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实 温芳

摘要：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智技术作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融合产物，代表了信息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传统文化与数智技术的相遇，不仅丰富了文化存储的介质和载体，还革新了文化的演绎和展示方式，拓宽了文化的传播和互动渠道，开辟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和新应用。然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数智安全、数字鸿沟和文化消解等问题亦需引起重视，这也是数智技术在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作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有机结合，数智技术被首次定义为在数字化基础上融合应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的过程[1]。就技术层面而言，数字化主要是通过机器语言将现实物理世界转变为由数据表达的虚拟世界，是智能化的前提和基础。智能化则更多结合技术和智能场景，实现产业的数智化应用。其实现路径主要是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中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密切融合，搭建新的生产和消费场景[2]。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机制

将数智技术赋能文化生产链可构建四个维度，即数智技术的分析能力、空间能力、连接能力和智能能力，分别对应了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存储、展示、传播和应用这四个方面，体现了目前数智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容开发到生产，再到消费的全产业链革新，以及从供给方式到商业模式的重构，如图1所示。

“存储―分析”能力助力文化资源系统性管理

文化资源的存储环节是文化资源系统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文化资源能够被有效保存和利用的关键，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备份、管理和安全等环节。

在资源采集环节，通过高清摄影、三维扫描等技术对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采集，不仅能有效保护受老化等因素威胁的文物，确保资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还为后续的存储和备份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基础。

在资源备份阶段，多模态数据分析和处理可以提高文化资源的存储效率，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中的卷积神经网络可以明确文化资源的边界和属性，识别提炼优秀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还可以构建文旅、影视等不同领域文化资源的元数据分类标准，实现元数据基本体层次智能化标引。

在资源管理阶段，经数字化处理后的文化内容将转化为可利用、可分析的数据资源。同时，建立文化资源标识解析体系，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分类、标引和管理，确保数据能够被高效检索和利用，便于进一步拓展其文本修复、语义分析、自动校对等功能。

在资源安全阶段，受环境变化、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相关文化保护面临多重困难，传统的保护手段无法应对多维度的风险。而数智化的整合分析能力不仅可以完成文化数字化处理，还可以对文化资源进行预防性保护。例如，欧盟项目WARMEST开发了“文化遗产风险分析”（CHRA）工具，利用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有效预测文化遗产保护的潜在风险，合理规划安全的游览路线，提高旅游目的地游客接待能力[3]。

“展示―空间”能力打造文化内容沉浸式体验

中华文化凭借数智技术赋能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也体现在文化内容的新叙事表达。对个体的观看行为而言，主要存在视觉凝视、触觉凝视与虚拟凝视三种互动方式[4]。其中，视觉凝视是通过人们的视觉接触媒介的表征空间层，了解事物的表面形态。触觉凝视是通过触摸与感知物体表面的纹理，刺激人的感官，创造深度互动。虚拟凝视则是通过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媒介真正成为自我的延伸，在想象的空间中激活个体的反身性，从而完成自我的互动。数智技术融合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与数字现实，让人类的模式识别能力与沉浸式虚拟现实相结合，打破了时空限制，在数字世界中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互动的新方式。例如，上海博物馆的“消失的法老：胡夫金字塔沉浸式探索体验”，在虚拟引擎1∶1高精度重建，还原了吉萨高原上胡夫金字塔的内外部全景，使人们通过VR“直接进入”金字塔未向公众开放的区域，并观看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传播―连接”能力实现文化生产民主性共创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媒介传播系统应当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渠道的多样化、信源的多元化以及受众传媒接近权[5]。

首先，在渠道的多样化方面，数智技术包含的增强/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和神经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可以连接物理与数据空间，通过数字化平台、数字孪生等方式，为用户提供更多互动方式，包括多种感官（视觉、听觉、触觉）的互动体验。这种实时多感官社交互动（RMSI）可以激发参与者的文化生产积极性，提高文化内容创作的维度。

其次，在信源的多元化方面，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整合不同平台的数据，打破信息孤岛，为人们提供更全面的信息视角。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方式，可以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增加信源的可信度和多样性。

最后，在受众传媒接近权方面，数智技术包含的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单向局限性，将文本的解释权下放给“大众”。数字孪生技术作为公众的数字化身，通过“用户共创”的方式，形成去中心化、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格局，完成文化的在线和异步闭环传播。同时，数智技术的应用也创新了文化参与和传播的商业模式，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保障了内容生产者的相关利益，实现创作者经济从“单边网络效应”到“跨边网络效应”的转变[6]。

“应用―智能”能力创建文化符号消费新场景

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深度应用，为传统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数据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并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消费场景。

在游戏场景应用的背景下，运用数智技术，可以充分挖掘其在文化消费领域的巨大潜力。例如，《黑神话：悟空》游戏制作团队以《西游记》为背景，通过3D建模技术，在游戏中生动还原了晋城玉皇庙、云冈石窟等山西建筑古迹。

在文化旅游场景应用的背景下，大数据的个性化分析，能够实现多时空、多维度的推送，将受众的注意力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更好地促进文旅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基于眼动追踪技术，实时生成个性化导购路线，提升文创商店的游客到访率，实现客单价的大幅提升。

在文化教育场景应用的背景下，数智技术不仅能够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使那些因地理位置、保护需求等原因难以近距离接触的文化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展示。此外，数智技术还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参观虚拟历史遗址，参与历史事件的模拟，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和历史。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路径

在探究技术赋能的内在逻辑时，Davis（1989）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理解文化主体的采纳行为提供了理论借鉴。在文化产业语境下，本研究扩展了传统TAM框架，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文化适配性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文化主体对数智技术的接受模型，揭示技术赋能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

