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

摘要：围场地处河北北部，是多民族共居、文化交汇之地，其地名体系在历史演变中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现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系统梳理围场地名的起源、演变轨迹与文化内涵，分析地名中所蕴含的自然地理、民族语言、民俗生活等多重因素，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文化认同提供理论支撑。

围场地名的起源与历史基础

围场区域自然与人文概况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市北缘，地处燕山山脉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带，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山峦起伏、水系交错、生态多样，其自然地貌特征对地名构成具有显著影响，诸如“坝”“河”“岭”等字频繁出现在区域地名中，体现出地形地貌的直观表达。围场历史上便是北方民族交往的重要区域，语言、风俗等文化要素长期交融形成了多民族共居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融合在地名中有鲜明体现，许多地名带有浓厚的民族语言色彩，如“哈里哈”“三义永”等，展现了语言混合、文化共生的特征，围场地名的形成，深受其自然条件与人文生态的共同影响，为地名研究提供了语料基础和文化土壤。

满蒙语地名的本源结构及语言学特征

围场作为满族、蒙古族传统聚居区，地名中大量保留了满语与蒙古语的原生构词与音义特征，构成了区域地名体系的重要语言基础，此类地名常以地貌特征、动植物名称、生活习俗等为命名核心，语义直观、结构简洁，富有鲜明的民族辨识度和地域指向性。例如，“哈里哈”源自蒙古语“哈勒哈”，意为“松树林”；“乌兰坝”中，“乌兰”意为“红色”，“坝”指草地或台地，表意清晰；“达里诺尔”中的“诺尔”则是“湖泊”之意，体现出蒙古语在表达自然环境方面的独特语法逻辑。这些地名记录了特定族群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方式，反映了其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在地表达，对满蒙语地名进行语言学分析可以揭示围场地名中隐含的文化深层结构与族群生态。

围场地名演变的历史轨迹

围场地名从起源到民国时期的文化演化与地域更替

围场地名的早期形态主要围绕特定空间功能产生，与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密切相关，在地名初步形成的阶段，大量名称与地域标识的设置体现出对自然资源利用、环境识别及生活路径的高度依赖，特别是地理特征，如山口、水源、路径交会处等，成为命名的集中区域。地名多具有明显的功能导向性与空间识别特征，如“哨马营”“半截塔”等名称，虽源于历史地理环境，但逐渐演化为地域文化的稳定表征，承载着早期人群活动轨迹与生存策略的集体记忆。随着自然环境的逐步开发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围场区域的地名类型和命名逻辑也发生了显著转变，尤其在传统制度调整与垦殖活动兴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移民进入围场周边地带，带来新的语言结构与命名方式。这一时期的地名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强调居住、交通、生产等方面的空间需求，命名方式逐渐生活化、民俗化，如“牌楼”“头道沟”“西三道营”等名称开始广泛使用，反映出汉语在地名体系中的渗透与融合，展现出地域文化由边缘走向融合的过程。进入民国时期，伴随社会结构的演变与地方治理方式的逐步明晰，围场地名体系逐渐趋向稳定和标准化，在人口迁移与文化整合的双重影响下，部分原有地名经历了音译调整或意义再构，新增地名则多数遵循自然地貌、村落聚集、交通路线等要素设定，反映出地域空间组织方式的现代转型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名规范化与文化整合进程

新时代，国家对地名体系启动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工作，围场地区的地名随之进入全面规范化进程。这一阶段的地名调整是文字形式与读音方式的统一，更是基于语言标准化、地理信息管理和多民族文化协调发展的综合体现。1989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原“围场县”，成立“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区域自治框架下，区域地名体系在尊重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规范梳理。一方面，部分源于自然崇拜的地名因不再契合新时代的文化表达而被更换，如“龙王庙”更名为“团结村”，“财神沟”改称为“红旗沟”，突出地域间协作精神与集体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大量少数民族语言地名被保留并纳入统一管理体系，通过音译汉字、拼音转写等方式实现跨语言的规范表达，如“哈里哈”“哈嘎吐”等名称在保留原有发音的基础上采用拼音系统加以标准化，成为围场地名文化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名调整与城市化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围场地名系统再次经历显著调整，呈现由传统农村型命名向现代城市型命名过渡的趋势。在城市扩张、旅游开发和产业重组的背景下，地名的经济功能与形象功能愈发突出，地名不再只是地理识别符号，而是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一方面，原有自然村地名因行政村合并、大型社区建设等行政调整而被弱化或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标准化、带有政策导向的新型地名，如“创业小区”“生态新村”“幸福家园”等，这些名称强调现代化、宜居性与集体理想，符合城市规划美学与政治正确的双重需要。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推动传统村落地名重构，以增强村落对外吸引力和文化传播力。另一方面，围场作为旅游资源富集区，依托“塞北草原”“民族风情”等文化品牌进行地名包装与文化再造，如“御道口”“棋盘山”等地名被注入历史叙事与文化景观元素，成为旅游经济的重要营销符号，这类地名调整是产业导向、文化整合与市场操作的综合结果。

