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方法论。现基于笔者对国家级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黄羊钱鞭的田野调查经历，从人类学初学者的角度出发，对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困难及在运用田野方法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要注重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凝视，做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从而实现二者的良好互动，进而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田野状况。同时，此次研究也旨在加强对田野方法理解的深度及实践的效度，从个体实践的角度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根据[1]。从哈登将“田野概念”引入人类学领域，到里弗斯、摩尔根、博厄斯对“田野调查”的实践与倡导，再到马林诺夫斯基所推动的“田野调查革命”，田野调查历经了若干重要的阶段，当前已成为众多研究者构建其学科认同的重要依据[2]。为了得到更为客观、生动的田野材料，研究者对自身的参与过程以及与田野对象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关系进行反思，致使当前不少民族志本文都呈现出“从参与观察到对参与的观察”的研究取向[3]，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田野作业的反思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当前，很多学者对田野调查中的反思进行研究。黄剑波认为对人文世界的关注并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是田野工作的选择标准和取向[4]；陈兴贵回顾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对其进行反思[5]；翟明杰基于白族石龙村的田野调查，探讨田野工作中出现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互动等问题[6]；雷雯依据海外田野的经验，反思研究者与田野对象的相互凝视与情感互惠[7]；刘春艳基于年轻女性研究者在农村社区的田野经历，认为比起社会性别的限制和人际交往中的隔阂，二者的交融与互动才是最普遍的状态[8]。
笔者作为人类学初学者，基于上述研究，并根据自己首次进行田野作业的经历和感受，总结在田野中遇到的困难及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时出现的问题，试图探讨在对民间表演艺术的田野调查中研究者的注意事项，主客体间的关系以及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良好互动的方法，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一、走进田野
本次田野调查针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羊钱鞭展开，黄羊钱鞭是一项流传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黄羊村的民间表演艺术。“黄羊”是村名，黄羊村位于中卫平原的东部，东邻早春余丁，西接胜金关，南临黄河，北靠双龙山，有依山傍水之势。“钱鞭”是一种集舞蹈、健身、体育和防身于一体的综合民间艺术表演形式。舞者表演时手持两头串着铜钱和麻英彩条的鞭尺，伴着锣鼓节奏，不断敲打自身的肩膀、手臂、脚背、脚跟等部位，使铜钱发出阵阵既悦耳又喜庆的声响。黄羊钱鞭可由单人或集体完成，展演时通常有30至40人，多时有上百人一同进行，气势恢宏。黄羊钱鞭既可单鞭单打，也可双鞭双打，舞者表演时还会变换不同队形，打法奇特多变，引人注目。如今，黄羊钱鞭表演队成员主要在春节期间进行表演，并多次参加中宁县和银川市组织的社火活动。2021年，黄羊钱鞭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2年2月13日至2月16日后，笔者为完成题为《国家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实践及其传承现状》研究计划的初步田野调查任务，前往黄羊村进行田野调查。黄羊钱鞭主要在以下三个情境中传承，首先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它在校园之中得以传承；其次作为村落的重要文化资源，它在村落之中得以传承；最后作为一种节庆的表演形式，它在节庆活动的展演之中得以传承。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前往黄羊村村社了解了钱鞭的基本情况；到当地的旅游景区“黄羊古落”进行踏查；向当地村干部学习打钱鞭；先后对村干部、村医、小卖部店长、钱鞭表演队成员、传承人的女儿等进行了简单访谈，并对三位区级传承人LZS、GHL和LL进行了深度访谈；在元宵节社火活动中与钱鞭表演队同行，仔细观察了表演队的排练过程和展演情况。这些以直接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构成的田野材料，以及田野调查中发生的事件，是笔者对田野作业方法不断反思的实践基础。
二、融入田野
（一）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凝视
费孝通先生曾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我看人看我》的文章中提到，“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再看我[9]。”可见研究对象也在不断地观察着他们面前的研究者，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理解和阐释[10]。
在文化场域中，被研究者对研究者身份的不同认知会影响其行动选择、叙事内容和方式，最终对田野调查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11]。笔者此次田野调查前期较为顺利，当地人大部分都热情地接受了访谈。但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总有一些人把研究者视为当地文化的观察者和监督者，他们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有“表演”的痕迹并努力营造出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景象。村书记为笔者提供了黄羊钱鞭传说故事的文本资料，但后来笔者了解到资料的大部分内容缺乏真实性。此外，传承人也有意识地宣传黄羊钱鞭的悠久历史，但与我们从村民口中了解到的信息有出入。虽然这并不影响笔者感受村民内心的想法与情感，但这些信息容易给田野工作造成了误导，增加了求实考证的工作量。
根据不同的身份和立场，被研究者对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也持有不同的态度与评价。尽管笔者在田野工作开展前，已经向传承人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访谈内容和研究用途，并约定了访谈时间，但在正式访谈前，传承人LZS却说要获得上级，即县文化馆的同意，才能接受“采访”。对此，他解释到自己既是传承人，也是村干部，要对村民负责，他担心发表的文章会对乡村发展不利。在第二天的访谈中，传承人LZS理解了此次研究的目的，热情地与笔者等人畅聊，“我接受了很多次采访了，一般都是介绍完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有什么困难，你们是第一个”。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一旦与该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建立了信任关系，就能大大降低接下来的工作难度。访谈结束后，传承人LZS还联系了其他传承人，因此笔者很顺利地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资料。
