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

摘要：侗族银饰承载着侗族的历史文化，具有民族身份象征、文化认同等重要价值。现以侗族银饰手工技艺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嬗变与现实困境。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在市场化转型中，其承载的文化符号面临消解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再现体异化、对象模糊化和解释项断裂，导致从“文化符号”退化为“商业标签”，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生产性保护”与“原真性保留”的矛盾。当前，侗族银饰手工技艺存续面临客观和主观困境，客观上受生产模式、社会变迁、技术冲击影响，主观上面临传承主体能动性缺失问题。这一研究旨在为侗族造物文化传承发展及全球化语境下本土文化立场构建提供参考。

广西侗族造物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侗族人民以智慧创造银饰等兼具实用与文化深意的造物，承载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挑战，而国家文化治理正通过制度强化文化资本的战略价值。党的二十大提出文化自信自强等战略任务，为文化创新指明方向。造物文化兼具独立价值与文化生态联结的作用，当前，亟须在传承中延续文脉基因，并构建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新型范式。研究其时空演变与困境，为创造性转化提供支撑，既是文化传承的内在需求，亦是全球化背景下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积极探索。

侗族传统银饰造物的文化价值问题分析

侗族银饰作为侗族盛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承载着侗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根据广西民族博物馆等权威机构的研究，侗族银饰的制作工艺源远流长，经过世代相传和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侗族传统银饰造物的文化价值

侗族银饰是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其繁复精美的头饰、胸饰、手镯等形制，以龙凤、鱼鸟、花草等纹样承载祥瑞、繁衍与自然崇拜的内涵，通过婚嫁、节庆、祭祀时的集体佩戴强化族群认同。银饰数量与工艺彰显家庭地位，作为无文字民族的文化存储器，凝结着审美情趣与生态智慧，更以视觉符号传递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在祭祀中连通人神，婚礼中象征家族传承，节庆时作为文化展演媒介，这种物质与信仰的交织，使银饰升华为侗族宇宙观的立体具象，持续增强文化自信与族群凝聚力。

侗族银饰市场化转型中的文化符号消解问题

侗族银饰的文化价值，根植于其作为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信仰伦理的三位一体性（如图1所示），构成了其作为“活态文化基因”的核心生命力。但在市场化进程中，银饰的符号抽离化、符号意义被消费话语重构以及仪式表演化，正逐渐割裂其与信仰伦理的意义共生关系。若仅保留银饰的物质形式而剥离其精神内核，侗族文化将陷入列斐伏尔所述的“空间表征危机”，即物质实践与意义生产的断裂。这种完整性正被割裂为互不关联的文化碎片，价值传承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符号系统的解构危机（如图２所示）。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分为再现体（符号本身，Representament）、对象（符号所指向的具体事物，Object）与解释项（符号接收者个人做出的解读，Interpretant）三个维度进行表征，强调符号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笔者将从这三个维度分析侗族银饰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文化符号消解的问题。

1.再现体异化

侗族银饰再现体异化表现为符号载体向商品标签的蜕变。一方面，纹样机械化生产导致文化解构。传统手工錾刻的太阳纹、龙凤纹等精密纹样，在激光雕刻下简化为几何图案，如放射状光芒变为僵硬同心圆，脱离了与自然神力崇拜的原始关联。另一方面，材质异化消解文化象征。纯银材质承载的“洁净永恒”寓意及万物有灵信仰，因镀银合金、塑料仿制品的泛滥被弱化，旅游市场超60%产品含银量不足30%，材质的文化神圣性沦为商业噱头。这种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断裂，使银饰从族群文化表征异化为空洞的装饰商品。

2.对象模糊化

侗族银饰符号指涉异化表现为文化密码向泛化符号的蜕变。其一，文化符号遭“去语境化”解构。传统鱼纹承载稻作社会的生殖崇拜与生态智慧，却在商业化中被曲解为汉语“年年有余”的谐音梗，脱离农耕文化根基，沦为普适吉祥符号。其二，混合符号制造指涉混乱。太阳纹与藏族字符、汉族福字拼贴，或鱼纹被简化为几何线条与波点组合，导致能指与所指断裂。这种符号嫁接稀释了侗族文化的独特性，使银饰从民族文化标识异化为缺乏历史记忆与手工温度的“泛民族风”商品，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价值在市场化浪潮中渐趋模糊。

