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进普

摘要：独龙江乡的道路建设对其物质生活空间、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早期的人马驿道到现代化的柏油路，道路的演变极大地改善了独龙族的交通条件，推动了其与外界的互动。独龙族的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生活方式也向多元化、现代化生产转变。然而，现代化的生活空间也带来了文化适应的挑战，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

随着道路人类学研究的兴起，中国学者积极推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独龙江乡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独龙族文化背景，成为道路学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研究的典型案例。本文旨在探讨独龙江乡道路建设对其生活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

目前，道路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四个不同的观察角度。第一个视角是基础设施的视角，这一角度侧重于分析道路作为基础设施对社群的影响，这种影响与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紧密相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修建了高速铁路，这反映了国家在其中的角色与影响，进而引出了第二个视角――关于道路政治与道路权力的讨论。该视角主要关注道路的规划者、使用者及其各自的权益与互动，同时，讨论道路如何塑造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社会变迁、影响地方与区域的演变，以及影响人群与国家的认同。第三个视角则与权力有关，即道路的空间视角和景观视角。道路的修建不仅改变了公路所占据的物理空间，还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作为话语资源，引发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激烈争夺。简而言之，道路重构了所经过社区的空间，并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道路与文化之间的关联。

在独龙江乡，可以说，只要提到“独龙族”“直过民族”“总书记牵挂的地方”等关键词，人们往往会想起高山峡谷――“独龙江”。事实上，独龙江乡在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之间的峡谷里，因地势险峻，那里的道路有“天路”之称，在独龙江时代，其记忆符号有“溜索”“独木桥”“人马驿道”。独龙江乡因江得地名、因江得族名，这里是我国最后一个开通公路的地方，由于其长期与世隔绝，被誉为“西南边陲最后的秘境”之乡。将“独龙江道路”视作一种“生活空间”的主要影响因素，道路是人、物、信息流通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生活空间重构的独龙江“道路”是怎样变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独龙江的道路建设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段，道路形态从人马驿道时期（溜索、藤木桥）、独龙江公路升级改造为独龙江公路隧道的现代柏油路，道路等级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逐步提升，道路的功能也随着时代背景和生活空间的变化而转变。

独龙江乡道路的变化

对居住在较为闭塞环境中的独龙族人民而言，在生活空间的变迁中，路无疑是最为显著的方面。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两山夹一江”使他们与外界的沟通变得异常艰难。

早期的四条山路

独龙江乡地处峡谷地貌区域，其被四周封闭式的自然环境所环绕，这样的地形条件曾经极大地限制了独龙族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历史上，从独龙江乡向东至怒江河畔，曾存在四条充满艰险的山路。第一条是从独龙江源头的熊当东岸启程，可以选择沿着麻必洛河向东翻越山脉继续东行，或者从迪政当村东岸经过高黎贡山向东行三天，都可以到达怒江上游的必蚯，再沿着怒江南下一天，可以到达丙中洛。第二条路线始于独龙江流域的献九当东侧或肖切村，沿途穿越壮丽的高黎贡山脉，历经格马夺济山的险峻风光，只需短短三天行程，即可抵达念瓦洛地区，往东行一天就可以抵达丙中洛乡。这条道路所经山峰不算高，比较好走。第三条从中游地区的孔当村启程，经独龙江支流过溜索往东，翻过高黎贡山，下到丙中洛乡的双拉，总共要走三天，这条山道和其他道路相比不算高险，19世纪60年代初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当时人们进入独龙江地区，一般都走这条道路。第四条从独龙江下游地区的巴坡、麻必当、梅立王和拉王夺分别向东，翻越高黎贡山，到达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茨开镇，需要2―3天。这四条山路成为独龙族走出峡谷和外界联系的通道，与傈僳族、怒族、纳西族、汉族以及白族等民族保持着频繁的交流与互动。尽管周边存在其他通道，但同样需要翻山越岭，路途充满艰险，因此，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人民与外界的互动历来艰难。

独龙族与外界的互动因道路不畅而受限，因此，他们急需一条连接外界的路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独龙族缺少自行修建道路的条件，加之当时政府对独龙江地区发展的关注有限，导致该区域在较长时间内未能修建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道路。

