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星柔

摘要：新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一体两面”的发展态势，且二者都在各自的本质属性中寻找彼此的优点，涵化为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这种涵化融合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文化从事业单一形态分立为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历程。改革开放前后，广东文化馆（站）探索的“以文补文”文化发展模式，引领了全国文化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道路。借鉴广东这一文化探索的经验与教训，深入探究其选择该发展路径的直接动因、公益性与盈利性的关系处理及自身主体性建构，尤其对文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的经济逻辑下，如何在实践中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问题的思考，对当下处理好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关系，实现两者共存共荣具有启示意义。

广东地方文化站在改革开放前便闯出了“以文补文”的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后，多数地方文化馆（群艺馆）也因经费困境选择了这一路径。在全省推广过程中，广东省文化馆成为推动这一发展路径向“多业兴文”升级、并对公益性回归进行反思与践行的典范。在此过程中，广东省率先提出以文化产业视角审视文化，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重发展道路。

关于“以文补文”的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研究，《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中国群众艺术馆志》提供了背景和知识参考，但未能深入省级文化馆进行探索。本文探讨了广东文化馆（站）走“以文补文”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背景和动因，剖析该模式在不同开拓实践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系统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具有典型样本和标本价值，对开创新时代群众文化行业的新局面具有借鉴意义。

广东文化馆（站）：“以文补文”先锋

改革开放前，广东文化馆（站）便率先探索文化经营模式，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引领者。20世纪80年代，全国群众文化系统均开展有偿服务，广东市县文化馆更走在全国前列。

冲蒌文化站：“全国以文补文的第一只春雁”

广东省冲蒌文化站最早开启全国“以文补文”探索。改革开放前，广东省对文化行业投入较少，虽人口在各省中排名第五，但群众文化支出却排在第十二位。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央下拨的资金并未随之增加；与此同时，社会及外来资金持续投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已然带动文化行业掀起改革浪潮。

冲蒌文化站以“以文养文”模式实现创新突破，收获了显著效益。1973年，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冲蒌文化站受经费短缺影响，统一领导管理戏院和球场，开启“以文补文”探索。经6年的实践，其编制、规模、经费及效益皆成倍增长。1979年5月，冲蒌文化站被文化部誉为“全国以文补文的第一只春雁”，文化部和广东省文化局总结了冲蒌文化站的成功经验，并向全国推广“以文养文”模式。

市县文化馆：“以文补文”和“多业兴文”走在前列

在广东省文化馆的指导下，市县文化馆推行的“以文补文”模式得以迅猛发展。这一态势的形成，除了为有效缓解经费困境，亦存在其他深层动因。

一是商潮滚滚，与“社会力量办文化”一争长短。江门市文化馆从1981年起便实施改革，利用楼下空间创办全市第一家电子游戏机室。在经商潮的影响下，文化馆成为社会文化娱乐业的助推者，既满足了群众的娱乐欲望，又助力所在文化机构打破“国家办文化”和“社会办文化”的界限，更为之后的“大文化”和“产业化文化”提供了突破口和思路。

二是扩大规模，改善生活。1983年，茂名市群艺馆将业务范围从市区和8个镇扩大至四县一区，但干部编制和经费却保持原水平。由于经费不足，难以开展具有创意与指导性的活动，因此，茂名市群艺馆通过发展有偿服务，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以此弥补经费不足。

三是立足业务，执行政策。1984年4月，中山市群众艺术馆创办收费的“深巷影廊”，初次尝试让群众文化从单纯服务型向有偿服务型转化。1987年，创办学生暑期文艺学园，开设各类艺术培训班，进一步将文化无偿服务转向有偿服务。

四是筹措经费，实现双赢。1988年，河源设市。1989年3月，河源市群众艺术馆成立时，面临“自筹经费”的困境。为维系场馆运转，该馆被迫将群众文化辅导工作与开办盈利性培训班相结合，这一举措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支撑场馆运营至1992年获得市级财政拨付的办公经费，更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为河源市培养了大批艺术骨干人才。

