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纯 许宇翔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是文化振兴的关键议题。现以潮州市归湖镇溪口村戴氏祠堂为例，从物理、社会、精神三个维度剖析其复兴困境，并提出系统性对策。目前，戴氏祠堂面临物理空间凋敝、社会空间失序以及精神空间消解等挑战，需要以村民为主体，政府与民间协同发力，通过空间活化与价值重塑，实现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复兴，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文化振兴置于重要地位，而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复兴直接关系着乡村文化根脉的存续。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更是社会关系与精神价值的凝聚体。当前，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空间面临功能边缘化、文化空心化等困境，成为乡村振兴的“软肋”。值得注意的是，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不能单纯地依赖民间自发力量。在城市化进程中，宗族自治因人口外流、资源匮乏而面临严峻挑战，亟须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注入提供系统性支持，如何以尊重民间主体地位为前提，在政府支持与民间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成为祠堂保护的重要命题。

现以潮州市溪口村戴氏祠堂为例，其作为葛学溥“凤凰村”研究及周大鸣“凤凰村”跟踪调查的核心场域，具有典型性与学术价值。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从“物理―社会―精神”三重视角揭示祠堂的复兴困境，即建筑损毁与功能替代，人口外流与宗族纽带断裂，伦理消解与仪式失传，旨在探索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路径，提出以“修复―重构―再生”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模式，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时代内涵与建设意义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文化振兴的重要性被高度彰显。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文化振兴视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一步凸显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而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撑，其作用愈发关键。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到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对于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部分学者从理论层面指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策略，也有学者基于公共文化空间理论，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对我国当下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与复兴进行探析。以宗祠为代表，贺一松等以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村落祠堂为研究对象，发现村落祠堂在复兴中存在文化隐忧，提出了建立政府引导机制、完善民间自治机制、创新传统功能的发展机制；方菲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严家祠堂为例，探讨乡村传统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落及其再造逻辑，认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振兴需要政府、民间力量及市场资本的共同协作。

当下，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是指乡村地区由村民共同使用、进行各类公共活动的场所，如村口、街头、广场、祠堂、庙宇等，这些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民俗节庆、婚丧嫁娶等公共活动的载体，也是乡村历史文化的积淀之处，更是乡民在人际交往、社会互动和道德舆论中形成的主要公共空间，不仅具备物理空间的属性，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与精神文化内涵，是乡村文化的主要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文化空间作为乡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以及涵养村民精神生活等功能。

村落祠堂作为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典型代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祠堂作为村落中思想教化和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通过传承家族的优良传统，使文化得以代代相传，形成良好的乡村风尚。村落祠堂还是凝结集体回忆的重要场所，是村民情感认同的重要来源。这种紧密关系不仅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还有助于在新农村建设中打造独特的乡村记忆，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社会支持。

案例地与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的案例――戴氏祠堂，位于潮州市归湖镇溪口村。在中国村落研究领域中，有两个被学界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村落研究案例，一个是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另一个是葛学溥研究的凤凰村，而本文所提及的溪口村，即为葛学溥研究的凤凰村所在地。溪口村位于潮汕地区，尽管该地区民间信仰丰富且活跃，但潮汕的传统村落仍然面临着衰落的趋势。笔者调研后发现，近些年潮汕地区兴起一股“建祠热”，但仍有大量祠堂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古祠堂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宗祠文化的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以戴氏祠堂为代表的古祠堂保护与利用问题极具典型性。

溪口村有戴、林、黄、陈四大姓，其中戴氏为该村主要姓氏。村内现存戴氏祠堂四个，分别为戴氏祖祠、戴氏宗祠（少溪公宗祠）、七房祖祠、腾懋公祠，据《戴氏祖祠建祠记》记载，戴氏宗祠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建造最晚的腾懋公祠建于1925年前后，其他祠堂均延绵百年以上，现存祠堂建筑大多保留了清代“三载五木瓜”的建筑特色。建筑风格融合潮汕传统非遗木雕、石刻、绘画工艺及传统祠堂建造技艺，雕刻精美，体现了宗祠文化的深厚底蕴。尽管当地政府和村民已经为保护和复兴戴氏祠堂作出诸多努力，但其现状仍凸显了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复兴的迫切性和复杂性。为了深入了解和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基于“物理―社会―精神”层面，对戴氏祠堂及其所在乡村的传统公共文化空间进行考察和分析。

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困境

闲置与凋敝：物理空间困境

1.空间功能异化与主体损毁

戴氏祠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多次功能置换，先是被征为大队、村委会、管理处的办公地点，后来又被征为表带厂与养鹅场使用，腾懋公祠则在改革开放后被长期租赁。频繁的功能更迭导致建筑本体受损严重，具体表现为梁柱遭蛀蚀腐朽、墙体出现结构性裂痕，具有宗族文化象征意义的木雕构件、彩绘壁画等装饰元素几乎消失。祠堂周边空间遭受私域挤压，门前广场长期被私家车辆侵占，新建民居在祠堂周围违规搭建，使原有院落格局发生改变，严重威胁祠堂建筑群的完整性与历史风貌的存续。

