刻承袭了家国一体化的儒家传统，体现为移家为国、移父为君、移孝为忠、以身许国、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苏洵的君臣观强调，天子虽掌握最高权力，但其权势与威望的确立，有赖于大臣和士大夫的辅佐。他在《谏论下》中指出：“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苏洵认为，人无法完全控制或改变自然和社会秩序，因为上天与神明在某种意义上“主宰世界”。其根本用意在于，人应通过理解和尊重这些规则和限制，以实现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这既体现出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深刻洞察，也传达出一种谦逊而智慧的人生态度。然而，苏洵对君臣关系另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士之贵贱，其势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权在士。”换言之，天子可决定士人的地位高低，而士人却能左右天子的生死存亡。由此可见，臣民无论职位高低，身份贵贱，其政治作为和家国一体的态度，皆对君王的统治与国家的命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观念，也正是其忧国忧民情怀的深刻体现。

相比苏洵，苏轼更加强调君臣之间的“亲”与“信”。他在《代滕甫辩谤乞郡状》中阐述了这种关系，大意是：君臣关系本质上是趋同的，臣子不论贤能与否，都应对君主怀有敬畏之心，如同敬畏自然与严父。然而，当人处于疾苦或困境时，又会如呼唤父亲一般渴望君主的关怀与支持，这种情感发自内心，是无条件且不加选择的。苏轼在继承苏洵君臣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有，而是“天下人付之君主”（选自《御试制科第一道并策问》）。尽管天下不属于君主，君主却需借助言辞与制度来治理天下事务。这意味着君主虽处于政治体系的核心地位，但并不完全掌控所有事务，而需依赖外在的管理机构和实际的权力协调。因此，苏轼强调君臣应“亲如父子，信之如心眼”，主张君主在形式上可适度弱化，而臣子则应通过道德与正义支持并强化君主的权威，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愚忠”。

苏辙则更注重“信”与“爱”的理念。他认为，君主和臣子应在情感上如同家人般和谐，彼此间具备父子、兄弟般的信任、互动与关爱。对于后世君臣关系，他则指出，君臣互相猜忌，彼此设防，因矛盾而互不信任，上下观望、忧惧不安，如此又怎能共同谋划天下之利、规避天下之害？这种观点强调，君臣之间一旦建立信任，就不应再相互猜忌和防备，以利于国家趋利避害，建立国家信誉。

三苏家庭伦理观同袭

1.传统的家庭伦理观

在儒家传统文化范畴中，治理国家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正如《周易・家人》中强调“正家而天下定矣”，即通过整顿家庭关系（正家），可以使天下趋于稳定（天下定）。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和谐有序对整体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只有当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才能为社会带来稳定环境。传统“家国一体化”理念中的“家”以家庭伦理教育为核心，其基石是孝悌仁爱。“三苏”家族的这种孝悌文化同样蕴含丰厚内涵，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妻顺等家庭伦理准则皆在其中。苏轼、苏辙兄弟在仕途中相恤相随、休戚与共的态度，除了家族原因外，更多的是家国一体化观念衍生出来的文化共生关系。

2.“三苏”的“孝悌友爱”家庭伦理观

关于“三苏”家庭的“孝悌之道”在苏洵的《族谱后录下篇》中有记载，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生性善良，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对待兄弟充满深厚情谊，对待朋友坚守诚信，乡里乡亲无论关系亲疏，全都敬重喜爱他。其核心内涵是：最喜欢做好事，侍奉父母最讲孝道，同兄弟朋友相处最讲亲爱和信用，在乡里邻居之中，无论关系远近都尊敬热爱他。

