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

摘要：为了解“文津奖”获奖图书的影响力，根据全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3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的多维图书影响力评价体系。现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分析，从图书推广、馆藏优化及图书评价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图书馆、图书出版行业及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以下简称“文津奖”）自2004年由国家图书馆发起，截至2024年年底，已成功举办19届，是中国图书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对获奖图书影响力进行研究，不仅能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馆藏优化提供依据，还有利于完善图书的评价标准。

通过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当前学者对于文津奖获奖图书的相关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主要聚焦两大方向。一是阅读推广理论与实践探索。孙等指出，国家图书馆可以借助文津奖这一平台，在革新读者阅读体验的同时，加强与出版社和读者的互动、整合图书馆界资源及树立品牌[1]。刘颖结合品牌理论，提出图书馆应以品牌化运作的方式推广全民阅读[2]。二是书目实证分析研究。徐冰冰等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剖析了文津奖科普类图书的特点[3]。潘常青从题材、作者背景等方面对获奖的社科类图书进行了解读[4]。纵观现有文献，鲜有对历届获奖图书影响力的研究，这将影响该奖项的纵深发展，因此这一空白亟待填补。

本文通过全面的视角深入探讨文津奖获奖图书的综合影响力，以揭示这些图书在知识传播、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首先，根据全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图书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模型；其次，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探讨获奖图书的潜在影响力、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特征；最后，从三方面提出策略与建议，以期为阅读文化的繁荣、图书资源建设及图书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构建图书综合影响力评价体系

图书影响力是指以图书为评价对象，其承载的信息在知识整合、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综合影响。本文借鉴全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图书的创作、出版、发行、使用、反馈五个阶段进行划分，从潜在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个维度构建图书影响力评价体系，见下图。

潜在影响力

图书的潜在影响力表现为三方面。在创作阶段，作者的学术成就、写作技巧等决定了图书的质量和创新性。优秀的作者不仅能够创作高质量的内容，还拥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能够吸引同领域学者及粉丝的关注。因此，作者是图书潜在影响力的核心。

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和发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其选题策划能力和编辑加工水平直接影响了图书的质量，且推广策略对图书的知名度和曝光率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有良好口碑的出版社能够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和信任，对图书产生潜在影响。

图书的学科分类体现了图书涵盖的知识领域。了解其学科分布情况，既可获知当前该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和前沿进展，又可使图书机构根据学科类型有效布局及管理图书资源，使其更好地发挥效用，提高影响力。

因此，作者、出版社和学科分布可以看作图书在创作、出版及发行阶段具有潜在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学术影响力

借鉴沈洪杰对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定义，图书的学术影响力是学术界对图书品牌及其刊载内容学术价值的认可程度[5]。对图书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可以了解图书在使用及反馈阶段的学术贡献与被关注程度。

引文分析广泛用于量化评估学术成果及学术影响力的研究中。引文分析法揭示的是文献外在的关联关系，即图书被单篇施引文献提及的频次，频次的高低可以反映被引图书在学术界的创新性及影响力。因此，本文采用被引频次作为评价图书学术影响力的指标之一。

为了弥补引用量这一指标的不足，笔者对施引文献的数据特征及内容进一步挖掘，进而了解其引证状况及内在主题关联关系。施引期刊质量的高低，间接反映了图书影响力的大小，可以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同时，施引文献的主题聚类范围越广，表明有越多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对图书进行了引用，间接反映了图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因此，本文采用被引频次、施引期刊分布及施引论文主题三个指标，以衡量获奖图书在使用及反馈阶段的学术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

图书的社会影响力是指图书基于非学术社交网络平台，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对公众产生的影响。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图书能够以高频、便捷的方式被公众广泛讨论与分享，并引领社会舆论的动向，因而其社会影响力的效用不容忽视。为了全面准确衡量图书的社会影响力，需要从社会普及度和社会认可度两个层面进行评价[6]。

图书的馆藏情况可以作为衡量图书社会普及度的关键指标，它反映了图书在物理空间传播的广度及读者获取的便捷程度。豆瓣综合评分涵盖了评分和评分人数两个方面，成为衡量图书社会认可度的软性标尺，体现了公众对图书价值的认可程度和图书在塑造社会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实际贡献。