广东省文化馆：“以文养文”到“多业助文”的典范

就灵活性而言，广东省文化馆不如市县文化（群艺）馆和乡镇文化站，然而在辅导、领导和规范效力方面，因其地位而具有示范性和领导力。

模仿起步：创新音乐茶座，助推文化娱乐业成文化市场

广东省文化馆“以文养文”实践，始于1981年对东方宾馆和广东民间曲艺团的学习，是事业单位对国有企业、社会团体合作模式的早期效仿。音乐茶座在20世纪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省涌现，仅广州市内便达二三百家。音乐茶座的快速流行引起了广东省文化馆的注意。1981年，广东省文化馆学习东方宾馆与广东民间曲艺团的发展方式，由音乐舞蹈部牵头成立了轻音乐队；同时，与广东省各地的茶座签订合约，进行巡回表演，此举打破了东方宾馆和广东民间曲艺团固定场所表演的惯例，揭开了广东省文化馆“以文养文”的序幕。

音乐茶座的兴盛引起了诸多争论，随后舞厅的兴起更将争议推向白热化。与此同时，“社会办文化”渐成热潮，文化娱乐业由此催生了文化市场的雏形。

探索反思：逐步推进，回归“社会办文化”组织者与

辅导者角色

广东省文化馆除了在音乐舞蹈部开展“以文养文”实践，文学部和美术摄影部也采用了该发展模式。《木棉花》编辑部（文学部）联合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于1981年7月1日登记注册，挂牌成立了珠江文艺杂志社。该杂志社迎合了当时民众对文艺作品的热望，但受限于场地和设备，未得到迅速扩张。

广东省文化馆的三个部门直接参与“以文养文”实践，使广东省文化馆开始反思这一经营手段与其辅导服务宗旨是否契合。作为事业单位，广东省文化馆不仅应严格执行文化管理部门的禁令，还需要转换文化娱乐业的主导角色，转而以“社会力量办文化”的组织者与辅导服务者身份参与其中，通过规范化流程进一步引导相关活动走向有序，最终实现活跃群众文化艺术生活的目标。1982年，广东省文化馆提出组织业余文艺创作、评选和巡回演出“一条龙”的举措，有效推动业余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1984年2月，广东省文化馆组织业余“浪潮轻音乐队”，给予乐队辅导和帮助，提升了乐队的质量，进而推进“社会办文化”的热潮向规范化、正规化方向发展，丰富了民众的业余生活。

经商潮中迷失：“多业助文”实施，合资办厂陷入经营“死穴”

在“社会办文化”的热潮下，“文化产品可以成为特殊形式的商品”的观念成为“真理”，由此催生了文化行业的经商热潮。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随着文化管理部门政策与管理的逐步放宽，受社会环境影响，文化行业系统依托自身资源，开办了各类工厂、公司、酒店、农场等，推行“多业助文”模式。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文化部门及机构在经商热潮驱动下迷失了本业。陷入了经营“死穴”。一是缺乏对商品经营和管理的认识，经营一些与文化本身无关的商品，不熟悉行情，成了某个行业“追涨”的受害者；二是缺少经营管理经验，文化管理与实体企业管理存在显著差别，两类领域缺乏可互通的人才。这两点导致了诸多文化部门及机构的经营陷入困境，广东省文化馆同样在创办陶瓷颜料厂的过程中陷入了“泥潭”。

困境后再出发：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业务相关的经营性活动

广东省文化馆在“以文补文”和“多业助文”实践中的快速扩张和发展既得益于大环境的有力支持，也离不开对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总结。

南方谈话后，广东省文化馆得出了发展经验――必须开展与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因此，广东省文化馆的有些部门经营本业。例如，《珠江》杂志本来是双月刊，从1992年开始杂志改为月刊，除缩短刊布周期，还增加每期刊印的数量，从下半年起便有盈利，同年起，不再需要广东省文化厅的办刊补贴，还按规定向广东省文化馆缴交利润。1994年，美术摄影部成立了“广东省嘉威商贸发展公司”，戏剧曲艺部和音乐舞蹈部成立“广东省群星艺术团”，皆运作良好，兼顾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新视角新认识：“产业兴文”阶段产业和事业的分进

广东的实践不仅推动了全国群众文化事业单位积极应对经济浪潮的冲击，更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及南方谈话，广东省重拾信心和动力，开始第二次飞跃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文化行业系统反思广东群众文化实践，提出了“文化产业”概念，区分事业和产业边界，再一次带领全国走上“产业兴文”新发展阶段。广东省文化馆等文化事业单位重新回归公益的基本属性，并以此为核心开展工作。

从“以文补文”到“多业助文”的旋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文化产业阶段开始前，“以文补文”和“多业助文”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巩固发展的重要支柱，并扩展到其他文化事业单位，在带动整个社会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推动整个文化行业系统实现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和对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应对。