2.修缮不足与日常维护缺失

戴氏祠堂的修缮费用来自村民自发捐款，但缺乏长期规划与制度保障。在溪口村，祖祠等三座祠堂经过简单的修缮，修葺工作以修饰门面为主，祠堂外部都更换了精美的壁画，但由于可运营资金不足，加之没有专门管理的机构，戴氏祠堂内部修缮程度不一。例如，戴氏宗祠修缮程度高，而戴氏祖祠房梁上的红漆有较大面积掉落，一些柱体被白蚁侵蚀但未更换。祠堂仅由少数高龄老人偶尔清扫，一些祠堂，如戴氏祖祠内部常年积灰，祠堂中堆放着许多杂物。已经修葺的祠堂，如戴氏宗祠主体建筑保留完整度高，但戴氏宗祠由于长期缺人打理，祠堂中庭及墙体裂缝中生出杂草，柱体长有青苔；七房祠门口摞着柴堆，祠堂外部的荒凉与门口精美的壁画雕刻形成对比，进一步体现了物理空间的凋敝。

3.功能替代与空间边缘化

村内新建的文体广场、学校操场等现代公共空间逐渐取代了祠堂的传统功能，村民更倾向于在设施完善的广场举办活动。如今，祠堂仅在每年的正月十二当天短暂开放，日常使用率极低。物理空间的闲置与衰败，使其从村落文化核心退化为“被遗忘的角落”。

疏离与失序：社会空间困境

1.人口外流与宗族纽带断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溪口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离开乡村外出务工，或迁徙海外，留守村民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不仅如此，近年来，该村儿童在当地小学就读的人数逐年递减，该村村民也表示，如果有条件，更愿意送小孩到市中心或镇上的中心小学就读。血缘关系的维系因人口“空心化”而逐渐弱化，年轻一代对宗族历史缺乏认知，祠堂作为宗族议事、调解纠纷的场所，其社会功能几近消失。

2.管理真空与经济价值缺失

溪口村戴氏宗族虽有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组成的“老人组”，负责决定宗族事务，统筹游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但缺乏专职管理团队进行财务、祠堂清洁等方面的统筹管理，日常运营陷入无序状态。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溪口村修缮戴平万故居及平万亭等红色遗址，开发当地文化资源，推进以生态休闲为主题的旅游产业发展。祠堂群虽距离戴平万故居不远，处于生态休闲规划项目的中心地带，但未能与当地旅游项目形成联动，其文化资源未被转化为经济收益，祠堂的盈利能力不足，进一步加剧其在社会空间的边缘化。

3.公共性消解与地缘关系淡漠

城市化进程使村民的社会关系从“血缘―地缘”双重纽带转向个体化。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使得地缘关系变得疏松，交流的低频性使人际关系难以维系；另一方面，年轻村民通过社交媒体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对祠堂承载的“熟人社会”规则兴趣寥寥。原先，村中红白事需在祠堂举办以获宗族认可，现多选择在自家院落进行摆席，传统地缘共同体逐渐瓦解。

消解与失语：精神空间困境

1.伦理价值消解与仪式断裂

溪口村宗族意识的消解由来已久，据村里老人所言，祖祠原举行春秋祭典，宗祠原有春、冬二祭，仪式体系完整。现在，一年中仅正月十二需去祖祠祭拜，中元节等传统节日祭拜大多在家中或村中的福灵古庙。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溪口村周围的村庄或多或少都保留着族谱，而溪口村并未留存。近年来，村委会及祠堂负责人带领编修了溪口村“戴氏族谱”，但村民对“孝悌忠信”等祖训的认知仍停留于口号，家族制度与村落生活规范逐渐分离。宗族观念的淡薄使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仪式的态度日渐冷漠，祠堂常年关闭，成为乡村文化失落的象征。

2.文化符号空心化与功能重组失败

村委会曾试图通过兴建村史馆重构集体记忆，打造“村史馆”，使其成为传承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留住历史与乡愁，但因建设成本高而未能开展。村民对建设村史馆一事表示“唔（不）知”或不理解建设村史馆的意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植入未能唤起情感共鸣，加速了精神空间的符号化与空洞化。

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对策

物理空间：修复与维系并举

1.分级保护与功能重置

对主体结构严重损毁的祠堂，如屋顶坍塌、梁柱腐蛀等，申请省级文保专项资金，遵循“修旧如旧”原则，采用传统工艺进行修复；对保存较好的祖祠，可引入潮汕商会、侨胞捐助等社会资本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

