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婧

摘要：新乐文化遗址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型聚落遗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滥觞。其出土器物、房舍形态、居住环境及生活习惯中蕴含的审美活动，展现了早期先民对自然与社会的艺术化认知。其审美活动是物质功能与精神表达的有机统一，为中国早期审美意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实证。现通过分析新乐文化遗址，揭示其审美特质，并探讨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文化价值。

新乐文化遗址于1973年在沈阳北部被发现，历经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人类生活遗存。碳14测定结果显示，该遗址距今约7200年，表明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遗址出土的房址、陶器、玉器及木雕鸟图腾等，不仅重构了东北史前社会的物质生活图景，更蕴含丰富的审美信息。

审美意识生发动因

审美意识是人类作为主体，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是一种感性、具体且具有自发特征的意识形态。它存活在主体的心灵里，体现在艺术和器物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会在审美意识中直接或间接体现。新乐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承载着新石器早期人类审美意识萌发的关键信息。

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新乐文化遗址的审美意识根植于辽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生态与先民对生存环境的深度适应，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催发出顺乎自然的审美意识。

复合经济模式是新乐先民顺乎自然审美意识的生成基础。新乐文化遗址主要包括沈阳新乐遗址和新民东高台遗址。新乐文化遗址距今约7200年，当时的古气候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造就了其优越的生态环境，依山傍水的生态格局，为新乐先民提供了多元化的生计资源。依据遗址孢粉分析，其周边植被茂盛，林缘分布大量榛子、山里红、山杏、枣以及胡桃等果类植物，这与在房址内发现的碳化野果遗存，共同印证了采集活动是当时新乐先民的重要经济生活方式。在古浑河及其支流的水域环境中，鱼类与水禽资源丰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网坠、鱼骨镖及石镞，构成了完整的渔猎工具组合。这些渔猎工具显然具备了新乐先民顺乎自然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直接源于新乐先民的渔猎经济模式。同时，在新乐遗址的房址内发现了炭化黍粒，经鉴定为栽培种。此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这些石器工具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新乐社会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由此可见，新乐先民的生产经济模式为复合经济模式。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产经济模式主要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为了生存而深度适应自然并与其和谐共生，催生出采集、渔猎与原始农业并存的复合经济模式，进而塑造了以自然适应为核心的审美取向。

沿河而居、因地制宜是新乐先民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新乐文化遗址位于临近浑河故道的高台地上，先民们在这里建房安家，形成聚落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生存需求。台地的海拔高于浑河汛期水位线，将聚落建在这里既可以规避洪灾，又便于取水。同时，蕴含了资源利用的逻辑，将房址建于河道附近，既便于先民利用河卵石制造工具，又便于其进行渔猎活动。可以说，新乐先民的住宅选址、聚落布局完全是从生产、生活、生存的实际需要出发，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催生了因地制宜的实践生产方式，直接影响了新乐先民顺乎自然的审美倾向。

功能导向的造物理性

新乐先民的审美意识始终围绕生存实践展开，器物制作遵循“材尽其用、形合其能”的原则。这种实用理性既体现在工具材质的科学选择上，也反映于器物造型的功能优化中，最终升华为“适用即美”的朴素美学观。

“材尽其用、形合其能”是新乐先民制作器物遵循的原则。遗址中出土的每种工具都是依据其材质和外形一一对应生产、生活需要制作的。其中，细石器以石叶、刮削器为主，采用压制剥片技术。石片剥离具有规整性特点，适用于切割兽皮、加工骨器。此类工具小巧，便于携带，契合了渔猎经济的需求。

新乐先民居住的半地穴、长方形和方形的房址，也是依据功能导向而建。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而非干栏式建筑，是新乐先民结合本地气候特点，充分利用土地吸热、隔热的特性，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房内木架支撑房顶，每间房屋均有火膛。在大房型内，还有窖穴，上覆干草、树叶，可以起到柔软、干燥、防潮以及利于休息的作用。

新乐文化遗址的审美意识生发于“顺天应人”的生态实践，成形于“物尽其用”的技术理性。新乐先民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利用，将生存需求转化为造物法则，在器物功能与形式之间建立起审美联结。这种以适用性为根基的美学体系，既是对辽河流域生态智慧的凝练，也为中华文明早期审美多元性提供了重要注脚。

新乐文化的审美特征

新乐先民的审美意识以自然崇拜为观念基础，通过技术理性实现功能与形式的统一，并借助物质符号建构社会组织认同，构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自然崇拜的符号转化

新乐先民的审美创造根植于对辽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深度感知，将自然物象提炼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形成独特的审美表达。

