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培轩

摘要：北赵晋侯墓地M63中出土了一对杨壶，其铭文内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杨”的身份，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嫁与杨国的姓女子；二是嫁给晋侯的姓杨国女子。关于壶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是已婚女子自作器，亦有个别学者提出杨壶为媵器。其问题核心在于已嫁女子是否可以用“父家氏名+父家族姓”自称。现梳理各家观点，并总结半甲子以来杨壶的研究历程，希冀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在1993年9月至翌年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北赵晋侯墓地进行了第四次抢救发掘，清理出一字排开的M64、M62、M63三座西周晚期大墓。M64与M62为“甲”字型大墓，M63为“中”字型大墓。M64中有“晋侯邦父”铭文铜器出土；M63出土2件形制相同的铜壶，铭文为“杨作羞醴壶永宝用”（见下图）[1]。

这一信息初载于1994年初《曲沃发掘晋侯邦父及夫人墓》，该文认为“邦父”即晋穆侯，三座墓葬墓主为穆侯与两位夫人[2]；1994年5月，李学勤发表《晋侯邦父与杨》，认为M63出土铜壶的作器者为晋穆侯邦父的夫人杨，提出在姬姓杨国出现之前有姓杨国存在[3]；1994年8月，“第四次发掘简报”刊登，有关杨和杨壶的讨论正式拉开了帷幕[4]。

杨的身份

关于M63，多数学者认为墓主为邦父夫人。但田建文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晋侯邦父的儿媳，即文侯仇的夫人[5]；王恩田主张“M64+M62+M63分别是文侯、昭侯、孝侯之墓”[6]。

邦父，一般认为是晋穆侯，死后葬于M64之中。徐伯鸿主张邦父为殇叔，且“殇”为“”之讹[7]；也有学者主张邦父是文侯、昭侯或鄂侯等，在此便不一一列举。

“杨”一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其一，杨是嫁与杨国的姓女子。持此观点的学者有王人聪[8]、孙庆伟[9]、田建文[10]、陈[11]、李建生[12]等。该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条论据。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宋人编撰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也只提到了姬姓之杨，与《汉书》《元和姓纂》等经典可对应互证；二是从铭文刻辞的规律上讲，杨壶并非媵器，为已嫁女子的自作器，且“杨”当为夫家族姓，“”为女子父家氏名（对该条的详细讨论，见本文第三部分）。

既然杨不是晋侯的妻子，M63的墓主自然也不是杨。孙庆伟、李建生等学者认为墓主为邦父的夫人齐姜，文侯之母[13-14]。而对于杨壶出现在M63之中的原因，众说纷纭，王人聪、田建文认为是所获的战利品[15-16]；孙庆伟、李建生则主张是赙之物[17-18]。

其二，杨为嫁给晋侯邦父的姓杨国女子。支持该观点的学者有李学勤[19-20]、李夏廷[21]、王光尧[22-23]、李伯谦[24]、冯时[25]、陈昌远[26]、张淑一[27]等。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条论据。一是不赞同前一种观点的第2条理由（对该条的详细讨论，见本文第三部分）。二是《世本》《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典籍所载的姬、杨两姓起源，与晋侯邦父年代相比较晚。所以在姬姓杨国以前，有姓杨国存在。不过王光尧主张只有杨国，姬杨非国，仅为姬姓杨氏[28]；董珊认为“姓之杨未必曾经是诸侯国”，可能以邑为氏[29]；张淑一提出“先姬杨，后杨”，即最初的杨国为姬姓，成为晋的一个邑后，再分封时为某姓家族所有[30]。三是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五》“杨氏”条记载，“今洪洞县东南十八里有古杨城”；王先谦《汉书补注・扬雄传第五十七上》记载：“杨在西汉亦河东县，在平阳府洪洞县东南十五里。”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今洪洞县的坊堆―永凝堡遗址一带便是古杨国的所在地，笔者也赞同该观点。该遗址年代上限早于姬杨的始封年代，之前可能有杨在此存在。但陈昌远和王琳不认同该说，认为杨国应在洪洞县东南15公里的范村一带[31]。四是宋吕大临《考古图・卷三》中载有“寅簋”铭文：“……叔邦父、叔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冯时等学者认为叔邦父即晋侯邦父，叔即杨（且冯时等学者称该器为“”，认为“寅簋”乃“”之误）[32]。但李学勤等学者综合全篇铭文判断，叔邦父是周王的朝臣，职司法律相关的事务，并非晋侯邦父[33]，笔者认为其说可从。西周时，不仅有“晋侯邦父”和“叔邦父”，还有“成周邦父”（见资料库9621成周邦父壶盖）、“南仲邦父”（见资料库4464驹父盖）等“邦父”的存在，不能将这些人混为一谈。姓也并非小姓，屡见于青铜器铭文中，《殷周金文集成》中载有仲鬲、尹鬲、叔等器，且（见《左传・文公六年》）、南燕（见《左传・宣公三年》）等国为姓。叔邦父、叔与晋侯邦父、杨，可能只是重名巧合。

对于M63的墓主身份，一般认为是杨。李夏廷等学者认为杨为次夫人[34]；冯时认为杨为元配，无嗣，又娶齐姜，齐姜生文侯[35]；李学勤主张穆侯先娶齐姜，生文侯，后续娶杨[36]；也有学者认为墓主非杨，如孙华主张墓主为齐姜，文侯时齐姜母凭子贵，死后厚葬，把杨壶也放入了墓中[37]。

