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敏

摘要：现基于天眼查平台的企业注册与经营动态数据，结合ArcGIS10.2的空间分析功能，对2006―2024年我国文化企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展开研究，发现文化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历经平稳增长、快速拓展与转型提升三个阶段；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非均衡特征；重心位置、移动方向与速度各阶段变化不同；空间聚类以高―高聚类和低―低聚类为主。研究结果可为文化产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资源精准投放提供数据支撑。

文化产业是指文化及相关产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将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分为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九个大类。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全力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

在文化产业空间格局研究方面，研究尺度日益细化。现有研究尺度丰富多样，涵盖国家[1-2]、省域[3-4]、市域[5-6]、区县[7]、街道[8]等。如今，大数据凭借多样性、实时性和快速更新等特性，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文化产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以揭示不同尺度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本文以全国333个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应用ArcGIS10.2软件研究全国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天眼查企业数据库获得的文化企业数据，以国内333个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293个地级市、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经过数据清洗，共获取2006―2024年间6859166条有效的文化企业数据，包括文化企业的名称、地址、成立日期、注册资本、经营状态等。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重心迁移轨迹等，其中采用Moran’s I指数探索全国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模式，检测出高―高聚类、低―低聚类、高―低聚类和低―高聚类的具体聚集区域。采用重心迁移轨迹计算2006―2024年全国文化企业数量分布的中心位置，研究重心的迁移轨迹和规律，得出全国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演化过程以及整体位移情况。

研究过程

我国文化企业时序变化特征

随着文化市场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企业注册量连续19年增长（如图1所示）。根据天眼查企业数据库的数据，2006年注册文化企业97028家，2013年注册文化企业141201家，2020年注册文化企业443565家，2024年注册文化企业838490家，注册量与2006年相比增长了7.6倍，截至2024年年底，文化企业数量为6859166家。

通过计算2006―2024年中国地市文化企业全局Moran’s I指数，观察文化产业集聚扩散情况，了解产业布局轨迹和空间依赖。根据计算，19年间中国文化企业全局Moran’s I指数在0.05―0.1之间，均为正数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文化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呈现先下降后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结合2006―2024年文化企业增长量的变化，本文以2013年和2020年为分界点，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2012年）为平稳增长期。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意义重大。这一时期，文化产业处于发展的初步积累阶段。从文化企业数量来看，2006年文化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为853289家，之后逐年稳步增长，到2012年增长到了1533284家。Moran’s I指数从2006年的0.103逐渐走低，到2012年为0.062，反映出文化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开始逐步分散，企业在各地进行基础性的布局拓展，虽然整体集聚性有所减弱，但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分布基础。

第二阶段（2013―2019年）为快速拓展期。2011年，“文化强国”建设目标被提出；2012年年末，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项新要求之一。根据天眼查企业数据库的数据，2013年文化企业数量为1674485家，到了2019年增长到了3525748家，其间文化企业数量增幅巨大，彰显出强劲且显著的增长态势。同时，Moran’s I指数触底后开始稳步回升，由0.058提升到0.063，在空间上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集聚趋势。

第三阶段（2020―2024年）为转型提升期。2020年以后，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尽管前期受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影响，2020年文化企业增长态势出现短期波动，但产业很快展现出强大韧性。根据天眼查企业数据库的数据，2020年文化企业有3969313家，2024年文化企业增长到6859166家。Moran’s I指数持续上升，2020年为0.069，2024年为0.082，表明该阶段文化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产业集群发展更加成熟。

我国文化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以天眼查网站公布的文化企业数据为基础，整理出截至2024年年底的全国文化企业数据，由此可知全国文化企业空间分异明显，差异较大。

从整体上看，文化产业的非均衡性非常明显，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布格局，符合“胡焕庸线”规律。其中，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四座文化产业中心城市地位突出，北京作为北部城市文化产业活跃的源头，政治地缘优势显著；上海凭借地域优势和历史优势，拥有广阔的辐射腹地；深圳以其科技创新和人才引领优势，带动文化产业高速发展；重庆作为西部核心城市，凭借独特的山城人文景观与深厚的巴渝文化积淀，依托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赋能，推动多元业态蓬勃发展。

2006―2012年，全国主要文化企业大多集中在资源禀赋优越的直辖市和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温州等。少数地区呈现一定的集聚态势，主要集中在中东部部分区域，这些区域的文化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整体来看，此阶段的文化企业在全国的布局尚处在初步拓展阶段。

2013―2019年，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发生变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文化企业密度明显较大。相较于前一阶段，中东部地区文化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同时，西部地区也有一定增长，但整体仍与中东部地区存在差距。西北地区文化企业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伊犁、兰州、西安，西南地区分布在重庆、桂林、昆明。这表明该时期文化企业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发展，中东部地区成为主要的集聚区域。

2020―2024年，全国的文化企业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地区扩散。文化产业形成“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三大核心区域，以及“川渝”“湘鄂赣”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集聚区。中东部地区文化企业数量持续攀升，高数量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东北地区、中部部分区域以及沿海地区，文化企业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全国范围内，文化企业分布的不均衡性依然存在，但整体的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且在一些原本基础较弱的地区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在原有集聚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强化的态势。

