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璐璐

摘要：清代国力日益强盛，西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所在。现以广西、云南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梳理清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治理滇桂地区的活动简况，揭示清政府经济实边对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固民族团结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广西、云南作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实边的实践轨迹对研究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及持续的外患压力，清政府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在开垦荒地、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矿产开采等领域全面推进、稳步经营，滇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疆的安全稳固。

开垦荒地

清初，西南地区受社会环境影响，大量耕地长期闲置，广西、云南两地的农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为盘活地方资源、推动农业复苏，清政府调整土地管理政策，不再依赖传统屯田制度，转而引导民众开垦荒地，将原本“荒僻、瘴疠之地”逐渐转化为可耕种农田，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为后续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初，在人口增长与政策引导双重作用下，广西耕地开发突破传统的桂东、桂中平原区域，逐步向桂西北等偏远山区推进。清后期，广西耕地总面积较清初有明显增长。与此同时，当地民众结合不同地域特征，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配的农业模式：平原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山区采用旱地作物与林业结合的方式，河谷地带则重点发展经济作物，为广西农业产量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广西类似，清初，云南耕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滇池、洱海周边平原，随着政策推进与开发需求增加，耕地开发逐步向滇西南、滇东北等山区延伸。至清后期，云南农业发展形成鲜明特色：一方面，利用山地地形主导山区梯田开发；另一方面，聚焦特色作物种植，构建起“平原种稻、山区种杂粮、河谷种经济作物”的多元农业格局，这既发挥了云南不同地域的自然优势，又在农业生产协作中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恢复发展农业

清初，财政危机日益严峻，西南地区耕地抛荒率提高。为恢复经济活力，广西、云南地方政府着手恢复农业生产，积极提倡并发展农副业，以蚕桑种植业为主，同时推广经济林种植。

广西农业发展概况

近代以来，随着商埠逐步开通，广西与外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国际市场需求和利润的驱动下，广西的传统贸易逐渐转向海外市场，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产品商品化发生变革，输出商品种类增加，如猪（牛）皮、桐油等。广西甘蔗、花生、麻、蓝草、烟草等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生丝贸易的刺激使得原本落后的蚕桑业出现空前兴旺，白丝出口量显著增长，1893年至1894年，出口量从7200磅增至18886磅。1890年，广西巡抚马丕瑶在广西30余县推广桑蚕业，鼓励各州县官员捐俸采购桑苗，指导农民种植。广西巡抚张鸣岐也积极推广种桑养蚕，设立蚕桑学校和机坊，引进缫丝技术，设立奖惩制度。

云南农业发展概况

康熙年间，玉米和马铃薯在云南各地广泛种植，取代低产的传统作物成为主食，极大推动了云南农业经济发展。乾隆至道光年间，云南人口激增，地方政府着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业发展势头迅猛，全省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雍正二年（1724）至嘉庆十七年（1812），全省田地数量增长数倍，地方政府引进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耕耘技术，实行小春、大春两季轮种，增加粮食产量。可以说，种植结构的变化，缓解了云南因人口激增造成的口粮紧张状况，而不宜种植水稻、大豆的西南山区也得到了开发。

强化道路交通系统

古代的交通系统，主要由驿道、驿站构成，在驿道上设置驿站，两者共同构成驿传系统，相当于当代高速公路网。清代，驿传承担着传送文报、接待官员、运输物资等功能，陆驿用人力和畜力，水驿用舟船[1]。清政府在广西、云南延续并改建了明朝的驿传系统，将驿道分为三等，即“官马大路”“大路”“小路”，其中，“官马大路”作为主干道，由北京通往各省份的省城，类似于现代国家主干道；“大路”分别连接省城与重要城市；“小路”连接各乡镇，以此形成了层次丰富的道路网络。

清代，驿传首要任务是传送公文，中央由兵部统管，地方由各地汛、塘、关、哨的驻兵守护。此外，驿传还承担了其他附加职能，如驿站维护管理、经贸物资转运、边防所需物资输送，以及对驿道沿线军路的辅助维护等。云南驿道以昆明为枢纽，广西驿道以桂林为枢纽，连接省内府州县，沟通贵州、广东、四川、西藏、福建等省份，通往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承续古西南丝绸之路。随着近代中外交流的逐步开展，到了晚清民初，铁路、公路等近代化交通工具的引入，以及滇越铁路、湘桂铁路、个碧临石铁路的修建，不仅冲击了传统交通运输格局，也为滇桂交通运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清政府接力式的驿传系统有效解决了远距离信息与资源输送问题，建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经济及信息的长距离输送机制，不仅保障了公文传递，促进了物资运输和商业贸易，还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联系。

