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珈玮

摘要：左权小花戏是山西晋中民间文化的精髓，承载着当地人民共同的记忆与情感。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其保护与传承迎来历史性转折，但仍面临传承体系不完善、传统方式局限、区域协调不足及资料库建设薄弱等挑战。文化生态学为左权小花戏的传承提供了新视角，包括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夯实传承基础、利用多媒体技术拓宽保护边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区域联动及借助数字技术建设在线平台。这些策略将为左权小花戏注入新活力，在文化生态学理念引领下，其保护与传承有望实现质的飞跃，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谱写新篇章。

左权小花戏是晋地文化的特色标志，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内涵。其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不仅能让这一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光彩，还对维护文化多样性、提升文化影响力及增强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照左权小花戏的历史演变、传承挑战以及活化策略的框架，结合文化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左权小花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基因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在非遗保护的背景下，探讨了其动态传承的具体实施途径。

左权小花戏的起源与文化基因

左权小花戏不仅仅蕴含着当地的民俗风情、语言特色和大众审美，更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晋中地区流传的左权小花戏积淀了深厚的三晋文化底蕴，成为该地区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反映。

左权小花戏的起源与文化概念研究

左权县位于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脉中段，清漳河流域，北接和顺，南邻黎城、武乡，西连榆社，东与河北邢台、武安、涉县接壤。自古为战略要地，战国时镣阳邑为赵国西部重镇。

根据《辽州志》记载，左权小花戏俗称“辽州社火”，这就决定了必须从“辽州社火”的角度了解左权小花戏。然而，现存的“辽州社火”的表演形式和范围是远远大于小花戏的。它在当下的文化概念更多是强调集合了多种文艺表演形式的综合体。而从民间活动的存续状态可以看出，小花戏是“辽州社火”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歌舞类表演形式。

文化生态学推崇的全面审视文化的分析方法，为探索左权小花戏的“文化概念”之源，开辟了新的途径。这种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入发掘左权小花戏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在悠久历史中的流变与成长。

左权小花戏的文化基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文化基因”的概念。傅道彬将文化基因划分为“盲目基因”和“自觉基因”两大类型，并指出“自觉基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和直接[1]。左权小花戏作为山西劳动人民身体表达的艺术形式，融合了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等元素。经过长期的发展，山西地区的多元文化特征赋予了左权小花戏独特的地域特色、鲜明的审美风格和生活性的艺术表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

1.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文化特色的形成往往源于特定区域内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感知与适应。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左权小花戏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其表演形式的自然纯真与内在精神的活力四射，还深深植根于左权县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

具体而言，左权小花戏的地域文化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自然环境的影响。左权县地处太行山区，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这种自然环境孕育了左权小花戏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

其次，历史文化的积淀。作为革命老区，左权县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为左权小花戏注入了独特的精神内涵。

最后，民俗传统的传承。左权小花戏融合了当地民间舞蹈、音乐和戏曲元素，体现了左权人民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

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使得左权小花戏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左权人民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审美风格的鲜明性

地域方言是展现地方民俗风情的最直接媒介，其中的词汇和成语常常会直接融入民歌之中。这些词汇不仅揭示了当地的人文风貌，还构成了独特的词汇库。外地人在聆听左权民歌时，常被其中那些独特的称呼所吸引，如“亲疙瘩”“格旦亲”“小爱爱”等，这些词汇与情感表达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词汇群体。这些称呼背后蕴含着真挚的情感，体现了最纯真的民间风情。

3.艺术表现的生活性

左权地区的劳动人民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文化理解融入左权小花戏的表演，使得这一艺术形式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和生活气息。自古以来，左权人民就有“闹元宵”“闹红火”的传统习俗，他们相信，社火的喧嚣程度越高，来年的生活就会越兴旺。在节日来临之前，各个村庄便开始忙碌地排练，当节日到来时，民众便在社火活动中尽情舞蹈，享受一场场“狂欢”。这些舞蹈，如《大娘呀》《二婶婶》《龙灯秧歌》等，以其直白的表达方式成为民众情感共鸣的载体。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左权小花戏的当代传承与整体性保护的现状审视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内在规律已经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连续性和其不断被重新创造的特点，是难以用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地点和物质形态固定的‘真实性’概念来解释和把握的”[2]。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过程中，无论是非遗工作者还是学者，都必须采取一种整体和系统的思考方式，并始终将人的主体性置于核心位置。文化生态理论从生态学的核心原则中汲取灵感，将这一理念应用于文化现象的研究。通过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对左权小花戏的当代传承和整体性保护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传承的复杂性，并为进一步的保护工作提供更为全面和有效的策略。

近年来，尽管在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积极参与下，左权小花戏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进展，但目前的传承模式依然依赖于传统的“观赏―表演”形式，阻碍其发展的诸多要素仍需要关注与讨论。