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与同时期长江、黄河流域以素面陶为主不同，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器表通体施纹，素面陶很少。这反映出新乐先民在生活中既重实用又重审美的倾向。出土陶器的纹饰采用单体工具施压，其中，之字纹占出土陶器的85.86%，是新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施纹风格朴拙，线条多为实线，较少有点线，根据纹带走向可分为横向排列的之字形纹饰、竖向排列的之字形纹饰、S形排列的之字形纹饰。之字纹以不同组合方式也分成三类，一是在器物口沿下压印数周凹弦纹，其下压印横排之字纹；二是器物口沿下压印一至三周凹带，带中填有人字纹、斜线纹等，其下为横排之字纹；三是两种排列方式的组合，口沿下一至三周压印凹纹带，带内填以人字纹、斜线纹等与第二类相同，其下为压印主体纹饰，由竖排之字纹和横排之字纹构成，竖排在上，横排在下，竖排所占面积小于横排之字纹。

由此可见，新乐文化中，陶器的纹饰绝非在不经意情况下随便刻画压印的，而是有意为之的。有序、规整的几何纹饰是新乐先民对自然物像的意向化表达，符号化的纹饰暗含对自然形态的抽象提炼。以之字状排列构成的视觉韵律，其生成逻辑可追溯至让其产生愉悦或产生敬畏的自然环境。新乐先民依赖自然生存，采摘、渔猎都离不开自然。在渔猎过程中，游鱼划动带起的水波纹预示着水中有鱼，可定点下网，从而满载而归；在采摘过程中，藤蔓缠绕或黍穗垂落则预示着丰收。种种自然形态与收获愉悦相联系，进而将这些自然物象经过抽象化的加工，以符号形式压印在每日所用的器皿上，既有对自然的崇拜，又有对自然抽象化的审美表达。这种“观物取象”的方式，体现了新乐先民对河流生态以及农业萌芽的视觉抽象。

技术理性的审美转化

新乐先民在技术实践中突破实用边界，通过对材料性能的极致探索与工艺标准的精密控制，实现从技术理性向审美体验的转化。

当时，新乐先民已经具备了分辨石材岩性的能力。据《新乐遗址发掘报告》统计，出土石器有2479件，占遗物总量的70.5%。从出土的石器材质来看，其中，打制石器多采用安山岩、沉积岩作为原料，这两种石材质地较为坚硬，在制作时都保留有石皮；磨制石器多采用砾岩、石灰岩、砂岩、页岩、花岗岩，这些石材较软，所制成的石器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等；细石器多采用燧石、碧玉、玛瑙材质，这些石材质地适中，制作方法以压琢为主。在细石器制作中，有部分进行了二次压琢加工，多见于尖状器、石镞。石镞的特点多由背面向腹面压琢出的尖锋、细齿状边刃和束铤构成。

这些石器工具的实用功能，都与石材原料的软硬程度有直接关系，由此可看出，新乐先民能够精准把握石材的物理特性，从而使制造的工具与功能需求相匹配。同时，大部分石材在新乐先民居住地附近的河道、阶地的砾石层以及附近山坡就能找到，便于采集又供应充足，体现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选材原则。而这种来自经验的技术理性，在长时间的积累中形成了对材质外形、质地、表面纹理的审美标准，凸显了对辽河流域资源的审美适应。

此外，复合工具的协同创新，更是工艺技术的审美升华。部分出土的石叶带有骨柄，将燧石制成的石叶镶嵌在骨槽之中，利用骨材韧性缓冲冲击力，提高石刃锋利度，增强切割效果。在工具设计中，新乐先民使用性能互补的不同材质，不仅体现出对物质特性的深刻理解，又展现出超越材质认知的技术审美。复合工具的精细化，反映了狩猎活动的效率追求与工具造型的流线美感，从器物的实用功能性和技术掌控上获得了审美愉悦。

社会秩序的审美编码

新乐文化的物质遗存通过礼器系统、聚落布局以及集体信仰三重维度，构建了一套复杂的社会秩序审美编码体系。它不仅通过器物本身的形态与工艺传递等级信息，还借助空间配置与艺术符号，将权力结构、集体记忆与社群认同嵌入了物质文化。

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玉器共31件，材质以岫玉为主，包含浅青绿、青绿、墨玉、牙白、鸡骨白等色泽。这些玉器不仅表面通体磨光、细润晶莹，还从各方面展示出新乐先民的社会秩序划分，具有礼器的色彩。

在已发掘清理的38座房址中，并非每间房址都有玉器，仅出现于F1、F2、F3、F8、F12、F15、F28、CDF2、0六F5这九座房址中。由此推断，在当时玉材应是极为珍贵的材料，不是人人都能使用的，玉器的使用者应具有特殊身份。

同时，不同颜色的玉料选择或许具有等级指向。墨玉仅见于最大的F2房址内出土的编号为465的玉制雕刻器，其上部墨黑色与下部乳白色形成鲜明对比，复杂的工艺技术显示出使用者的特殊身份；而普通房址出土的玉料多为单一青绿色或白色，工艺相对简单，可能用于日常仪式或低层级权威标识。

