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程昊 贾嘉乐 周越越 石思彤 万淑怡 杨青林*

摘要：运用CiteSpace软件，将时间范围设定为1994―2024年，对从CNKI数据库中检索并筛选的关于博物馆陈列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对关键词、作者、机构的研究发现，博物馆陈列的研究呈现“平稳起步，以点带面，逐渐完善”的态势，但同时也存在领域内研究较为分散、研究之间学术性的合作交流较少的问题，以至于目前尚未形成稳定的核心研究团队。研究热点主要聚焦博物馆陈列过程中如何针对博物馆展览、陈列的设计，以及该方面的创新等问题进行系统解释和提出解决方案。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中，学者指出很多博物馆陈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要开展具有地域化特色的相关办展和陈列活动，探索新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提升博物馆陈列的趣味性，增加与博物馆观众的交流并促进其与博物馆的良性互动，旨在为学术界和实践界深入了解博物馆陈列领域的进展与趋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重要机构，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博物馆陈列不仅是展示历史和文化的窗口，还是促进公众教育、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观众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陈列实践与理论研究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近年来，关于博物馆陈列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陈列设计、创新展览和文物保护等方面，仍不够深入。本研究旨在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对博物馆陈列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合作网络、演进路径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可视化分析，本研究将为博物馆陈列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宏观的视角与深入的洞见。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筛选与检索

为保证数据能够囊括博物馆陈列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本文首先通过“主题”检索对CNKI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博物馆陈列”为检索词，检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陈列展览”“陈列设计”“创新展览”等，以及它们的同义词和相关术语。笔者还考虑了时间范围，选择了近三十年（1994―2024年）内发表的CSSCI期刊论文（含扩展版）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检索时间截至2024年7月28日，得到检索结果1576条，以确保分析的相关性和权威性[1]。

在数据筛选方面，首先，排除非学术论文，如新闻报道、会议摘要和书评等文章。其次，通过对收集到的论文进行初步阅读，排除了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确保最终纳入分析的1247篇论文均与博物馆陈列这一主题紧密相关。最后，使用CNKI 导出功能，获得RefWorks格式文件，并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分析[2]。为了直观地展示博物馆陈列领域的研究概况，梳理了其中重要文献的结构和分布，以揭示其演化路径和发展动态[3]。

数据处理

收集的文献数据要经过CiteSpace软件的预处理，首先，通过筛选去除无效或重复的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其次，需要将论文的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的术语统一，以便于后续的分析。在CiteSpace软件的节点类型选择中，笔者分别选择“关键词”“机构”“作者”进行了相对应的可视化分析。在关键词提取阶段，利用CiteSpace的分析功能，识别高频出现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将作为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的基础。笔者通过上述步骤构建了一个包含博物馆陈列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数据库，为研究博物馆陈列领域的演化路径和发展动态提供了数据基础。

结果

年度发文量统计

如图1所示，1994―2007年，博物馆陈列相关研究发文量较少，呈缓慢增长趋势，此时的年发文量在15篇左右；2007―2024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达到近三十年来的峰值97篇。

发文机构分析

在CiteSpace软件中设定节点类型为机构，得出计算结果如图2。该图谱包括263个节点和4条连接线，并且网格密度为0.0001，由此可见，目前在博物馆陈列研究领域，各机构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合作关系。由图2可见，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共24篇；紧随其后的是黑龙江省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和中国农业博物馆，他们的发文量分别为11篇、9篇、6篇。其中，大部分机构发文量在1―2篇，主要研究机构多为博物馆和高等院校，多数机构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化教育产业发达，并且拥有良好的科研基础[4]。此外，机构之间不仅存在合作不够紧密的问题，还以同地区间的合作为主，不同地区之间的机构合作不够密切，这表明目前国内研究机构之间亟待构建合理有效的合作关系。

关键词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指对同篇文献中的共现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此判断不同文献中研究主题间的联系结构，从而得出研究对象间的疏密关系[5]。

如图3所示，节点数为283，节点连线为287，网络密度为0.0072。由下表可知，在出现频次≥5的关键词中，博物馆出现频次最多，为457次，其次为陈列展览，出现169次。中心性越高，关键词节点越大，这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6]。由此可知，近三十年对博物馆陈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陈列展览上，其次为陈列设计，常常与设计、创新、文物保护等关键词紧密相关。

2.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博物馆陈列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选取其中聚类最大的10个网络聚类模块，分别为#0博物馆、#1陈列展览、#2陈列、#3陈列设计、#4创新、#5展览、#6陈列布展、#7形式设计、#8陈列展示、#9互动，详见图4。