修缮和疏导水利资源

历朝历代农田水利建设事关国计民生，清代也不例外。据《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记载，这一时期广西、云南地区水利工程有2000多项，涉及河沟、池塘、挖井、堰坝等，主要用以农林灌溉、调兵遣将、军需运输、商品货运等。

修缮广西灵渠

历代统治者对灵渠的修缮、维护极为重视，清政府对灵渠的使用和修缮频率更是达到顶峰。清代，灵渠主要用于运输和灌溉。

灵渠的运输作用。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成为联结西南与楚粤的纽带，湖广的米粮、广东的盐、湖北的铸币、云南的铜矿都经过灵渠转运。广东因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导致良田面积缩小，造成粮食短缺，通过灵渠调运广西、四川的大米有效解决了广东的粮食问题。商品交换的发展，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清政府通过灵渠将云南、广西及华东等地盛产的铜料运往铸币厂加工成铸币。

灵渠的灌溉功能。文人李渤曾到桂林为官四载，其间多次修缮灵渠，其提到“与渠旁民约，夜听溉田，昼听公私舟行”[2]，说的就是灵渠白天可通航，夜晚可灌溉的景象。清政府为保障灵渠的通航和灌溉功能，在兴安县南渠渠堤上刻了《严禁放鸟入堰捉鱼批示碑》，严禁放鸟入堰塘捉鱼，碑文提到“粮田必须粮堰，粮堰灌润粮田，上关国课，下济农民，不可毁伤”，足见统治者对灵渠的保护。康熙五十三年（1714），广西巡抚陈元龙重修被毁的大小天平，将巨石平铺坝顶砌成龟背形，又对陡门（船闸）进行了修复。雍正八年（1730），鄂尔泰主持修缮灵渠，主修18座陡门和37座堰坝。光绪十一年（1885），广西按察使李秉衡奉旨修渠，修复了因洪水而被冲毁的分水坝及南北陡堤，此次维修后的灵渠面貌大致保留至今。

疏导云南六河水利

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政期间，云南的水利事业有了显著发展。他深知水利建设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重要性，强调“水利为乃首务”“水利不可忽视，水害亦不可不防”，既要重视水利建设，又要防范水害。云南各地水利状况各异，他遣令下属详查并绘制地图上报。鉴于水资源分布不均匀，洪涝频发，他主张因地制宜规划水利工程，以有效解决水利难题。主政期间，他在云南主持水利修缮工程70多项，撰写了《兴修水利疏》《修浚海口六河疏》《临安修河教》多部兴修水利的重要著作，为滇池地区农田水利建设提供参考。

繁荣商业贸易

清代，中央政府通过增开商埠市集、减免税收、发展特色产业及边境贸易等，丰富了滇桂商业贸易活动，推动滇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

扩充商民、拓展商埠、增设市集

灵渠与六河江水运的整修，加强了滇桂与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往来，带动周边省份及海外贸易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商业环境，广东、湖南、四川等邻省的商人大批迁入广西、云南，他们中不少是工商业者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经济性移民高潮，对广西、云南的商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广西的龙州、梧州、南宁等地相继开通商埠，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带动一批城镇商业带迅速发展，推动商品经济繁荣。相较于明代，清代滇桂地区的市镇、圩镇多达几十个，分布密度增大，区域性的市场已发展成形，与府州县城市以及边贸市场组成的市场网络进一步扩大，以桂林、梧州、南宁、昆明、大理、丽江等城市为代表，这些城市成为西南商业发展的中心，如桂林、昆明分别作为广西、云南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商业尤为发达，城内既有大批小商贩，又有不少行商大铺；梧州则成为广西谷米运往广东的必经之地；大理、丽江成为连接内地与边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的重要商贸枢纽。

发展特色产业

随着商品种类的增加，一批批优质产业涌现，商品贸易日益频繁，如云南的采茶业、纺织业，广西制瓷业均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云南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特别是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拥有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越自然环境。茶叶分销至省内外乃至海外，常与四川、西藏、青海等地交易，即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这是云南商业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初，云南纺织业落后于内地，随着内地人口迁入，纺织业受到重视。云南虽不种棉花，但依靠缅甸进口的棉花，实现手工织布业遍及全省，尤以滇中新兴和河西地区的手工棉著名。云南地区傣族家庭纺织业普遍，以木棉纺织的布称为“摆夷布”，丝织品称为“傣锦”，在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州尤其著名，乾隆《腾越州志》记载德宏的“傣锦”工艺十分精湛。