地域文化视角下围场地名的历史解读要点

地名中的满蒙文化印记：多民族融合的语言遗存体现

围场地处燕山山脉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历来为满族、蒙古族与汉族等民族交往、迁徙与共居的核心区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地名是空间识别符号以及语言、习俗与族群关系演进的历史沉积，围场地区的众多地名保留了大量满语与蒙古语的语音结构与词义内容，构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语言景观与文化图谱。

首先，地名形式中的语言融合，体现了历史上多民族共居互动的社会现实。围场地名中频繁出现的“营子”“塔拉”“哈拉”“图”等词素均源自满蒙语言体系具有高度的语义识别性。例如，“巴克什营子”“哈里哈”“庙子沟图”等，在保留原生语义的同时，见证了多民族在该地区长期交流、合作与共建的文化过程，语言上的共存反映了民族迁徙、融合与在地共生的历史背景，为理解区域文化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次，满蒙语地名中的语义结构，展现出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认知逻辑与生态适应经验。许多地名直接反映地貌特征、资源类型与生活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与功能性，如“达里诺尔”（意为“大湖”）表达了对水域资源的命名认知，“乌兰沟”（“乌兰”意为红色）传递了对地貌颜色的感知，“图牧吉”则体现了以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通常采用“地形+功能”或“颜色+物种”等复合式结构，呈现了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传统生态体系中的语言表达模式，是民族与自然互动过程的语言化见证。

最后，这些地名作为“文化层累地名”，记录了族群在地域空间中的分布与活动轨迹，蕴含了社会组织形态与文化象征体系。围场满蒙语地名所承载的是对自然环境的命名方式以及族群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留下的活态印记，构成了区域认同的重要部分，是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理解“空间―语言―身份”三重关系的典型载体。

地名与自然地理特征的对应关系：山川林野的文化命名逻辑

围场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包含高原、丘陵、山地、河谷与草原等地貌类型。围场地名中大量使用与地形、植被、水文等自然要素相关的词汇，体现出居民对地理环境的高度感知与分类命名体系。在地域文化视角下，这种命名不仅具有空间识别功能，更构建了一种基于自然认知的文化图谱。第一，地形主导的命名方式揭示传统空间认知体系。围场地名中“梁”“沟”“滩”“岭”等词频繁出现，如“八道沟”“三道梁”“红石滩”“马鞍岭”均以显著地貌特征为核心命名依据。这类命名反映了先民以地形变化为路径依托、以山水走向为空间参照的生存逻辑，“沟”多为水流冲刷形成的低洼通道，是重要的交通与聚落通道，“梁”则为脊背状山地，是传统畜牧路线的常见路径。第二，水文命名反映人地关系的依赖性与功能性。围场境内河流纵横、水源分布不均，因此与水相关的地名格外丰富，如“滦河源”“泉子沟”“水泉洼”等，“泉”“河”“沟”“水”等字眼是空间位置标识，反映出水资源在农牧生产中的关键地位。例如，“水泉洼”即指水源较多的低洼草甸地区，适合放牧与驻扎，“泉”则指自然出水点常为村落聚集之所，这些命名体现出传统地名系统对水资源分布与使用逻辑的精准记录，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响应的文化反映。第三，植被与颜色命名构建生态感知体系。围场地名中频见“松”“杨”“柳”“草”“花”等植物词汇，如“松树沟”“大柳河”“三道草地”“花塔沟”，说明植被类型在命名系统中具有高度辨识度。此类地名往往出现在林区与草场交界地带，是区域生态特征与资源利用方式的集中体现，“花塔沟”表征春夏季野花遍布的自然景观，暗含历史传说的叠加，以颜色命名的地名，如“红山”“乌兰沟”“黑龙洼”等，是山石、植被、土地颜色的直观体现，构成了一种本土的色彩地理学，带有显著的视觉文化特征，是居民长期生活经验的凝练结果。