3.解释项断裂

侗族银饰解释项异化表现为符号意义从集体记忆向消费叙事的断裂。传统解释项依托口传仪俗与体化实践延续，银饰纹样承载信仰神话与族群历史，在民俗活动中周期性复现集体记忆；代际传承通过身体互动实现，学徒经由观察师者錾刻动作、呼吸节奏形成肌肉记忆，在共时性身体实践中构建文化情感共同体。然而，消费叙事正瓦解此传承体系：市场逻辑将银饰意义简化为“吉祥”“复古”等扁平标签，剥离历史信仰关联；年轻一代通过短视频习得“搭配技巧”，教育场景脱离文化母体；设计师与商家垄断解释权，如曲解鱼纹为财富象征，消解纹样具体所指，切断了符号与侗族生态智慧的内在联结。

综上，再现体异化导致符号形式失去文化辨识度，对象模糊化使符号指涉脱离原生语境，解释项断裂加速意义生成的随意性（如图３所示）。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侗族银饰纹样从非遗的“文化符号”退化为泛化的“商业标签”，符号意义链的崩解威胁文化身份的延续。

侗族传统银饰造物“原真性保留”与“生产性保护”的矛盾与联系

侗族银饰市场化引发的符号消解，折射出非遗保护领域“生产性保护”与“原真性保留”的深层矛盾。自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原真性为文化遗产核心标准以来，其“未被破坏的、真实的”内涵始终与西方现代性话语中的“自我确证”及经济行为深度互构。然而，1994年《奈良文件》提出，原真性判断需随文化语境动态演进，引发学界关于“创造性转化”与“本真性存续”的激烈争论。

守正派强调以系统性知识传承和历史延续性为原真性准则，警惕商业资本对文化本体的消解风险；革新派主张承认非遗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自洽衍变权，反对以原真性教条扭曲文化历史样态。祁庆富教授指出：“代际传承的活态性是非遗本质属性，生产性保护只要有利于活态存续便具合理性。”学者王文章进一步提出，应在不改变非遗自然衍变规律的前提下，探索生产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协同路径，构建整体性文化保护生态。侗族银饰案例恰是这一理论争议的现实注脚：其工艺类非遗属性决定了生产性保护的必要性，但市场化导致的符号形式异化、文化指涉泛化及意义链断裂，暴露出单纯商业逻辑对文化深度的消解。因此，如何在开放创新与本体守护间构建动态平衡，仍是全球化语境下非遗保护的核心命题。

侗族银饰手工技艺的存续挑战与主体性反思

中国非遗政策对商业化持开放态度，但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转化始终面临时空错位的根本困境。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本质与当代价值体系存在天然张力――古人基于社会需求创作的文化载体，今人却需以现代性逻辑进行意义重构。这种时空错位在信息时代愈发凸显：在效率至上的社会语境下，费孝通在《人与机器》中预言的机械化生产对传统社会的解构，正与当代手工艺“慢生产”理念形成深刻对话。

原真性概念在此过程中呈现双重面向：既是个体通过艺术实践确认自我价值的媒介，也是商业资本打造文化品牌的战略资源。然而，当代手工艺发展已超越纯粹的文化传承范畴，演变为现代性需求的结构性投射。受众对文化符号认同、技艺精致度与设计个性化的三重期待，与国内手工艺供给体系形成尖锐矛盾――传统工艺美术品与外贸加工品仍主导市场，却难以融入当代生活场景。跨境消费的兴起更导致日韩工艺品牌渗透中高端市场，法式刺绣、英伦皮具等异域文化符号形成隐性文化殖民。这种供需错位暴露出本土手工艺创新动能的严重匮乏：固守经验主义传承范式，使技艺传承陷入本体性危机。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个案研究，恰可揭示非遗传承中“守界”与“越界”的辩证关系――既需维系活态传承的文化基因，又需通过创造性转化重构文化表征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平衡传统内核与现代需求，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实现社会价值转化，仍是亟须破解的时代命题。