苏轼的伯父苏涣，虽名气不及“三苏”显赫，但作为苏轼父辈中首位入仕为官者，对苏轼兄弟的成长影响深远。正如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评价：苏涣为人忠信，秉持处世之本；事亲孝顺，恪守家庭核心价值。其节俭与正直则体现了个人的内在修养与品格。这些美德并非外在强加，而是源自人性本身，即人与生俱来的良善本性。苏洵同样提倡孝悌忠信。苏轼在《异鹊并序》中赞道：“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此外，苏轼兄弟尤为重视对家族的贡献与尊严维护，认为孝悌之道是维护家族尊严的重要根基。兄弟二人生平始终践行孝悌之道，彼此扶持、相互关爱、勇于担当，不仅维系了家庭和谐，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这种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不仅深刻塑造了他们的个人品格，也对其文学创作和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过作为苏轼的第三子，其孝行感人至深。在苏轼与苏辙生命的最后十年间，苏过始终亲自侍奉、陪伴左右。晁说之在为其所撰墓志铭中写道，凡苏轼日常起居、四季冷暖所需，皆由苏过一人操持应对，而他从不以此为苦。将其誉为“纯孝”也不为过。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苏过深受苏轼和苏辙影响，最终也成为一位颇具才学的文人。

这种家庭伦理观对后世的家庭教育和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在塑造“三苏”的“孝廉仁爱”家风的同时，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约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家庭角色和责任的认识。这种伦理观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为个人品德的修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也在“家国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打通“入仕为官”的职业通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苏”的家国天下观同理

1.“三苏”的“宽厚仁爱”家风

苏氏家教既承袭了儒家传统的“家行孝悌，为官尽忠”标准，也彰显了“三苏”的家国天下观。苏氏家族数代传承宽厚仁爱之风，自苏涣始尤为显著。1024年，苏涣进士及第，不仅为乡邻开辟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也为苏氏家族文化和三苏蜀学的兴盛立下大功，打破了家族近200年来的衰微局面。乡人初闻震动、羡慕，继而纷纷效仿，各地家族长者皆以苏家为榜样，勉励子孙勤学上进，一时之间州县学风大盛，读书向学蔚然成风。

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记载，苏涣因仁德义举而深受后人敬仰。例如，在雍丘为弱者申冤，在利州路弹劾不法官吏，以宽厚之心对待友人，展现出高尚的品德和君子之风。在教育后代方面，苏涣也总是率先垂范，如要求苏辙读书须按计划进行，外出言行须合乎礼节，居家亦不可懈怠等，始终以严格的规范引导后辈成长。

2.苏轼苏辙“兄弟相恤”的传统美德

据史料记载，苏轼兄弟情深笃厚，不仅有手足之情，还有师承之实。苏辙称赞哥哥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也说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当苏轼因不满当时官场不公而忧心忡忡时，苏辙以其宽厚仁爱之心，多次帮助苏轼应对政治压力和生活困境。这种“兄友弟恭”的精神不仅维护了他们之间的亲情，也使苏轼在面对权力斗争时能够保持内心平衡。此外，“兄弟相恤”的传统美德对苏轼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轼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个人情感，提出“以义为主，以情为辅”的治国理念。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人文关怀中，也体现在他对亲情的理解上，人们所熟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苏轼为苏辙而作，成为诗坛上的千古绝唱，深刻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亲情和友情，也塑造了后世文人处理政治事务时的智慧与担当。

3.人文环境对“三苏”家学的影响很大

眉山地区的人文环境是“三苏”良好家风形成的重要外因。在宋代，眉山的读书风气相当浓厚。苏轼《谢范舍人书》记载，岁举之年，眉山地区参加礼部考试的45人（含苏轼、苏辙二人），最后进士及第者13人，占当年进士总数的3.4%。苏轼在谈到眉山的文脉基因时认为，各地学者的主流文化是“犹袭五代之弊”，而眉山士大夫却“贵经术”“通经学古”，表明他们不再因循五代以来的文化，更加注重儒家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也正因如此，眉山文化成为孕育“三苏”家训和良好家风的土壤，也成为“三苏”走向全国的基石。可以说，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三苏文化与儒家文化水乳交融、文化共生的重要因素。

在儒家文化视角中，“三苏”的“家国一体化”思想实践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深刻理解。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化大家，“三苏”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文化的深厚土壤。“三苏”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道德规范，还通过其独特的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将儒家精神内化为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体现。他们不仅在个人修养上追求至善至美，也在公共生活中践行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家国一体化”价值观，从而将儒家思想融入家庭和谐与社会责任。“三苏”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其思想既恪守传统道德规范，又为我们在当代树立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觉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为眉山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苏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课题“三苏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交互性研究”（编号：SS24ZD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吉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