因此，本文选取馆藏情况、豆瓣综合评分两个指标作为评价图书在使用及反馈阶段社会影响力的依据。

资料与方法

本文以第一到十九届文津奖获奖的286本图书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网页对获奖图书的书目信息进行抓取，其次检索图书在中国引文数据库（CNKI-CCD）中的被引情况及读秀数据库中的馆藏情况，最后查询图书在豆瓣上的评分情况，以此为基础展开实证研究。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获奖图书作者、出版社、学科类别、施引期刊、豆瓣评分等进行统计分析，使用VOSviewer对施引期刊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研究结果

作者特征分析

获奖图书的作者与译者总计378人（不含绘图作者及编著团队），国内作者192人，占比50.8%，译者与国外作者分别为105人（占比27.8%）和81人（占比21.4%），此构成表明中国学者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深厚底蕴。

为进一步了解作者特征，选取获奖图书数量3本以上的作者进行分析，发现袁行霈、陈卫平和金波三位均为高产作者，原创均≥10本。袁行霈在两届评选中均获奖，体现了他在社科领域的创新性和影响力。陈卫平和金波专注于少儿图书的创作，表明他们在儿童文学领域有深厚造诣。资中筠、楼宇烈等四位作者获奖数量均为5本，集中在社科与科普的原创领域。获奖数量在4本的作者中，许明振和李婧为少儿图书的绘图作者，说明他们以卓越的绘图技艺，为少儿文献的丰富性与艺术性增添了重要色彩。此外，彼得・沃森（英）作为外籍作者入选获奖，体现了文津奖开放包容的理念。

出版社分析

获奖图书共由98家出版社出版，在前14届中，每届图书的出版社数量均在9或10家波动，只有第三届为8家。在第十五到十九届中，出版社数量从13家增长到19家，反映出文津奖吸引了更多的出版社参与评选，其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在提升。

对排名前10的出版社进一步分析，发现70%的出版社集中在北京，其次为广西和上海。出版社的实力与资源也存在一定差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以16本、15本和15本的获奖数量位居前3，可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新世界、接力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虽然获奖届数有限，但单次获奖数量排名前3，揭示了这些出版社在某些领域有比较专业的地位。另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世界等出版社的获奖图书均以原创为主，而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在保持原创的同时，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出版物，表明出版社的出版策略和市场定位各不相同。

学科类别分析

获奖图书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历史、地理与文学排名前2，分别为56本（占比19.58%）和54本（占比18.88%），且原创比例分别为87.5%和85.19%，表明这些学科受到文津奖的重视和认可。除此之外，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如天文学、生物科学等，获奖数量共计92本，原创比例达到67.4%，说明自然科学领域的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哲学、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获奖图书合计84本，但社会科学总论和经济两个领域的译著比例分别为60.00%和62.50%，说明社科领域在引进和翻译国外优秀作品方面较为活跃。

被引频次分析

有250本获奖图书在CNKI-CCD数据库中被引用，被引频次共计18088次，其中，他引高达18077次，有力证明了获奖图书在学术界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被引最高的是第三届获奖图书，13本图书共被引用5054次，书均被引高达388.77次，表明该届图书在学术界受到极高的关注度。此外，被引频次高于1000的有6届，除去第十八、十九届出版年代较近，引用次数尚未充分积累，被引频次最低的为第十一届，总被引频次仅为125次，书均被引低至7.81次，反映了不同届次的学术影响力存在差异。

施引期刊分析

有2653种期刊对获奖图书进行了引用，施引频次≥10次的有123种，占比4.6%。施引频次在5―9次的期刊有355种，占比13.4%，绝大部分期刊的施引频次＜5次。对施引频次排名前10的期刊进行分析，发现涵盖了教育、艺术、政治等学科领域。其中，《历史教学（上/下半月刊）》施引次数最高达到57次，《美与时代（上/中/下）》《中共党史研究》和《文艺争鸣》三种期刊施引次数均在30―40次，其余均小于30次。从期刊评价信息来看，54.5%以上为核心期刊，被北核、CSSCI等权威评价体系收录。

