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琪

摘要：近年来，“粉丝”这一话题受到社会大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聚焦平台与用户间的信息传递与情感互联，分析其中“路人转粉”的关键因素。同时，通过深入研究用户情感体验的三个维度，即本能、行为和反思，解析粉丝用户在娱乐社交平台中信息与情感的交融过程；透过用户期待沉浸和意义重塑的心理变化，了解“路人转粉”后形成情感认同聚合体的过程。

作为青年亚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特别文化群体，粉丝群体受中国社会文化和媒介技术影响，呈现出工业社会中常见的通俗文化特征。从媒介环境演变过程来看，粉丝文化是一种伴随互联网介入文娱产业、偶像工业生态重塑而形成的新样态，粉丝群体以网络娱乐社交平台为主要空间，围绕特定明星开展生产和消费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的圈层传播模式和群体内部的运作机制[1]。粉丝群体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尤其“出圈”这一传播现象将文化群体内部问题上升至社会大众问题，成为学术界的重要探讨议题。

学术界对粉丝文化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特征，主要集中于传播学、社会学及经济学领域，具体包括粉丝文化形成的社会机制、粉丝的媒介及传播模式、粉丝经济和资本运作模式等。仅从传播表征现象来看，粉丝群体的形成源于用户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介获取相关明星信息后，从而形成有组织的小型群体。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于粉丝的媒介产品和粉丝体验方面的探讨较少。事实上，媒介产品是粉丝群体形成的关键传播桥梁，粉丝本身也是核心传播主体，二者间的互动与使用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结合唐纳德・A・诺曼提出的三个情感维度，阐述娱乐社交平台中的信息和情感传递，并从娱乐社交平台与用户交互体验出发，探究“路人转粉”形成的原因。

“路人”用户的情感维度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指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概念为：“劳动者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不断地肯定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喜爱和激情作为驱动力，构建社群网络，获得极度自洽的认同感。”[2]由此，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融合文化》中提出的“情感经济”理论也随之进入资本世界，并引起媒体与娱乐产业的重视，将粉丝的情感因素上升到决策高度。粉丝的存在机制是明星依托粉丝的情感劳动得以维持，同时将明星、粉丝、娱乐社交平台与资本深度绑定。由此，粉丝成为依附娱乐社交平台、以明星为核心导向的关键经济消费群体，而娱乐社交平台也成为明星与粉丝、资本与消费群体之间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

娱乐社交平台中的情感因素，是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指标。情感虽具有主观性，但情绪会改变人脑解决问题的方式，情感系统也会影响认知系统的运行方式。从认知到感受，再从理解到评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用户体验系统[3]。唐纳德・A・诺曼将用户的情感体验定义为三个维度，即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从这三个维度可以清晰了解用户在娱乐社交平台的情感体验。

本能：新手用户的感官引导

本能层是人们表达最简单心意和情感的层面，具有生物特征。唐纳德・A・诺曼为了便于陈述和他人理解，将本能层对应娱乐社交平台的外形，用户对娱乐社交平台的第一印象往往出于本能和生理感觉，而这种感觉集中在平台的外层信息――包括交互界面的图片、文本和影像。这类带有明星印记的多元化内容，对粉丝具有强烈的生理与心理吸引力。粉丝圈常说“始于颜值，陷于人品”，除了明星生动的表演在电视及娱乐社交平台上转播，他们私生活、外出活动等内幕信息，也会在贴吧、微博等娱乐社交平台的首界面呈现。娱乐社交平台的外层信息是用户的第一感知，首界面信息更是本能层面吸引“路人”用户的首要因素。但随着用户碎片化使用频率的提升，为了更好地留住用户，本能层面的信息变得多元化，其内容蕴含量也大幅增加，在有限的外形层面契合“路人”用户的期待，成为稳固用户的基础条件。

行为：增强中间用户的黏性

行为层的核心是用户效用，能否让用户在特定情境下达成目标、满足需求，并在过程结束后获得愉悦感，是该娱乐社交平台能否稳固中间用户群体的重要因素。当新手用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转变为中间用户时，功能丰富度、易理解性和易用性是增强中间用户黏性的关键因素，满足中间用户的需求是娱乐社交平台在行为层的首要目标，其目的是为了积累粉丝量、增强中间用户黏性，提高他们转变为专家用户直至转为粉丝的可能性。2018年4月，大众点评和微视启动了娱乐社交平台年轻化战略，分别邀请了张艺兴、黄子韬作为代言人，吸引了大批年轻粉丝成为忠实用户，既扩大了中间用户群体，也增强了用户黏性。同年，微博针对粉丝用户上线“饭票”功能，粉丝可通过与明星互动、发帖获得“饭票”，进而解锁明星福利，有效提高了粉丝的活跃度。每年举办的微博粉丝嘉年华，丰富了粉丝的线下追星体验。2025年9月，微博奇遇小镇在成都落幕，微博奇遇记以明星和粉丝的双向奔赴为核心，并创新融合新技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重构粉丝互动的新链路[4]。为了巩固中间用户群体，娱乐社交平台在行为层不断开发新功能、优化交互系统，不仅方便了用户使用，还延长了粉丝使用时长，更激发了中间用户深入理解和探索的积极性。当然，引导用户在娱乐社交平台特定情境下完成既定目标，既是中间用户形成专家用户的初步条件，也是“路人转粉”的基础导向。

