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 田燕飞*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的快速发展，在重塑社会信息生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技术不确定性与伦理风险的AI焦虑。作为知识服务的核心机构，图书馆亟须探索数字素养教育与AIGC技术的融合路径，通过教育干预缓解焦虑并促进技术普惠。现通过文献分析，将心理学研究与数字素养教育理论相结合，从技术赋能层、素养提升层和焦虑缓解层构建动态闭环模型，丰富图书馆学与交叉学科的理论对话。

新时代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技术快速发展，这一发展态势正在重塑社会信息生态。AIGC技术凭借自身具有的高效、相对低门槛的优势，迅速渗透到教育、科研与文化服务等领域。作为提供知识服务的核心机构，图书馆既为AIGC技术提供具体应用场景，也为公众提供了接触新兴技术的重要窗口。但在AIGC技术普及过程中，部分公众产生了AI焦虑――这是一种因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伦理层面的潜在风险及个体能力差异等因素引发的心理压力。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已成为图书馆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数字素养教育作为图书馆的核心职能之一，正面临从传统技能培训向“AI素养”拓展的迫切需求。该需求的潜在价值在于通过开展相关的教育干预活动，缓解用户对于AIGC技术的焦虑情绪，促进技术能够更加广泛且公平地惠及大众。

研究回顾

当前，学术界针对AIGC和图书馆服务的融合已展开初步探索。AIGC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效率，但需要对其可能会削弱用户信息判断能力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1]。数字素养教育应纳入AI技术应用的相关内容，帮助用户更好地适应技术变革[2]。在AI焦虑研究方面，公众对于AI技术缺乏足够的信任，这是导致焦虑产生的主要诱因，通过开展教育干预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技术的接受度[3]；此外，AI焦虑还可能对图书馆馆员的职业认同感产生影响，需要通过开展系统性的培训活动缓解[4]。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两点局限：第一，学术界缺乏对AIGC技术与数字素养教育深度融合路径的系统性探讨；其二，尚未构建图书馆场景下的AI焦虑干预机制。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本文以“AIGC与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为切入点，将AI焦虑的心理学研究与数字素养教育理论相结合，提出“教育干预缓解技术焦虑”的创新性模型。

AIGC、AI焦虑与图书馆数字素养的关系

AIGC技术发展与教育应用的融合趋势

AIGC技术凭借多模态生成、人机协同与跨场景交互等特性，深刻改变了教育领域中资源生产与知识传播的模式[5]。基于大语言模型（LLM）的生成式工具已具备文本生成、逻辑推理与跨模态转换等能力，能够在个性化学习与教学资源开发方面起到辅助作用[6]。这些相关研究表明，AIGC在教育领域存在两大潜力，一是提升资源生成效率，二是优化人机交互体验能力，这为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技术赋能奠定了基础。

AI焦虑的成因与现有治理困境

尽管AIGC技术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但其应用过程中也伴随诸多伦理风险与公众认知鸿沟。AIGC生成的虚假信息难以审核，加剧了信息可信度方面的危机状况[7]；同时，AIGC产生的“幻觉效应”（hallucination）可能引发事实性错误，削弱用户对于该项技术的信任程度。这种技术不确定性直接催生了AI焦虑，具体表现为公众会担忧技术出现失控局面，对自身职业可能被替代而心生恐惧，并且在面对诸多信息时产生无力进行辨别的感觉[8]。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数将关注点聚焦在技术治理方面，对怎样借助教育干预的方式有效缓解焦虑的探索明显不足。

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的转型机遇

在AIGC背景下，图书馆正逐步从传统意义上的藏书阁转向数智素养培育中心这一全新定位。借助AIGC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学习生态环境，可助力用户实现从单纯的信息消费模式朝着知识共创的方向转变[9]。具体而言，图书馆能够通过如下路径缓解AI焦虑：开展技术认知方面的教育活动，对AIGC的运作逻辑（如提示工程、数据训练等）剖析解读，以此削减技术带有的神秘感[10]；开展批判性思维训练，将案例教学与之相结合，从而促使用户对所生成内容的鉴别能力得以提升；推进伦理与责任方面的教育，引领用户深入理解AIGC在版权归属、隐私保护等方面潜藏的风险[11]。与此同时，图书馆还需要着力构建“技术―人文”双轨制服务模式，将AIGC工具嵌入信息检索、学术写作等不同的场景，以此帮助用户在实际操作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对技术的信心。

AIGC技术既为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带来工具上的革新，也对公众认知提出了挑战。如果把技术解析、批判性思维训练以及伦理教育加以整合，那么图书馆就能够变成缓解AI焦虑的重要枢纽。本文将构建“技术赋能―素养提升―焦虑缓解”的闭环路径，促使AIGC实现从“风险源”向“解决方案”的范式转变。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文献研究，本文构建了AI焦虑缓解模型，并形成“技术赋能―素养提升―焦虑缓解”的闭环路径（如图1所示）。该模型强调技术赋能和素养提升呈现互构的关系态势，并将素养提升视为缓解AI焦虑的关键中介；同时，AI焦虑的缓解对技术赋能具有反馈作用。模型强调技术伦理前置、教育体系重构、社会治理的三维协同互动，以前期研究为理论支撑，构建涵盖技术支持、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的系统解决方案，推动AIGC实现范式转变。