广西的制瓷业以坭兴陶最为闻名，清末发展到鼎盛。坭兴陶原材料取自钦江两岸的红泥和白泥，红泥含铁量高，白泥细腻黏性好，均具备良好的可塑性，将两种泥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塑造各种形态，经过窑火烧制成型。清末，坭兴陶的制作已相对成熟，薄胎工艺极具代表，造型设计上融合了中原、岭南和域外三种文化元素，形态丰富多样，通过合浦口岸，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1915年，钦州的坭器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表彰，从此名声大噪。

振兴边境贸易

清代，中越两国经贸交往频繁，形式多样。大宗商品通过云南、广西的陆路通道及广西的海路通道实现贸易流通，云南的开化白马关、蒙自口、思茅口、腾越口，广西的平而关、水口关、镇南关成为两国往来的贡道和货道。安南、缅甸通过贡道，向清朝进贡金器、珠宝等物品，换取绸缎、瓷器等赏赐；清政府则通过货道出口烟、茶、瓷器、绸缎、布匹、油、糖等，进口安南的大米、薯莨、槟榔、砂仁等。清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安南盐无私盐之禁，只需交纳少量费用给官府，便可以自由贩卖给中国商民，广西有的地方常年购置安南盐，安南盐成为边境贸易的大宗商品。

云南与缅甸地理接壤，中缅贸易以滇缅陆路为主，受政治关系的影响，两国贸易历经中断期、关禁期、恢复期、易主期，缅甸政权更迭后，海上贸易崛起。滇缅陆路贸易以边境互市为主，云南主要输出绸缎、陶瓷、毛毯、烟草、茶叶、生丝等；缅甸则出口琥珀、玉石、棉花、象牙、海产及盐等，这些商品对两国人民的生活至关重要，其中以丝绸、珠宝与棉花的交易量最大。云南的腾越、蒙自、普洱等地成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开发矿藏资源

清代前期，清政府为巩固统治，推进地方治理，行政与军事相关开支增大，加之官僚机构膨胀，财政赤字频发。开发广西、云南的矿产资源，成为清政府的生财之道。广西、云南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铜、锡、银、铝等有色金属，是冶矿业发展基石。清政府通过建立官办和商办采矿场，不仅为滇桂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还推动了冶炼、加工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了滇桂地区商业繁荣。

云南矿业发展概况

康熙二十一年（1682），蔡毓荣就任云贵总督，上疏《筹滇十议疏》，提出“开矿藏”“广铸钱”，即“地产五金，令民开采，官总其税”之策，令地方官员查验辖区内的矿铜，“广示招徕”，“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其优升；开矿商民上税三千至五千两者，酌量给予顶带”[3]，积极扶植云南的矿业开采。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政府准许官府主导、商人组织大量开采云南铜矿，即“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4]。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云南矿冶业的发展。雍正元年（1723），云南多地增设铸钱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铜矿业因工艺提升和市场需求增长而兴盛，东川逐渐成为当时中国铜矿业的重要基地。同时，云南的锡、铅、锌等有色金属矿产得到了有效的开采利用，不仅在本省销售，还大量销往京城、四川、湖广等地区，矿产的工商利润和税收成为云南的经济支柱。

广西矿业发展概况

广西拥有丰富的铜、铅、锌等矿产资源，呈现“多矿种并存、区域性集中”的特点，主要分布于庆远、平乐、梧州等地。然而，广西矿业发展历程曲折。康熙时期，允许民众自行开采矿产，却因经验不足，成效有限。雍正时期，中央实行了严格的矿禁政策，广西矿业受限，引发多起矿乱事件。雍正六年（1728），广西巡抚郭上奏开矿之利，至雍正九年（1731），其奏报：“本年春、夏、秋三季获铜十万三千余斤。”此举促使矿禁政策开始放宽，铜矿在广西南丹、苍梧、武鸣、恭城等地得到大量开采。乾隆初期，矿禁政策彻底放开，广西矿业迅速发展，铜矿开采管理政策更为开明。清代中期，广西矿厂管理体系逐步完善，以官督商办为主，官办为辅，还有小生产者私采。咸丰年间，广西矿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开始衰落。光绪年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广西矿业开始探索近代化发展模式。

清政府在广西、云南地区的经济实边实践构成了西南边疆治理策略的关键部分，成为推动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历史进程中展现深远意义，从而为我国多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系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基金资助项目“清代西南边疆地区治理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2YJJD0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何耀华.云南通史：卷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千三百九十八卷[M].扬州:广陵书社,2023.

[3]鄂尔泰.云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4]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