提出文化产业视角，推动“产业兴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省的文化行业系统在对各文化馆（站）的“多业助文”反思与实践中开始带领全国进入“产业兴文”阶段。广东省各文化管理部门在“多业助文”的实践中反思，并试图回归到“文化”本体上，借助文化部门的文化资源进行产业经营，由此催生了“文化产业”概念。1995年，广东省文化厅明确提出，文化市场管理应从产业角度进行文化管理。1997年7―8月，原广东省文化厅及其市场处的主要领导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试论转型期的文化产业》，这是较早正式提出应从文化产业的角度考察文化事业。1998年1月，文化部在大连召开全国第一次文化产业研讨会，这是一次关门会议，研讨会敏感而正式的话题正是文化产业。经过此次会议，全国文化系统迅速进入研究文化产业热潮。1998年的电影工作座谈会肯定了广东意见，把之后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主题转变为电影产业问题的讨论。

文化事业单位回归基本公益属性办文化

南方谈话推动全国尤其是处于改革前沿的广东实现经济再起飞，为文化路径的选择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以文养文”到“多业助文”的转型过程中，群众文化行业的事业单位也积累了实现这一转变的资本。

在产业与公益性事业界限逐渐清晰的背景下，广东省文化馆等事业单位面临发展方向的抉择：一是继续走“多业助文”之路，兼顾公益属性与营利功能；二是退出营利领域，回归公益本位，专注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国家和自身均具备转型的资本和能力，且国家进一步明确群众文化行业的“全民所有制文化事业机构”性质定位后，这些事业单位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径――回归公益性，办好文化事业。这一点从广东省群众文化行业的领军者――广东省文化馆的实践中可清晰看出这一选择的动向。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广东省文化馆陆续注销名下各类贸易公司，回归公益本位，专注于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广东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广东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践，既积累了关于群众文化行业发展扎根时代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缺乏主体性的深刻教训，以及由此引发的积极反思带来的有益启示。

经验：群策群力推进产业事业共同发展

植根于时代的群众文化发展道路有利于发挥群众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以文补文”的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活动经费严重短缺的背景下被迫选择的，但这一道路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充分契合，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适应了新的发展环境，更以自身发展成果不断完善办馆条件和职员生活条件。条件的改善激发了一系列连锁效应，如职员积极性提高、管理和活动开展效率提升、群众文化生命力被激活等。

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推进依赖各级群众文化机构灵活发挥自身职能的合力效应。在省、市县（区）和乡镇（街道社区）三级群众文化机构中，省级机构处于领航地位，起全局性示范作用；市县（区）级机构处中间地位，既要接受省级机构的指导、听取下级文化站的问题反馈，又要承担对镇级机构的指导与联系职责，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中坚作用；乡镇（街道社区）文化站最接近民众，处于基层地位，密切联系群众，直接指导民众举办活动。三级群众文化机构各有特点和条件，分角色发挥作用，促进了“以文补文”群众文化道路的发展。

教训：文化主体性缺失而走入极端

群众文化发展道路不能走“意识形态泛化”和“拜金主义”两个极端。“把意识形态问题扩大化，把非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化”均会导致泛意识形态化问题。“以文补文”模式的最初阶段虽是基于现实的被迫选择，但在商业大潮中，部分文化机构开始走向商业化的发展道路，甚至投资与文化关系不相关的产业，更有甚者把酒吧、舞厅和游戏机室等娱乐业等当成主业，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幸运的是，广东省文化厅及群众文化行业较早界定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使之各司其职，实行产业与事业的并重发展。

启示：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必不可少

对群众文化发展道路的反思影响着群众文化事业和行业高质量发展。教训之反思，在岔口处往往起关键作用，决定未来路径的选择。文化部和广东省文化局对冲蒌成功案例的反思，推进“以文补文”模式；广东省文化馆对事业单位发展文化产业的反思，使事业单位回归公益性这一根本属性；广东群众文化管理部门对固化思维的反思，催生了以产业视角看待文化发展的新思路，形成了产业和事业并重发展的局面。如此种种反思，成为群众文化前进道路中必不可少的思考与探索。

本文系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4MZD023）；广东省社科规划202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国家建构视野下的广东省文化馆研究（1949―2021）”（项目编号：GD22XYS07）；2022年度河源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繁荣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研究”（项目编号：HYSK22P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