技术赋能层

技术赋能层是“技术赋能―素养提升―焦虑缓解”三体模型的基础支撑。技术赋能层的实施路径强调工具链自动化与平台智能化。自动化工具链能够简化技术调用流程，为非技术背景用户使用AIGC功能提供便利；智能服务平台凭借“一站式”服务的方式降低操作方面的复杂程度，为后续素养提升奠定技术根基。

在智能服务升级方面，着重优化用户交互体验。例如，开发智能教育助手时，能够依照用户的具体需求动态生成学习路径，以此缓解信息过载的问题；利用VR/AIGC融合平台开展场景化教学，提升用户参与度；建立动态知识图谱，实时整合与更新多源学术资源，进而提升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能力。在技术工具应用过程中，需要多方角色共同参与协作，包括有负责对模型优化算法进行研究的工程师、着手设计数据治理方案的数据科学家、负责对接用户需求的图书馆技术馆员及开发教学场景的教育设计师等。

素养提升层

素养提升层在缓解AI焦虑方面发挥关键的中介作用。其目标是通过系统性教育干预举措，着力培育用户在技术认知、价值判断以及创新应用三个维度的能力，从而推动用户实现从被动的技术使用者转变为主动的共创者。

“数智公民素养体系”为能力建构提供了核心框架，具体涵盖了三个重要部分，分别是技术认知教育、批判性思维训练以及伦理决策能力培养。教育范式革新为素养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例如，构建“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借助智能工具给学生搭建认知脚手架；进行敏捷课程系统开发，支持快速迭代的教学内容，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技术层面发生的变革；建设虚拟教研室，促进图书馆馆员与用户之间的知识共创。此外，通过制定数字素养分级认证制度，对用户能力提升进度进行量化评估，能够有效增强用户学习动机。例如，可构建初、中、高级三级AIGC应用能力认证体系并推动其落地实施。

为保障数字素养教育效果，图书馆有必要开展教学方案分层式的设计。例如，就学科馆员而言，可开展AIGC工作坊活动，提升其在AI工具教学方面的能力。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则可借助“技术认知―伦理反思―创新实践”这种螺旋式的课程设计模式，逐步推动能力建构向更深层次发展。

焦虑缓解层

焦虑缓解层通过科学的风险防控与广泛的社会共识塑造，系统性重塑用户对AIGC技术的信任根基，其关键策略包括技术风险治理、心理干预机制建设与公众参与协同等内容。

风险防控机制是信任重构的基石，具体举措需形成多维度合力，涵盖内容分级审查制度、情绪识别模型、法律归责体系与社会共识塑造。在内容分级审查制度中，要搭建多级审核体系，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路径。在情绪识别模型方面，结合生理信号监测与主观情绪量表，对用户的焦虑指数展开实时综合评估，并依据监测数据动态调整技术呈现的复杂程度。一旦检测到用户操作中的挫败感显著升高，系统将自动触发缓冲机制，通过降低任务难度、简化操作流程或启动同伴辅导机制，缓解用户的负面情绪。对于法律归责体系而言，要清晰明确AIGC应用中开发者、平台与用户的责任边界，借助法律咨询机器人为用户提供实时权益保障支持。社会共识塑造则是通过治理透明化、决策参与渠道开放化的参与式治理方式，强化公众对技术应用与风险管控的信任程度。

焦虑缓解层、技术赋能层与素养提升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动态循环的反馈闭环系统。当用户的焦虑指数出现明显降低时，相关数据能够即时反馈到技术开发端，为算法的人性化优化提供精准方向。而用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会直接增强其技术使用信心，这种信心又能进一步降低焦虑的发生率，形成正向循环。依托“技术―教育―心理”三个维度的深度协同与有机配合，图书馆能够构建从个用户延伸到社会层面的全域信任网络，最终推动AIGC实现从被片面视作“风险源”到成为赋能发展的“解决方案”的范式转变。

技术赋能通过构建可信可靠的应用环境降低技术误用风险，同时以个性化智能服务充分释放技术的应用价值；素养提升有助于培养用户的批判性思维与理性认知能力，切实提升其驾驭技术的能力；焦虑缓解则通过多元干预手段构建稳固的社会信任机制，并以用户反馈为技术迭代提供持续动力。最终构建起“技术创新―能力增强―风险递减”的良性增强回路，让AIGC从原本的风险争议焦点，变成破解数字鸿沟、推动教育变革、升级知识服务的核心方案载体。

本研究以图书馆为实践场域，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引发的“AI焦虑”问题，提出“技术赋能―素养提升―焦虑缓解”三体模型，系统探索了数字素养教育在智能化转型中的创新路径。突破传统技术工具导向的研究范式，将心理学中的焦虑干预理论与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深度融合，构建了跨学科的“教育干预缓解技术焦虑”框架。该框架强调技术认知、批判性思维与伦理决策的协同培养，为图书馆学与认知科学、教育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AIGC技术的终极目标应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图书馆通过平衡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不仅缓解了AI焦虑，更重塑了数字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培养具有批判意识、伦理责任感与技术掌控力的“数字公民”。这一实践表明，唯有坚持“技术为人，而非人为技术”理念，方能在智能化浪潮中守护知识的温度与思想的自由。

本文系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24年度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图书馆数字素养教育模式探究”（项目编号：JG202411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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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沛芹,陈瑜.人工智能焦虑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J/OL].新媒体与社会,1-17[2025-11-20].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50929.195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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