施引论文主题分析

对施引期刊文献的16243个关键词进行分析，将阈值设置为6，最终得到383个关键词的共现图谱。从图谱可知，2012―2014年，教育公平和知识分子两个关键词的节点最大，表明施引文献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教育领域，主要涉及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2014―2016年，孔子、《论语》、中国、文化四个关键词的节点较突出，研究热点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方向；2016―2018年，中国共产党、中美关系的节点较为突出，研究主题集中在政治外交；2018―2020年，研究主题集中在中华文明和文化自信方向，强调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

豆瓣综合评分分析

据统计，每届单本豆瓣得分≥9.0的共有14届，占比73.7%，表明获奖图书中不乏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最小值评分为0的共有11届，大部分是因为图书评价人数不足。另外，除第二和第七届外，其他届次的评分均值大多在6―9分之间，表明图书普遍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整体具有较高的质量水平。

单本豆瓣评分人数最大值排在前两位的是第五和第十届，分别为203661人和122075人，且这两届的均值也排在前两位，说明这两届中至少有一本书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关注。评分人数最大值≥1万人的共有10届，表明获奖图书吸引了大批读者。

馆藏情况分析

获奖图书共被1598家机构收藏，第一届的馆藏分布最广泛，覆盖了2306家机构。馆藏量排名第2的是第十二届，分布在1964家机构。第七、九、十四到十七届共6届获奖图书的馆藏量分布在1000―1600家。除第六届获奖图书未被机构收藏，其余届次的馆藏分布均小于1000家，说明获奖图书在馆藏分布上具有广泛性和差异性。

对地域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江苏和浙江在收藏获奖图书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实力，广东、北京和湖北地区紧随其后。除港澳台未被统计外，青海、西藏两个偏远地区的收藏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地区差异反映了我国馆藏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结论与建议

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图书的宣传推广

经分析得知，无论是馆藏还是豆瓣平台，部分获奖图书存在检索盲区，利用效率受限，影响力几乎为零。针对这一现状，图书馆与出版社在图书的宣传及管理中，应采用“传统渠道+新媒体矩阵”的立体化传播模式推荐图书，加快信息的传递。同时，在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创建官方账号，借助人工智能精准筛选并优化主题内容，以短视频或直播的形式展示图书的精彩片段或高光时刻。此外，还可以采用“新媒体+科技+艺术”的形式，基于全息投影技术构建交互式阅读空间，丰富观众体验，增加图书热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加强智慧化平台建设，优化馆藏资源

为解决获奖图书馆藏分布不均的现象，应加快智慧化资源共享协同平台的建设。首先，推广共建共享理念，积极调动各地图书馆、出版商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力量，形成共识和合力。其次，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搭建直观易用、高效智能、便捷互联的资源平台，让更多的馆藏机构加入进来，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最后，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与标准，鼓励社会力量和企业参与，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渠道，并加大对西部偏远地区共享平台运行和发展的支持力度。

优化图书评奖机制，采用多元化评价手段

当前，国内缺乏一个集引文数据、馆藏数据和社交媒体评价数据的综合集成平台，导致数据单一分散。首先，应整合并优化现有的图书相关数据，搭建一个全面、“一站式”的图书质量评估数据库。其次，评审人员的构成应尽可能广泛和多元，不仅包括专家学者和馆员等专业群体，还应鼓励社会各层面、各年龄段的读者参与图书评价。最后，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入选图书进行聚类分析或情感分析，为评奖委员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总之，本研究为深入了解文津奖图书发挥的效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图书评价与推广、馆藏优化及图书评审提供了建议。期望能够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出版业的创新和全民阅读素养的提高有所帮助。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馆级科研项目“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与推荐图书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NLC-KY-2023-1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参考文献：

[1]孙,孟化.从“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看图书馆推动大众阅读新方式[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04):47-49.

[2]刘颖.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化运作研究――以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为例[J].兰台内外,2020(11):53-54.

[3]徐冰冰,马强.“文津图书奖”科普类图书书目分析及启示[J].科普创作评论,2022,2(02):16-23+52.

[4]潘常青.文津图书奖的发展及社科类获奖作品初探[J].新阅读,2023(10):7-10.

[5]沈洪杰,李冶,孙毅.我国图书情报学期刊学术影响力调查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23(13):95-98.

[6]林子婕,唐星龙.互动视角下学者学术影响力多维评价模型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4,47(09):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