反思：专家用户的情感寄托

专家用户的转变，象征着需求从本能层面升华为情感寄托。对用户而言，反思水平与物品意义――与某物引起的个人回忆有关。产品并非所有用户需求的叠加，产品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于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最重要的是在用户和市场中树立产品的“形象”及“地位”[5]。相较本能层与行为层，反思层更注重产品的文化内涵和专家用户的情感联结。娱乐社交平台在初期阶段，通过偶像在荧幕中虚构的角色身份或人设，引发粉丝对美好愿景的追求和幻想，以达到对偶像角色的崇拜，从而获取流量；中期阶段，转向以社交为主的发展模式，致力打造以兴趣为聚合点的娱乐圈层，原始的圈层文化逐步形成；后期阶段，反思层除了继续以用户兴趣为基础，还更多地承载来自个人的情感因素，如微博超话社区、微博之夜等。资本的介入让原本以兴趣为主的社区群体成为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为核心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在此背景下，垂直类娱乐产品成为粉丝的“心头宝”，粉丝开始聚集至哔哩哔哩、爱豆、Owhat等功能细分的娱乐社交平台。在技术赋权的推动下，极大提升了专家用户的主动性，他们不再满足在追求过程中由集体讨论、二次传播带来的参与感和互动感，还希望通过自己的某种技能为自身带来主角感和梦想感[6]。此时，娱乐社交平台已彻底成为专家用户群体情感和共同梦想的寄托，从原本单纯获取明星信息的属性，转变为群体间对明星情感传递的载体。这类承载特殊意义的用户群体，乐于将这份情感分享他人、置于公共空间探讨。此外，专家用户也从原本的初级体验阶段，进入以群体情感寄托的群落环境。在娱乐社交平台的体验中，用户的情感层级转变，为“路人转粉”提供了情感基础。

粉丝用户的情感转向

本能、行为和反思三个维度相互贯通，在用户情感体验中既是并列的也是有序的。用户在使用娱乐社交平台并被吸引停留时，会本能地留意突出的信息；通过与其他用户互动，他们会将自身情感与意义寄托于自己关注的明星，形成微妙的情感联结。不仅如此，在体验过程中，娱乐社交平台与粉丝间会形成相互作用的能动关系，平台借助粉丝心理快速引导其完成情感体验，促进粉丝意义由个体转化为社会大众。当粉丝获得充分情感认同和个人价值体现后，以兴趣为主的互联网群落会逐渐发展为层级严密、分工明确的社会团体，从而推动粉丝圈层形成。

期待：用户感官的诱导

姚斯认为，用户对信息的理解受“前见”或“前结构”的影响与制约。文本可能会通过某种符号唤起读者的“前见”或“先在结构”，让读者进入特定的情感设定，并对结局产生期待[7]。当然，娱乐社交平台本能层的信息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涵盖声音、影像和游戏等多元载体。这些多元化的信息载体能更轻易地拓宽用户的期待视野。用户的期待反应会随内容类型、粉丝特征的变化发生改变，加之媒介技术的发展，本能层面中期待因素对增强用户黏性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鲜明的界面设计、新兴的媒介形式和引人入胜的文本内容，仍刺激着用户的本能反应，提高了“路人转粉”的可能性。

沉浸：提升“路人转粉”的可能

在行为层面，粉丝体验如何达到“完美”，需要观察粉丝在使用娱乐社交平台时是否沉浸其中。Csikszentmihalyi在其专著《沉浸：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中提到“沉浸”的概念并重新进行了解释，即“具有适当的挑战性而能让一个人深深沉浸于其中,以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体验。”[8]2000年，Novak和Hoffman在互联网沉浸相关研究中指出，提升娱乐社交平台行为层面粉丝的沉浸几率，需要在互动、涉入、玩乐性和技能方面提高操作性。手机作为粉丝使用娱乐社交平台、搜集明星信息的主要媒介，推动信息传播与交互趋向多元化，尤其碎片化阅读时间居多、明星私密信息传播提速。娱乐社交平台为提高粉丝沉浸性，对行为层面的要求也逐步提高。微博发布的2020年用户发展报告显示，微博用户群体继续呈现年轻化趋势，“90后”和“00后”的占比接近80%，其中“00后”更喜欢《创造营2020》《2020KPL秋季赛》等内容；赛季期间，平台新增了打榜、互粉等互动功能，整体用户在线时长增加1.5小时[9]。据腾讯Z时代网民手机娱乐报告，年轻粉丝用户每天使用手机娱乐的时长为3小时。在行为层面，娱乐社交平台的操作时间越长，粉丝需求满足度越高，越易进入沉浸状态。因为沉浸带有心理上的浸入，粉丝从娱乐社交平台接收的所有明星的信息带有持续热忱，并将这种心理投射到个体行为中（搜索、分享和互动）[10]。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与行为实践的丰富，粉丝群体会获得多层次快感，从本能层的视觉审美到行为层的社交互动，不仅在使用娱乐社交平台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认同，其价值观也在被重新塑造。