笔者认为，M63的墓主应为杨。并且文侯生母为齐姜是不争的事实，《史记・晋世家》记载：“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厚葬杨，绝非其子继承王位所导致。至于具体的原因，笔者赞同李学勤的猜想，即杨卒于文侯之世，此时晋国实力强大，地位显赫，因此厚葬了杨[38]。

除上述两种主流观点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贾洪波认为杨壶为嫁于杨国的姓女子的自作器，器同杨本人作为战利品为晋国所得，后杨成为文侯宠妻，生昭侯，死后葬于M63之中[39]。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调和。

杨壶的性质

关于杨壶的性质，现多认为是自作器。但在早年，此问题有所争议。王光尧曾明确主张杨壶为媵器[40]，但王人聪、李伯谦等学者均不认同此说[41-42]。王人聪提出铭文中无“媵”字及女方家长之名，“其非媵器，是很显然的”[43]；李伯谦认为王光尧的论断缺乏深入分析，并提到“据杨壶等铭文姓前冠以国号的行文格式，既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是‘结交婚姻时女方母家专门铸造的陪嫁用器’上的用语，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推而广之决然肯定一定是‘已嫁女子自作之器’的称谓”[44]。后王光尧在《杨国与杨氏》中写道：“（李伯谦）指出将杨壶的‘杨’解释为姓杨国女子的自称似较其视为嫁于杨国的姓女子更为合理……拙文《从新出土之杨壶看杨国》虽定为杨之国姓，但过于简单地对待金文资料，其失已为李伯谦先生指出[45]。”

主张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杨壶器物性质问题所争论的核心是在青铜器铭文上，已嫁女子能否用“父家氏名+父家族姓”自称。

王人聪认为“这类已嫁妇女自作器的铭文中，在妇女本姓前都冠以夫国的国名”，并列举虢姜簋（集成4182：虢姜作宝尊簋）、晋姜鼎（集成2826：晋姜曰：余唯嗣朕先姑君晋邦……晋姜用祈绰绾眉寿）、楚嬴（集成10273：楚嬴铸其，其万年子孙永用享）等例[46]。该观点的例证还有蔡簋（集成4198：蔡作皇兄尹叔尊䵼彝）、虢姜鼎（集成4182：虢姜作宝尊簋）、虢鬲（集成512：虢作鬲）等。但“都”字未免有些过于绝对。后与王人聪持相似观点的有曹定云、陈等学者，他们虽举了鲁姬鬲（集成593：鲁姬作尊鬲永宝用）等反例（齐姜鼎等器也为反例，集成2148：齐姜作宝尊鼎），但均认为“父家氏名+父家族姓”的案例相比于“夫家氏名+父家族姓”少之又少，且姬姓杨国在史书典籍上有所记载，所以杨为嫁与姬姓杨国的姓女子[47-48]。

经对比可知，上述器物的铭文，较难发现区别，尤其是虢鬲、齐姜鼎、鲁姬鬲、杨壶等器，铭文极为简短且相似。不可因虢鬲等器均采用“夫家氏名+父家族姓”形式的铭文，便否定齐为姜姓、鲁为姬姓等既定事实；也不能仅凭鲁姬鬲、齐姜鼎等器物的存在，直接推断杨国为姓诸侯国。因此，笔者认为只依靠铭文的对比，难以推测该杨国女子的姓氏，也无法判断姓杨国是否存在。

李伯谦反对王人聪的说法，提到“在不清楚该国号所代表的国家的姓前，我们就很难判断这个国家是其所自出的本国还是出嫁后所适之夫国”，且姬杨始封年代晚于穆侯邦父年代，所以“杨”应为姓杨国女子自称[49]。陈昌远、李学勤等学者则赞同李说[50-51]。张淑一认为许多学者总结的金文女子称谓“规律”是不成功的，并提出“规律”中存在的“臆断铭文性质”“误断铭文性质”“试图以不具备普遍性的举例推论具备普遍性的‘规律’”和“命题与逆命题（命题成立，其逆命题是否成立）”四大问题[52]。

笔者赞同张淑一的整体观点，即虽应当积极总结与探索规律，但不可盲目迷信，需综合整体情况具体考虑。铭文只是器物的一部分，器物又仅是这座墓葬的一部分。所以，应注重考古信息，尤其是器物的出土单位。以杨壶为例，正如李学勤所说，“这座夫人墓（M63）就出了这一对有人名的壶，器主又是女子，她是墓中葬的夫人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53]。

但笔者反对张淑一“先姬杨，后杨”这一结论。典籍所载姬姓杨国起源年代较晚，已是西周末年，近乎两周之际。鲁襄公时，杨国已为晋所亡，人们印象中的杨与霍、魏等国同为姬姓，而非姓。姬杨国具体的灭亡时间，笔者与诸多学者一致，认为是晋献公时。《史记・晋世家》记载：“（献公）十六年……伐灭霍、灭魏、灭耿。”杨与其临近，极有可能一同被灭。与M63同组的M64人骨及木炭的14C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804―前789年与公元前800―前784年，早于献公100年[54]。若“先姬杨，后杨”一说成立，杨诞生时邦父已经去世百年了，杨壶不可能出现在邦父夫人墓中。因此，笔者更赞同“先杨，后姬杨”一说，穆侯娶杨为妻时，杨国仍存在；后因某些原因，杨灭亡（此时杨可能还在世，杨应非为晋所亡），姬杨建立，最终为献公所灭。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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