增强文化认同，提升感知有用性

在文化基因的数字化传承视域下，数智技术通过重构文化传播范式，显著提升了文化机构对技术价值的感知有用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存储、传播以及活化三个方面。

在文化基因的数字化存储方面，可以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亚毫米级精度建模，将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无限复制的数字基因库，并通过数字化内容管理系统（CMS）突破传统物理载体的时空局限，实现文化基因保护的可持续性。

在文化教育的跨时空传播上，基于哈罗德・英尼斯媒介理论构建的“数字文化传播双螺旋模型”显示，数智技术可以通过时空压缩效应，使文化传播效率产生量级跃迁。

在文化基因的智能活化方面，可以通过技术介入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保护―传播―增值”的良性循环。

降低使用门槛，完善感知易用性

在产业生态构建方面，进一步搭建技术中介服务体系，统筹区域跨学科研究的战略布局，整合高校人文社科资源，完成技术共享平台建设。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门成立了网络考古学（Cyber-Araeology）项目，结合考古学、计算机科学和自然科学，通过数据捕获、策展、分析和传播技术，以及网络可视化设施，为考古学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管理、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基础能力建设方面，要创新高校产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相关人员文化技术素养，关注国际前沿社会科学交叉领域，加强本土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体系与理论体系建设，促进知识的融合创新，推动文化研究的扩容与发展。

在政策引导方面，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尽快制定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法。同时，依照《世界遗产公约》，牢固“公约意识”，加强执法力度，明确相关文化术语和操作流程。

构建文化共识，提高文化适配性

在文化技术适配性理论框架下，大语言模型（LLM）作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最前沿，是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在推动人类文化交流，凝结文化认同，提高文化适配性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首先，需要利用大语言模型作为信息的“过滤器”和“整合器”，构建认知基础设施，建立跨文明语料库。通过语言文字数字化、信息化加强对文本的解构，完善文化数据筛选、储存、认证和检索，推动文化溯源、理解和分析[7]。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和比较不同语言中语义的差异和相似性，揭示文化认知深层结构。

其次，需要搭建文化共识生成系统，通过构建文化知识图谱、领域自适应微调、多模态交互引擎等技术模块，进一步开发用于文化领域的知识依赖性任务智能系统，丰富语料生成内容，增强对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表达。

最后，需要加强对文化技术适配的应用实践，如开发情景化预训练模型，完善文化认知补偿机制，组建跨学科评审委员会，构建文化共识度量体系等。

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潜在挑战

数智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可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但也会带来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文化保护中数智安全的挑战

数字文化内容的传承与创新依赖文化的共享机制，创作者的权利与义务能否得到保障，以及如何避免利益分配冲突，构成了一个关键性挑战[8]。

在数字文化保护和传播过程中，数据安全问题十分重要。由于数据偏差、模型偏差等原因，生成式语言模型会出现文化偏见、语言偏见等现象，并加剧了现有社会偏见，强化了刻板印象[9]。同时，在当前文化的数字表述中，可能涉及个人或社会的敏感信息，不能因其文化的商品化而擅自侵占所有者的权利。

文化传播中的数字鸿沟

文化传播中的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在数据的长期可访问性与完整性保存领域，技术迭代形成的断层构成了最为突出的挑战。与此同时，数字格式的快速更新换代，使得维系技术基础设施以保障数据持续访问与兼容性的成本居高不下，从硬件设备的升级到软件系统的维护，这些投入均构成了巨大的现实压力。其次，由于数智技术尚未普及，数字鸿沟还体现在群体的文化体验差距上。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等技术通常需要配备的硬件成本较高，对高速互联网的搭载均有要求，这些成本和条件都会造成个人以及地区的文化体验差异。

此外，由于设计者的局限性，虚拟文化体验难以全面反映全球各地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这会导致部分群体文化的失语和隐没[10]。这需要进一步拓展文化和技术的包容性，以便吸引并接纳更多的文化受众。

消费主义下文化价值的消解

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在当代环境中，机械复制和大众化生产已经削弱了艺术的灵韵，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现代数字复制品。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之下，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已经拓展到了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数智技术是否能真正呈现文化的灵韵，数字媒体的多样性是否削弱了公众对艺术灵韵的敬畏之情，如何平衡数字复制的便利性与公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尊重等问题，都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法规、伦理和长期可持续性等因素。

数智技术汇聚了众多前沿技术，是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在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导下，数智技术的分析能力、空间能力、连接能力和智能能力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存储、展示、传播和应用的四个维度的发展和创新。随着新兴技术的融入和文化生态系统的不断成熟，只有进一步加强技术在文化主体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文化适配性三个方面的实践路径，才能提升数智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效能，催生文化发展的新生态。

（作者单位：南京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韩亚栋.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08-07(004).

[2]程絮森.读懂元宇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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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rton D,Wohl R.Mass communication and para-social interaction:Observations on intimacy at a distance[J].Psychiatry,2019(03):215-229.

[5]Williams R.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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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乃忠,宫曼露.大语言模型下文化认同的发生、型构与再序[J].江海学刊,2024(03):51-59.

[8]易玲,纪孟汝.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困境及应对[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4(02):53-63.

[9]Ferrara E.Should chatgpt be biased? challenges and risks of bias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EB/OL].arXiv preprint arXiv:2304.03738,2025-06-26.

[10]高,陈鹏.技术主导与情感零度：“非遗”数字化技术伦理反思[J].广西社会科学,2020(07):134-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