意义：促进个体意义的升华

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一书中提到，“意义在个体间含混地流动，符号的意义还被说话的人彼此分享，像礼物互换一样，丰富或缩减着社会关系”[11]。符号意义在个体之间的流通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认知的集群化效应，而这种效应正逐渐形成，随着媒介环境中话语的空间流动，符号的意义在个体之间不断变化、发展，直至达成稳定的“共享意义”[12]。粉丝在互动和分享明星信息的过程中，会自然形成与之相关联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尤其在粉丝文化形成后，粉丝群体还会凝聚成统一力量，在娱乐社交平台上开展应援、打投、反黑和控评等活动，井然有序地在娱乐社交平台对自家明星提供支持。同时，这种意义的共享不仅局限于群体内部，还拓展至社会范围，即所谓的“出圈”。有受访者提到：“反制黑粉和控制评论，已超出了普通粉丝所能把控的范围，但为了达到目的，粉丝依然会竭尽全力，如通过抹黑其他偶像转移舆论和宣传自家偶像，大部分的粉丝都活在对偶像的幻想和为偶像献身的自我感动中。”[13]群体的从众效应重塑原本意义，将个体思想融入群体，个体意义在反思层面消解、重组，最终形成新的意义，而这一新的意义直接受信息与组织者的影响。

娱乐社交平台既是用户与机器的交互中介，又是粉丝与明星情感互动的情境。用户“路人转粉”后形成相同认知的圈层，需要长时间且高频率的互动沉淀。全媒介时代，不论是资本的体验经济引导还是媒介信息的熏陶，粉丝圈层的形成成为必然，如何处理好娱乐社交平台与用户、明星与粉丝间的关系是重中之重。在信息交融的虚拟世界中，用户很容易沉浸于短暂的享乐、自由和快意而迷失自我。粉丝群体作为娱乐时代的特定产物，其形成依托个体对明星的情感投射，并在资本运作的推动下，最终演变为具备内部社会协作机制的文化集体，进而形成“明星价值引导+粉丝情感供养”的双重机制。在此背景下，粉丝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与娱乐社交平台体验密切相关。粉丝情感源于现实，是现实世界在虚拟空间的映射。娱乐社交平台体验需从人文理想、人文关怀和情感共鸣等方面，引起粉丝的内在价值认知。在粉丝参与过程中，粉丝的价值导向并非完全负面，其正面效应同样需要正向引导，如河南受灾时明星积极捐款，就有粉丝的共同参与。

本研究基于娱乐社交平台，结合用户体验的理论展开分析。粉丝群体的形成与情感转变并非单纯的产品与用户关系，需剥离表征现象，探查其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娱乐社交平台的运营模式、信息发布和互动技术，均离不开资本的支撑。资本以逐利为目的，可通过技术更新迭代诱导粉丝群体将情感寄托于明星，进一步进行非理性体验消费。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与亚文化群体的崛起，与资本渗透具有一定联系，资本在新技术研发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虽然娱乐社交平台的用户体验与平台背后资本吸引用户的初始目标一致，但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产品和用户本身的分析，为正确引导粉丝价值观提供思路，进而弱化资本的影响力。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基于用户体验理论下‘饭圈’用户的价值观重塑研究”（项目编号：SK2021A0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徐利华,王娜.试论粉丝文化的三种模式：基于爱德华・霍尔文化模式理论的研究[J].采写编,2025(03):66-67.

[2]林韵程.虚拟偶像成为新的偶像想象共同体：基础与形成过程[J].新媒体研究,2024,10(19):79-82.

[3]唐纳德・A・诺曼.情感化设计[M].付秋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4][6]金融界.微博的娱乐突围战[EB/OL].(2018-09-25)[2025-11-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530999930306836&wfr=spider&for=pc.

[5]唐纳德・A・诺曼.情感化设计[M].付秋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7]李诗彤.“饭圈盗猎者”：粉丝“白嫖”的文化冲突与身份建构[J].新闻记者,2024(12):57-70,86.

[8]Csikszentmihalyi M.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M].Jossey-bass,2000.

[9]凤凰网娱乐.解锁追星新体验！微博奇遇记重塑“双向奔赴”，成为今夏星粉互动天花板[EB/OL].(2025-09-19)[2025-11-01].https://h5.ifeng.com/c/vivoArticle/v002OhVrxcxfUWxxFKaXm1-_pMSy67ufBTG2KwTpsXhZ5LOc__?isNews=1&showComments=0.

[10]王蕾,姚亚南.亚文化迷群社交媒体传播中的沉浸体验研究：以英剧《神探夏洛克》同人迷为例[J].新闻大学,2018(06):101-111+151.

[11]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任一凡.社交媒体下粉丝“文本盗猎”参与式文化的生产研究[J].新闻前哨,2024(17):75-77.

[13]郭沛沛.“嘲笑”即礼遇：偶像“出圈”的传播研究：基于洛文塔尔社会心理学接受理论的分析视角[J].新闻界,2020(08):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