侗族银饰作为侗族文明的活态基因库，其传承轨迹折射出民族手工艺的现代困境。20世纪90年代，广西三江福田村曾聚集50余家银铺，全村成年男性皆精于锻造，叮当声铸就“银匠村”美誉。2018年，侗族银饰锻造技艺被列入广西非遗名录，但传承现状不容乐观：自治区级传承人吴共能家族虽延续明代中期以来的锻造传统，但当下多数银匠已转行，坚守者困于生计，在文化改制中逐渐边缘化。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双轨解释模型，内生性制约如技艺习得周期长、代际传递断层，与外源性困境如市场挤压、文化符号异化形成交互作用（如图４所示）。该模型提炼出12项核心影响因子，既为手工艺活态传承机制提供变量参照，又在非遗保护语境下确立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实证锚点。当传统银铺的锻造声渐息，这项承载民族记忆的技艺亟须在守正创新中重构生存逻辑，其存续实践已成为检验文化主体性与现代性对话的典型样本。

内生性制约

侗族银饰传承的内生性制约体现为文化主体能动性的系统性衰减。

传习链条呈现双重断裂：老一辈传承人作为活态文化载体，因年事已高难以独立支撑传承体系；青年群体因非遗职业学习周期长、经济回报低，普遍转向现代经济领域，导致代际传承出现断层。制度层面，官方保护机制与市场资本形成共谋性主导，传承人决策权被悬置，其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遭遇系统性剥夺，参与权、解释权与管理权严重流失。

技艺符号面临阐释危机：银饰图腾被重构为消费主义符号，能指与所指割裂，侗族宇宙观的本真语义系统遭受阐释暴力，文化符号的原生意涵与使用价值加速剥离。

传统知识系统呈现双重断裂：显性知识如操作流程因缺乏传承机制而流失，隐性知识如文化寓意、审美信仰等需通过身体实践传承，却在代际断层中形成断层，最终导致技艺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瓦解。这种“被解释”的文化保护模式，实质是文化持有者主体性丧失的表征。

外源性困境

侗族银饰传承的客观困境源于外部环境的多重挤压，表现为产业模式缺陷、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保障缺位三重桎梏。

产业模式层面，家庭作坊式生产暴露结构性短板。纯手工模式导致成本高企、效率低下，产品单一化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创新设计能力薄弱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机械化生产凭借性价比优势加速边缘化传统技艺，景区商业化的低成本替代品进一步挤压手工银饰生存空间。

社会结构转型加剧传承危机。城镇化进程加剧乡村人口外流，侗族传统服饰及婚俗被现代生活方式替代，银饰使用场景急剧萎缩，直接压缩匠人生存空间。这种文化消费场景的消亡，使技艺传承失去现实土壤。

制度保障缺位构成深层桎梏。利益分配机制呈现“倒置”结构，文化持有者沦为市场开发的客体。政府与市场主体掌控开发主导权，却将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村民边缘化，严重挫伤其传承积极性。法权主体制度悬置更凸显集体权利的虚化――现有法律框架未明确文化持有者的决策权与利益分享权，致使其在政府与资本的强势介入中缺乏维权手段。这种“利益分配机制倒置”与“法权主体制度悬置”的双重困境，使文化持有者无法通过制度渠道实现主体性回归，进一步加剧传承动力衰减。

当产业模式滞后、社会场景变迁与制度保障缺失形成共振，侗族银饰传承的客观困境已演变为系统性危机，亟待通过制度创新与产业重构打破桎梏。

在全球化与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侗族银饰复兴迎来发展的契机，使其重焕生机，但繁荣表象的背后，其复兴走向值得深思。文化是民族之魂，银饰复兴若沦为逐利或浅层商品化行为，终将成“文化残渣”。真正的复兴应推动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实现侗族乡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旅游是把“双刃剑”，过度开发易致银饰文化异化。当下，需让文化资源利用与乡村发展深度耦合，使其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非遗传承人是关键力量，要研究其困境、完善政策法规以激发其活力，使其成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侗族银饰唯有扎根文化土壤，传承创新并举，方能绽放时代华彩，助力乡村繁荣。

2024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民族传统工艺的现代转译与创新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4KY067T）阶段性成果；梧州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广西非遗手工艺赋能民族融合的生态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C015）。

（作者单位：梧州学院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