2.建立可持续维护机制

鼓励企业或个人认领祠堂修缮任务，并在建筑铭牌标注认养者信息，形成“荣誉激励+社会监督”模式。同时，从村集体收入（如养鸽场）中提取5%―10%作为祠堂维护专项基金，用于支付水电、保洁等基础费用。

社会空间：重构共同体纽带

1.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凤凰溪源自梅州，途经溪口村后汇入韩江，溪口古渡作为旧时交通枢纽，水路交通便利，许多华侨由此走向世界。村落可通过修订族谱、恢复祭祖仪式、修缮宗祠等方式，唤醒华侨对家族根源的认同感，以情感纽带吸引侨资进入。通过开发“侨资+特产”的投资模式，募集祠堂修缮维护的资金。

潮汕祠堂的传统管理模式以宗族内部自发组织为核心，依赖族规约束与乡贤主导。然而，城市化进程导致宗族人口外流、代际断层，老人组因成员高龄化难以承担繁重的维护职责。以申遗为契机，申请政府介入，构建政民风险共担机制，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风险管控。由潮州市文化部门牵头，联合侨联、商会筛选具有文化使命感与社会影响力的乡贤，通过颁布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明确民间资金使用透明度要求，并给予投资戴氏祠堂保护建设的侨商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各方主体作用，构建政府引导与民间主导的多元治理机制。

2.创新经济转化路径

溪口村拥有橄榄、佛手等特色农产品。通过打造“特产+古建”IP的方式，推动农产品销售、古建保护和当地旅游联动。参考安徽省宏村镇、浙江省绍兴市等国内较为先进的产业联动案例，尝试设计古建探秘和特产体验相结合的旅游项目，将祠堂空间复用为特产展销中心，联动当地特产销售形成闭环，并使用部分资金反哺祠堂建筑维护。

3.重建地缘关系网络

实行“新乡约”制度，在祠堂公示栏设立“功德榜”与“纠错台”，对参与祠堂维护的村民进行表彰，对破坏环境者进行柔性规训。开展“祠堂课堂”计划，与本村凤喈小学及乡镇中小学合作，将祠堂作为德育实践基地，每月开展“家训书法课”“祖先创业故事会”等活动，学生参与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同时，小学可举办“祠堂亲子日”，组织青少年与老人共同完成修缮祠堂瓦片、绘制家族树等任务，强化代际文化传承。

精神空间：价值再生与仪式重构

1.深挖宗祠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

一方面，可整理村庄文化资料，对祠堂建筑纹饰、对联等进行现代语义解读。通过此类方式，实现族规族训的现代化重构，将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的内容转化为村民共同遵守的村落治理公约，将抽象文化符号转化为具象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其治理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调用村庄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尝试将村落“戴平万和左联英杰”的故事融入祠堂建设，设立“左联精神讲堂”“红色文化展区”，实现本村红色基因与宗族传统的双向融合，构建“党建+宗族”的创新治理模式，发挥祠堂文化、空间和治理的多元价值。

2.传统仪式的现代转译

实行简化版“春秋祭典”，保留燃香等核心环节，压缩流程至1小时内，并通过直播吸引外出村民线上参与；所用物品改用村民自产果蔬，降低经济负担。在筹集善款方面，建设“数字祠堂”平台，开发微信小程序“戴氏云宗祠”，设置在线祭拜、族谱查询、家风打卡等功能，海外族人可远程捐赠并获电子功德证书。

3.构建新型集体记忆

开设“祠堂记忆银行”，鼓励村民捐赠老照片、农具、族谱手稿等物品，由理事会编号保管并数字化存档，捐赠者可凭“记忆存折”优先参与祠堂活动。举行年度文化盛典，结合春节、清明节等节日，举办“祠堂文化周”，包含传统潮剧表演、宗族美食宴、展示建筑修缮成果等内容，重塑村民文化归属感。

戴氏祠堂的复兴困境映射了乡村振兴中，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复兴的复杂性与艰难性。物理空间的凋敝需通过分级保护与功能重置实现“修旧如新”；社会空间的疏离需依赖社区共治与侨资联动重构共同体纽带；精神空间的消解则需以仪式重构与文化创新唤醒集体记忆。唯有挖掘祠堂当代价值，让祠堂重新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才能实现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真正复兴。

本文提出三方面启示。其一，政府应强化政策保障力度，严格把控行政干预的尺度；其二，村民主体性与文化认同是复兴的核心；其三，传统价值的现代转译是祠堂可持续活化的关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传承的赋能路径，以及宗族伦理与乡村治理的融合机制。戴氏祠堂的实践表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复兴不仅是文化命题，更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要支点。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妙“壁”生“画”――场域理论下潮汕祠堂壁画的文化协商研究（项目编号：2024105641137）；华南农业大学耕读教育项目“广东传统非物质文化课程：作为耕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