我国文化企业重心变化分析

基于2006―2024年的文化企业数据，通过计算得出全国文化企业重心及其移动距离，并将重心点用线条连接，制图（如图2所示）得到2006―2024年全国文化企业重心的转移路径。

一是重心的空间位置。2006―2008年，文化企业重心位于驻马店市，逐渐向北移动，2009―2011年向东北方向迁移至周口市；2012―2017年，重心从周口市先向西再向南移动；2018―2024年，文化企业重心离开周口市向南迁移，又回到了驻马店市。

二是重心的移动方向。2006―2011年，文化企业重心整体向东北方向迁移；2012年，重心位置向西南发生移动；2013―2021年，文化企业重心整体向东南方向移动；2022―2024年，文化企业又开始向西南移动。

三是重心的移动速度。2006―2010年，文化企业重心移动速度相对较快，呈现较为明显的位移变化；2011―2017年，移动速度有所减缓，重心位置波动范围相对较小；2018―2024年，移动速度又有所加快，重心持续向南移动。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2006―2010年持续推进，其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中部地区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政策引导下开始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因而吸引了部分文化企业布局，使得文化企业重心在2006―2009年向中部地区移动。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部地区积极响应这一国家战略，进一步出台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政策，促使文化企业在中部地区进一步集聚，2011―2015年文化企业重心在中部区域内发生微调移动。

2016年，东部、南部地区在全域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吸引了更多文化旅游相关企业布局，导致文化企业重心在2016―2020年出现波动并逐渐向东南方向移动。

“十四五”期间的文化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强调高质量发展。东部、南部地区在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等方面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使得2021―2024年文化企业重心进一步向南移动。

我国文化企业空间关联性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产业集群效应，计算文化企业的Moran’s I指数可知中国文化企业的空间集聚状况。文化企业空间聚类表现出不均衡性、差异性，以高―高聚类和低―低聚类为主，高―低聚类相对较少，表明中国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呈现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

整体来看，高―高聚类区域主要存在于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部分城市，这些城市不仅自身文化企业数量多，周边城市也是文化企业布局的引力中心，空间集聚性强。高―低聚类区域呈零星分布，主要包括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如乌鲁木齐、南宁、兰州等地，这些城市以较为突出的资源、经济市场吸引了各省的大部分文化企业在此布局，导致周边城市文化企业数量少，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低―高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北张家口、四川资阳等地，这些地区由于周边城市资源禀赋优于自身，虹吸效应明显，难以成为文化企业布局的首选之地，与周边城市形成差异。低―低聚类区域范围更广，连片分布于以新疆、西藏、青海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受资源、市场限制，其自身与周边城市文化企业数量都较少，文化产业有待发展。

从空间演化上看，2006―2013年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变化主要包括高―高聚类区域从20个变为13个，低―低聚类区域从51个降为37个，低―高聚类区域从11个变为15个。其中，宣城、马鞍山、镇江、扬州、绍兴、无锡、泰州、滁州等地从高―高聚类变为非显著，而遂宁、内江从高―高聚类变成低―高聚类，德阳、恩施、十堰从非显著跃迁成为高―高聚类。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等地低―低聚类区域缩小。2013―2020年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变化较小，非显著区域增加，高―高聚类区域从13个降为11个，低―低聚类区域数量从37个变为40个，低―高聚类区域从15个降为11个，高―低聚类区域从2个变为3个，主要包括保定，从低―高聚类跃迁为高―高聚类区域，而十堰、恩施和德阳则从高―高聚类区域变为非显著区域。2020―2024年，低―低聚类区域部分发生了转移，数量从40个变为41个，云南丽江、怒江、保山、迪庆等地区变成非显著区域，新增内蒙古阿拉善盟，新疆和田、阿克苏、哈密等地区。高―高聚类区域维持在11个，常州、台州从高―高聚类区域变成非显著区域，中山、廊坊从低―高聚类跃迁到高―高聚类，低―高聚类区域从11个降为9个，高―低聚类区域从3个变为6个，沈阳、兰州从不显著跃迁到高―低聚类，而三亚从低―低聚类跃迁到高―低聚类。

本文基于天眼查平台的企业注册与经营动态数据，结合ArcGIS10.2的空间分析功能，从时序变化、空间分布、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分布趋势等方面，对2006―2024年我国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文化企业数量在2006―2024年连续增长，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06―2012年为平稳增长期，2013―2019年是快速拓展期，2020―2024年为转型提升期。

第二，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东南多、西北少的非均衡格局，符合“胡焕庸线”规律；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地位突出；不同阶段空间分布格局有所变化。

第三，在空间位置上，2006―2008年重心位于驻马店市并向北移动，2009―2011年迁至周口市，2012―2017年从周口市先向西再向南移动，2018―2024年离开周口市后又回到驻马店市；移动方向上，2006―2011年整体向东北，2012年向西南，2013―2021年向东南，2022―2024年再向西南；移动速度方面，2006―2010年较快，2011―2017年减缓，2018―2024年又加快。

第四，文化企业空间聚类表现出不均衡性和差异性，以高―高聚类和低―低聚类为主。高―高聚类区域主要集中在京津冀、江浙沪、珠三角部分城市，低―低聚类区域连片分布于西部地区和海南部分城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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