人马驿道

1964年，迫切渴望与外界沟通的独龙族民众，终于迎来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道路――人马驿道。这条驿道从巴坡至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茨开镇，长65千米，即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普拉河边的山路往西，翻越海拔3800米的高黎贡山南磨王雪山垭口，沿山迂回曲折下到独龙江乡也需要2―3天。每年6月至12月的上旬，往返于这条起伏山道上的人马络绎不绝。每年12月下旬到第二年的5月是大雪封山时期，积雪厚达数米，人和马都不能通行，其他路线也一样。所以，每年雪融开山的半年期间，县政府组织近千匹运输各种物资和邮件的骡马，往返于贡山和独龙江。这条驿道的开通，为独龙族人民与外界的交往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对独龙族的物质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帮进入独龙江地区时带来的生活物资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

人马驿道的修建，连通了独龙江地区与外界，使独龙江不再与世隔绝。如果没有政府的帮扶与支持，独龙族人民很难独自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因此，人马驿道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独龙族的人文关怀。它不只实现了贡山与独龙江之间的交通往来，也成了其文化互鉴的桥梁，亦充当了连接政府与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这条驿道的修建，极大地拉近了独龙族人民与国家的距离，使他们更加紧密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谋求发展。

独龙江公路

道路交通在地区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改变了生活物资的流通方式，还带来了新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尽管当地在1964年修通了人马驿道，但受制于危险的路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独龙族的生活物资还较为稀缺，他们迫切期盼着交通状况的改善。经历了数年的筹备，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批准了建设独龙江公路的方案。公路于1995年7月1日正式开工，经过四年多的紧张施工，在1999年9月9日，这条总长度达到96.2千米、总投资接近亿元的独龙江公路竣工通车典礼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隆重举行，从茨开镇到独龙江乡政府孔当的公路终于通车，独龙江乡的汽车运输纪元就此开启。但由于路况复杂，通过这段路程需要大半天时间。这条公路的修建不仅改善了独龙江地区的交通条件，也为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虽然公路为独龙族人民带来了生产生活的巨大变革，但由于公路穿越高黎贡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冬春大雪时，独龙江地区仍会与外界隔绝半年之久。同时，每年，公路建设中广泛采用的木结构需进行大规模维护和抢修，这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经济较为困难，无法承担高昂的维护成本，导致公路只能在特定季节通行，严重影响了独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2003年，高德荣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呼吁“修缮独龙江公路”。次年，经过修缮后，从县城到独龙江乡的行车时间缩短至4小时，比原来的10小时缩短很多。2014年，高黎贡山上的独龙江隧道建成通车，这意味着独龙族不再被大雪封山束缚而无法通行，结束了独龙江乡因大雪封山交通阻断半年的历史。随着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的通车，当地的交通条件得以改善，独龙族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大山，见识、接触并接纳外界文化，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独龙江乡独龙族物质生活空间的焕新

独龙族早期的居住方式主要是穴居，后来逐渐发展为树屋等建筑形式。据《独龙族文化大观》记载，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时期，独龙族曾经历了树居和洞居等不同的居住形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诸多独龙族的长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在山洞中群居的生活。另外，其历史文献中也有“无屋宇，居山岩中”的记载。在独龙江乡上游地区的独龙族多住木楞房，鉴于当地气候潮湿严寒且受藏族建房样式的影响，上游地区的居民倾向于居住在厚重的木楞房中；而在气候较为炎热的下游地带，居民普遍选择居住于通风凉爽的竹篾房。在地理环境、自然气候和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下，独龙江乡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一直保持着“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辅以一定的渔猎活动。由于靠天吃饭，加之铁器农具尚未普及，致使其生产力水平一直不高。

居住生活空间的焕新

在1949年前，独龙江乡独龙族大部分还过着较为原始的生活，生活俭朴。他们主要以家族为单位，居住在山洞或树上搭建的简陋住所中。由于生产技术有限，缺乏建造固定居所的条件，因此只能依托自然环境，寻找能够避风避雨的天然场所栖息。相比其他已经开启农耕生活的民族，独龙族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并较少与周边民族交流。他们生活在独龙江峡谷的森林中，将房子建在树上可以预防洪水、毒虫猛兽等灾害。直到1949年前夕，独龙族仍然处于这种原始的居住环境，很多老人对曾经的住所记忆犹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独龙族的居住条件开始改善，逐渐走出山洞建造房屋。上游地区受藏式建筑影响，采用木头建造井干式木楞房，而下游地区因气候炎热，选择使用竹篾建造房屋以增加透气性。木楞房和竹篾房是独龙族的主要居住建筑，但为了防御外族，设计了小窗户，导致采光不佳。房屋材料均来自大自然，易老化，需定期加固。后期，人们开始使用木板、瓦片等人造材料作为屋顶。如今，新农村建设使木楞房已逐渐成为历史记忆。