聚类模块参数Q、S是评价聚类效果显著性及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Q＞0.3则聚类结构显著，Q值越大则聚类团块内部联系越密切，聚类效果越好[7]。S＞0.5则表明聚类合理，S＞0.7则说明聚类结果具有较高可信性，由图4数据可知，聚类模块Q为0.8277，平均轮廓值S为0.9843，在该图谱中，Q=0.8277＞0.3且S=0.9843＞0.5，表明聚类结果可信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可参考性[8]。

3.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可以反映特定时间段内研究前沿及其随时间发展的历史演变情况，并可预测未来研究方向[9]，详见图5。

本研究展示了前九个关键的突现词。从突现时间及突现词来看，近三十年有关博物馆陈列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陈列、创新、设计三个方面突现强度出现时间相对较早，为1994―2014年的研究热点。2014年，突现词开始偏向文物、文物保护、展览陈列、展览，文物陈列和陈列展览，这表明该阶段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博物馆在陈列方面如何更好地展示文物的过去、拉近与参观者的距离以及丰富文物陈列的形式等方面。

研究趋势

如图6所示，2004―2014年的关键词是陈列创新设计，这表明这一时间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设计新的内容形式吸引参观者，馆藏陈列的方式和布局将直接影响藏品展示的视觉效果和观赏性，陈列展示设计是否合理、有趣是决定观众参观体验的关键因素。创新陈列设计有助于观众获得更加良好的参观体验，在增强观众吸引力的同时，促进博物馆自身的健康发展。2016―2021年的关键词转向文物、文物保护、展览陈列和展览，说明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选取哪些文物进行陈列以及在陈列中如何保护文物，加大对文物选择与保护的力度后，就要考虑如何展览。陈列是长期的展出，主要用于营造特定的氛围，便于观众更好地了解本馆的内容和特点，但长期陈列固定文物容易造成其对观众的吸引力下降，博物馆需要通过展览短期且经常更换的陈列以吸引观众。

近三年的关键词最能代表当下的研究热点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到近三年的研究热点为文物陈列和陈列展览，与近十年的关键词相近，更多的是对之前研究内容的细化。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博物馆陈列研究趋向于文物和展览，有助于博物馆更深层次的研究以及持续发展。

结论与展望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近三十年博物馆陈列领域研究成果的可视化分析，不难发现，博物馆陈列研究的发文量与年份呈正相关，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任务以来，有关博物馆陈列的研究频率显著提高，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兴趣和活跃度在增加；核心作者群已经初步形成，主要研究机构为博物馆和高等院校，但地区间研究进度不统一、机构间合作不够密切与跨地域合作不紧密正成为现在博物馆陈列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为了使博物馆陈列领域研究更加细化，以及更好地展示文物、增强观众体验，并促进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实现等方面，在未来，需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深化研究与创新

未来的研究要更加注重文物的展示方式和陈列的互动性。鉴于研究热点逐渐转向文物保护和展览陈列，未来的研究要注重如何在陈列中更好地保护和展示文物，以及如何通过创新的展示手段拉近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另外，应采用更多元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在全面评估陈列展览效果和影响的同时，探索新的陈列设计理念和技术，将技术创新应用于博物馆陈列，如数字化展示、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等，以提升互动性和观众的体验感。

加强构建合作网络

鼓励跨学科合作，要加强与艺术、历史、教育等领域和学科的合作，如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以促进博物馆陈列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和研究内容的深入，助力全面理解陈列展览的教育内涵和提升其文化价值。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学者处于独立研究状态，机构间合作不够密切，未来应加大构建合作网络的力度，特别是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以促进资源共享、知识交流和合作研究。

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

为了支持博物馆陈列领域的持续发展，未来的研究和实践需要更多专业人才。这需要加强博物馆学、陈列设计和相关领域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促进专业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的提升，从而推动博物馆陈列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增强社会参与和公众教育

博物馆不仅是展示文物的平台，还是公众教育的重要场所。博物馆陈列要善于借助当代工具，紧跟时代步伐，提高展览陈列的趣味性，以增加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做到促学以乐。同时，通过与学校合作的方式开展各种形式的知识普及活动，并根据大众的反馈意见指导未来的展览设计和教育活动。

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国际化文物与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2107027080854）；2020年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化文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BSQD002）；2021年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文博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XJGXSZPT005）；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1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课程思政’理念下文物学概论课程改革与实践”（XJJG-21-70-33）；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1年度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文物学概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3年度校级创新创业教育类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博物馆观众》课程升级改造研究”（项目编号：CXCYJG2320）；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23年度校级专创融合本科课程项目“文物学概论”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