地名中的民俗生活影像：生产方式与风土人情的历史再现

围场地名不仅反映地理空间与自然特征，还是深刻记录当地居民长期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印记。地域文化视角下，地名成为民俗生活影像的语言化载体，具体表现在农牧实践、社会组织与风俗等方面。第一，农业与牧业活动深度影响地名命名结构。围场作为典型的农牧交错区，其地名中大量融入耕作方式、畜牧活动与资源利用的信息。例如，“种子沟”“打草滩”“放牛沟”“磨盘山”等，直接以农牧实践命名，其中“打草滩”标示出传统割草区域，反映了草场利用的空间经验，“放牛沟”则体现游牧式放牧路径，这些名称源于世代累积的生产知识，是民众与土地互动过程中的经验性语言结晶。第二，社会组织与空间功能投射于地名命名习惯。传统村庄地名常与家族姓氏、集体构成及功能分区有关，如“刘家店”“杨木栅”“打鱼营”“朝阳屯”等，“刘家店”显然为以家族为核心形成的聚居地，“打鱼营”可能是以渔猎为主的功能型驻地，“朝阳屯”中的“屯”字在军事屯垦体制下具有明确的空间意义，体现出地名作为社会秩序分层的象征，此类地名是民间生活空间的实录，透露出乡村社会在特定制度、经济背景下的功能区划和组织逻辑。第三，风俗与民间叙事在地名中得到具象表达。围场地名广泛体现了神话传说与风水文化的影响，如“龙王庙”“仙人沟”“阴阳山”“跳神岭”等均承载特定的精神符号意义，“仙人沟”可能源自道教传说，“龙王庙”则表征祈雨祈丰传统。带有神圣性质的地名通常对应特定的仪式空间或文化景观，部分地名源于口头传说或历史事件的记忆沉淀，如“半截塔”“抱犊山”，带有鲜明的叙事色彩，体现了地方集体记忆对空间命名的参与。

地名演化中的文化记忆传承：地方事件与集体认同的

地域文化映射

地名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围场地区的众多地名不仅体现了自然地理与民族语言的多元特征，更深刻反映了区域历史事件、社会变迁与集体认同的文化积淀。地名作为空间语言的重要载体，既是地方社会生活的语言记录，也是群体文化记忆与认同感构建的象征形式。

第一，文化地名承载着地方历史事件的叙事记忆。围场部分地名直接源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或重要社会实践，如新村落设立、大型建设项目实施、交通路线开辟及人口集体迁移等，这些命名行为具有明显的时间标识与纪念功能。例如，“新开”“五一”“胜利”等地名，均源自不同时期的重要社会行为，反映了人们对发展变迁的集体回应，这些地名象征着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通过代际传承与日常使用使得历史记忆被固化于具体空间之中，在长期使用中逐渐转化为民众的文化认知与生活认同，成为地方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文化地名映射出区域群体的情感归属与生活经验。在多民族共居的围场地区，一些地名虽未直接体现重大历史事件，却深刻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生活情境的体悟，如源于生计方式、生活感受及迁徙历程的地名往往具有情感色彩与文化象征意义，这些地名是民族群体长期与自然互动的产物，是对山、水、林、草的认知表达，更是对土地依恋与空间归属的体现。通过代际口述与共同记忆的积累，这类地名内化为区域社会的文化共识，构建了地方性文化的边界，强化了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系。

第三，文化地名在传承中形成地域文化认同的语言标识。随着城乡结构的不断演进与社会形态的快速更替，围场地区的部分传统地名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这些地名通过其承载的历史记忆，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重要纽带，在空间重构的语境中，它们不仅记录了历史，还凝结了地方社会的文化精神。在新时代的地名管理与文化保护中，应高度重视此类具有文化记忆功能的地名资源，以科学归档、双语标注、文化阐释等手段推动其系统化保护，使其在现代空间秩序中继续发挥标识功能与认同价值。

围场地名作为多民族共居背景下自然地理、历史制度与文化认知的综合产物，是区域空间的语言表达，也是地域文化积淀与社会变迁的真实记录。本文从围场地名的起源、演变轨迹出发，深入剖析其语言结构、地理逻辑与政治内涵，揭示了地名背后所隐含的生态感知、民俗经验与权力结构。地域文化视角的引入丰富了地名研究的理论维度，为理解国家治理、地方认同与文化传承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实践路径。未来，应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加强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与合理利用，使其在构建新时代地域认同与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围场地名文化现状及保护策略研究”（HB21YY008）。

（作者单位：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