2010年，云南省对独龙江乡独龙族启动了“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安居温饱工程。整个独龙江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全力推动安居工程建设和整村改造项目，经过四年的努力，直至2014年，全乡40多个村寨的安居房项目建设圆满完工，全乡1068户人家入住了安居房。这些安居房由国家财政出资兴建，并无偿提供给独龙族人民居住。尽管新房保留了部分独龙族传统特征，但总体上呈现汉式建筑风格，面积较大，约70平方米，包含客厅、三间卧室和走廊。与早期独龙族房屋相比，安居房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因没有火塘，很多家庭在附近建造小厨房，保留了使用火塘的习惯。随着独龙江地区电力的普及，许多家庭开始使用现代家电，如电磁炉、电视机、洗衣机和音响等。在安居房的设计上，上下游地区也体现了一定差异，旨在保留传统房屋特征。随着独龙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独龙族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传统的木楞房逐渐被砖混结构的新居取代，新民居不仅结构更加稳固，而且功能更加齐全，显著提升了独龙族的生活质量。

生计方式的变化

1949年前，独龙族的生活方式以采集、狩猎为主，原始农业生产为辅，后逐渐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独龙族的农业生产可划分成两大类，即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从生产观念视角看，集中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包含土地、劳动力、生产工具在内的各种资料的综合利用过程。在“刀耕火种”时代，土地是独龙族农业活动中，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广泛分布于独龙江流域的动植物。独龙族从事的是传统农业活动，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有显著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因而具有初期农业的特点。而且，独龙族的农业生产还受到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制约，所以独龙族以种植旱地作物、杂粮为主。其主食比较简单，一般以小米、玉米（苞谷）、土豆、稗、荞为主，有时会吃少量稻米及野生动植物。因此，独龙族的生产率低下，生活条件较为困难，山茅野菜也常被当作他们的食粮。

进入21世纪，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后，为保证村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实行粮食补贴，根据各户退耕还林的面积进行补贴，大多数村民反映补贴的粮食足够满足一家人的需求，部分家庭甚至出现吃不完的情况。独龙族民众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由于禁猎令的实施，他们上缴狩猎用的工具，放弃了狩猎活动。同时，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行使“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以及火山地的土地利用形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独龙族主要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在河岸狭窄的土地上种植草果、羊肚菌，还有少量的农作物，如洋芋和玉米等。为了助力独龙族乡村振兴，实施“政府+合作社+农户”发展产业模式，名贵药材如重楼、灵芝等的种植逐渐兴起。上游的独龙族民众会上山采药，这是一年中他们的部分收入来源，采药的收入因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和身体素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另外，他们饲养的鸡、鸭、猪等家禽主要用于自给自足，仅少数家庭养殖的羊用于出售。养蜂也是当地民众的收入来源，但无论是养蜂还是养羊，都受到山中野兽的威胁，特别是在偏远的村落里，这种威胁尤为严重。尽管独龙江地区已经修建了公路，但外出打工的人数仍然很少。然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教育的发展，预计将有更多的人能够外出接受教育并找到工作。此外，独龙江流域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开设客栈接待游客和带领游客探险也成了一些人的收入来源。

因此，独龙江乡道路建设推动了独龙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交通便捷，使独龙族人民能够更加方便地与外界交流，从而增加了生计方式。传统的“刀耕火种”、狩猎、采集、农耕等逐渐融入了现代元素，如发展旅游业、手工艺品制作等，为独龙族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来源。

新生活空间中的挑战与应对

道路的现代化为独龙江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带来了文化适应的挑战，现代物质与精神的冲击使独龙族在文化保护上遭遇了困境。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独龙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可能更倾向于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逐渐流失。例如，传统的独龙族生计方式、语言和节庆活动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普遍为当地人民所知。为了平衡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是加强文化教育。通过教育，提高独龙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二是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独龙江地区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为独龙族人民提供更多的经济来源。三是加强社会治理。针对独龙江乡治安、独龙族饮酒等隐患，加大社会治理力度，引导独龙族人民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独龙江乡的道路建设推动了族际互动与本土智慧的融合，重塑了独龙族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文化适应的挑战。为了实现独龙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平衡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确保独龙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能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又能保持其独特的文化传统。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独龙族易地搬迁生活空间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020Y0329。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