玉器的器型分化及不同房址的玉器分布，进一步印证了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玉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工具，如小玉斧形器、雕刻器；二是作为装饰品，如玉串珠。斧形器、雕刻器、玉料等工具类玉器，在F1、F2、F3、F8、F12、F15、CDF2等七座房址中都有出现。而作为装饰品的玉串珠，仅出现在F2、F15、0六F5三座间房址中。且仅在F2房址中兼具工具类玉器与装饰类玉器，且工艺复杂。F2房址中出土的玉串珠有14件，是所有出土玉串珠最多的房址，且形制高度统一，可用于串联成一组佩饰，或象征权力，或用于祭祀。因此，猜测F2房址可能属于首领或祭司的居所。另外，F2房址中玉器的集中性与多样性，暗示其可能承担公共仪式、权力展示的双重功能，是社群等级结构的空间锚点。而F15房址出土玉串珠1件，0六F5房址出土玉串珠两件，说明在这两座房址中居住的人具有特殊身份。

不同房址的玉器分布差异与聚落布局的等级叙事相一致。F2房址作为大房型，位于聚落中心，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兼具生产、祭祀与权力展示的功能。外围小型房址仅出土粗加工玉料或单件工具，且工艺简单，表明这些区域属于普通成员的生活空间。新乐文化聚落的“中心―边缘”布局，房址规模与分布的差异，将社会层级投射成为空间秩序。

新乐先民不仅在玉器使用上体现出社会秩序的划分，更将木雕制品作为族群信仰的艺术载体。F2房址中出土的一件木雕权杖，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木雕制品。其“前部呈扁平状，型如鸟身，头前部有夸张硕大的尖喙，圆形头，脊背部残，尾部束收成执柄。以浅刻‘V’线纹技法，头部刻圆弧纹，体现出眼目，身部刻菱格纹，以似羽毛，尾部刻弧线纹，下腹部部分镂空”。这种抽象化的设计既是对自然的模仿，也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权杖的鸟形图案或许正是新乐先民的氏族图腾，蕴含着新乐先民的集体信仰。

新乐文化中，玉器材质、工艺差异与房址的中心化布局，共同将等级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物质实践。这种编码不仅是集体记忆的延续，更揭示了史前社会通过审美手段实现秩序内化的智慧。

新乐文化审美价值

新乐文化遗址作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聚落遗存，其审美特质既彰显辽河流域“渔猎―农耕文明”的独立性，又参与构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审美基因。

辽河流域的审美独立性

新乐文化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文化，其审美实践彰显了辽河流域的审美独立性，其器用体系区别于同时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陶器器型。同样是渔猎生活的代表器物，半坡文化遗址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而新乐文化遗址则以平底筒形罐为特色。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的之字纹饰也独树一帜。之字纹虽多见于各区域出土的新石器陶器上，但新乐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之字纹却有着自身的特点。

煤精制品是最能体现新乐文化审美独立性的器物，新乐文化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人类遗址，聚落中几乎每个房址都有，煤精制品皆器型小巧、工艺精良。同时，泡形器内部圆凹面光滑度更是高于表面的光洁度，更为细腻油润。经煤炭相关部门研究检测，新乐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煤精制品均为抚顺地区所产，进一步印证了新乐文化顺乎自然、因地制宜的审美原则。就其用途，当下学界尚未有定论，较为被认可的用途猜测有三种。一是认为作为装饰品；二是认为作为占卜、巫术活动的用具；三是认为用于记事与记数的用具。无论以上哪一种用途，都说明煤精制品在新乐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表现出新乐先民对煤精制品黑亮、润泽质地的喜爱。

中华文明审美共同体的早期参与 

新乐文化遗存不仅具有审美的独立性，也参与了中华文明审美多元一体格局构建。

一方面，新乐文化受到下辽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以及新石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新乐文化也影响着辽河流域内其他同时期或晚于它的史前文明的发展。其中，陶器之字纹饰的影响几乎遍及整个东北地区，甚至也影响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新乐文化遗址出土的鸟形木雕权杖，展示出新乐先民对鸟的崇拜，与其他中华史前文明中的鸟崇拜一样，都展现了中华文明“天―地―人”三元宇宙观的萌芽，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精神同构。另外，新乐文化遗址中细石器的流线造型与复合工具设计，为后世游牧民族的工具美学提供了原型，体现出审美传统的连续性。

新乐文化既彰显出地域文化的个性，又参与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审美基因，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代表的下辽河流域史前人类文明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都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源地。新乐文化证明，我国史前文化审美具有多元性，而非孤立发展，是在交流中形成共性，新乐文化与我国其他史前人类文明一起构建了早期的中华文明。

新乐文化的审美意识，是辽河流域先民在自然适应、技术实践与社会组织互动中形成的文化结晶，完整记录了新石器时代人类从实用造物向艺术创造跃迁的关键进程。新乐文化遗址出土器物群揭示的审美创造规律，构建了“自然认知―技术实践―社会表达”的三维美学体系，共同构成中华审美精神的原始基因。这种萌发于7000多年前的审美自觉，不仅为红山玉器文化美学奠定了基础，更为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的本源提供了关键性考古实证。

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新乐文化遗存的美学价值研究”（课题编号：SYSK2023-01-160）。

（作者单位：辽宁传媒学院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