左权小花戏传承体系不健全，乡村群众参与度较低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必须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3]，在非遗保护中，代际传承是关键环节，而左权小花戏正面临传承人才“断层”的严峻挑战。左权小花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明珍已年过八旬，其他传承者也年事已高。随着乡村人口外流和传承人老龄化，左权小花戏的当代传承受到严重冲击。此外，传承方式单一化加剧了人才流失。

左权小花戏保护与传承方式陈旧，传播方式亟待更新

左权小花戏的起源与发展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这一艺术形式与保护者、传承者、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这种人与环境、价值追求与非遗形态的共生现象，塑造了非遗的原始形态和衍生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关系也指引着我们选择和实施非遗保护的具体策略和措施[4]。在媒介融合时代，“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加速，使得媒介环境和生态发生了改变”[5]。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左权小花戏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机遇，但其科技应用仍显不足。

左权小花戏保护规划难度较大，群众文化认同感缺失

文化认同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要点。左权小花戏不仅在左权县广受欢迎，其影响力也辐射至榆社、和顺等邻近县域。然而，左权县的地形复杂多样，给左权小花戏的整体性保护带来了挑战。

左权小花戏档案化程度较低，数字保护内驱动力较弱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档案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里・库克提出，档案资料不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它们成为他所称的“失踪宇宙”的遗迹。他将档案资料比喻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扭曲又映射出作者与观众的意图，因此具有了永恒的价值。这种观点突出了文化结构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档案学记录经验事实[6]。目前，左权小花戏的档案记录工作仍以传统模式为主，主要集中于对表演形式、唱腔曲谱、传承谱系等“事实性”内容的整理与保存。然而，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这种记录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左权小花戏整体性保护的路径探索

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中指出，文化的发展和环境的适应性是文化生态学的根本。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我们可能会观察到相似的文化形态和进化路径，而在不同的环境中，文化形态和进化路径则会呈现出差异[7]。全球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和进化路径。“对人、时、空三方面进行剖析，有助于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不同类型遗产的价值构成和保护策略。”[8]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护、延续及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并为实施全面保护策略提供了实际操作指导。

以教育培养为重心，着力深化左权小花戏传承与

发展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意义，其价值唯有通过活态传承与地方民俗的深度融合才能充分展现。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遗传承更依赖传承人的力量。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保护非遗的关键在于确保其生命力，而传承（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是核心环节。通过教育构建左权小花戏的传承体系，不仅能激发民众的文化自豪感，还能增强他们对左权小花戏的认同。将左权小花戏融入校园教育，优化课程设置，培养综合人才；建立专题研究与培训体系，结合红色旅游开发特色思政课程，打造“小花戏中的党史”等精品节目；加强传习所与博物馆建设，构建传承体系，推动左权小花戏融入日常生活。

以媒介融合为支撑，实现左权小花戏的“跨媒介”

融合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众生活，承载着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保护非遗既要保持其原生状态，又要与现代生活融合，实现动态传承，这需要突破传统框架，走向跨领域创新。媒体融合时代为非遗传播带来了新机遇，也为左权小花戏的传承开辟了新路径。在数字化时代，左权小花戏的传承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推动科技与民间艺术的深度融合。

利用文化旅游融合策略，推动左权小花戏的传承与

地方旅游业的共赢

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提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适应当代旅游需求和旅游所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提高传承发展利用水平，持续为旅游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旅游的核心在于体验，而非遗的融入则为旅游体验增添了核心价值。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不仅激发了非遗的内在活力，还满足了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左权小花戏的动态传承和创新，需要与左权县的旅游资源紧密结合，共同构建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融合产业链。

根植于肥沃的黄土地，汲取黄河水的滋养，三晋文化历经千年，底蕴深厚，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这种文化滋养下，左权小花戏蕴含着独特的自然韵味和精神内涵。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左权小花戏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价值，还在激励民众、增强文化认同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面对新时代的文化环境，为了实现左权小花戏的全面保护和持续发展，需深入挖掘其传承脉络，同时紧跟文旅融合的发展潮流，将创新理念融入左权小花戏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以此更加生动地展现三晋大地的传统艺术魅力，并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经验。

本文为第二批太行精神专项研究立项课题“活态传承视域下太行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THJS2024Y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参考文献：

[1]傅道彬.文化的积淀与冷却[J].学术交流,1986(03):80-81.

[2]刘晓春.“本真性”何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当用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03):121-135.

[3]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J].学习与实践,2006(11):118-128.

[4]宋俊华.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J].文化遗产,2023(03):1-8.

[5]陈世华,刘爽.悖离与纠偏：媒介融合的困境与出路[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1):100-111+170-171.

[6]Terry Cook. Fashionable Nonsense or Professional Rebirth: Postmodernism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ves[J].Archivaria,2001(05):14-35.

[7]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杜晓帆,全轶先.“活态”与“非物质”：对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性的认知[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01):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