（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
主客位视角的切换与局内外的身份认同是研究者进入田野后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同时还涉及田野伦理。“互主体性”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提出，他认为传统民族志往往是人类学家自己的一种解释范式。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仅靠研究者自己的理解或研究对象单方面的诉说，都是一种不完整的浪漫式表达，且短时间内轻松得来的结论也经不起推敲。在田野作业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是平等的实践主体。
在此次田野调查中，笔者多次询问村民，钱鞭对他们的意义何在，多数人的回答都很简单：玩耍的东西，过年的时候热闹热闹，挺好玩的……这些回答并没有体现出当地人对钱鞭的重视程度。但笔者在总结田野日志时发现，该问题并不符合当地的文化语境。对于技能持有者来说，他们并不关心钱鞭在他们生活中处于怎样的价值体系，他们只需要知道，在鼓点响起时脚步紧跟节奏，在队形变换中做好每一个动作即可，而这些是他们需要实践和传承的专业知识。
访谈对象不是机械、被动的客体，而是有着强烈情感诉求、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点的独立主体。在与传承人GHL聊天时，她提到自己是“村中第一个婚后还去打钱鞭的女性，这在当时很困难”。但这与我们后来了解到的事实不符，究其原因才知道，她是第一个生在黄羊村又嫁到本村的人，在当时会打钱鞭的女性都嫁到了外村，没有机会和场合再打钱鞭，同时新嫁进来的女性又不会打，因此，她才成为“第一人”。通过此次访谈笔者也发现了黄羊钱鞭除资金外的又一个传承困境，那就是钱鞭一旦离开黄羊村，就立刻失去了传承的土壤。因此，笔者意识到研究对象才是生活在其中的主人公，了解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对于研究的开展与推进意义重大。在田野工作中，要让客观事实自己说话[12]。
三、反思田野
（一）做不到“三同”，就努力做到接地气
在田野考察中，不同研究者会运用不同的方式进入田野，解读田野。人类学家许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的长相与当地人无异，我仍然颇为同情地被视为外地人。” 可见，虽然很多人类学学者都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甚至达到技艺超群的水平，但进入“局内人”的世界仍然难以实现[13]，每一位人类学学者都学过“三同”的工作方法，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若在条件限制下做不到这三点，如何拉近与田野对象之间的关系便值得进一步探究。经过此次的田野经历，笔者认为研究者除了要克服“自上而下”的心态外，还要克服自己在陌生环境下的拘束感，减少自己在叙述和表达中的“官方”色彩。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和交流中，不能过于礼貌客气，行为拘束，而要善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例如，与访谈对象闲聊些生活方面的话题，接过对方给予的零食等，这些都能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阂，给人以亲切之感。
（二）带着“问题”去，但不局限于“问题”
随着访谈的展开，如何在聊天中顺势引出主题、故事，发现新问题等都是田野调查中的难点。在田野作业中，笔者逐渐意识到研究者和访谈对象之间并不适于一套你问我答的固定程序，而需要正常的人际交往。众所周知，在田野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可能远比调查前准备的问题更有价值。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要根据具体情境合理地修订、增补、替换先前拟订的提纲，提出新鲜、切实的问题。因为在田野访谈中笔者等人犯了类似的错误，所以致使此次田野资料的搜集工作受限，难以打开与访谈对象的“话匣子”，也就无法得到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内容。没有充足的田野经验，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不能熟练地运用研究方法等问题都会加大田野工作的难度。
（三）不要被引导，而要去引导
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熟悉后，会无意识地将研究者视为自己的倾听者，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其便会严重跑题。例如，此次村干部WYX在谈到打钱鞭对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时，情绪越发激动，不断叙述自己与身边女性打钱鞭的经历，强调女性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并教导同为女性的笔者要自立自强。尽管笔者认可她的观点，但田野调查是一项繁重且时间紧张的工作，在另一位研究者将话题拉回来之前，已经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这种情况在此次的田野工作中多次发生，在与钱鞭表演队成员的老教练WYL进行访谈时，能明显感受到WYL先生作为黄羊村第一批开始打钱鞭并且打得最好的人，他对钱鞭如今的发展态势和表演动作都颇有微词。在这样的场合下，笔者等人成为他对当前传承人行为表达不满，向管理部门表达诉求的接口和工具。之后，笔者及其他研究者通过询问他具体发生的事件和故事来引导话题，最终才获得了有价值的资料。
有学者认为作为研究者最好安分于边缘者的角色，对他者文化秉持一种观望的态度[14]。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也拉远了研究者与田野对象之间的距离。也有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得到帮助后，思考如何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反哺”对方[15]。经过此次的田野之行，笔者认为自己访谈的每一个人或许都清楚“局外人”在学术之外的作用十分有限。作为研究者，我们在身份自觉之外不能忽视当地人对于闯入其生活的外来研究者的看法，应在认识主体的同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从而提供“有限但独特”的主客位阐释。对于笔者个人而言，此次田野经历只能算作一次初步尝试，对田野对象，目前只能做到无害，期望在未来能够早日做到双向的“互惠”，发挥出人类学学者的价值。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
参考文献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4]黄剑波.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2007(03):66-71.
[3]何星亮,郭宏珍.略论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创新[J].思想战线,2014,40(05):7-11.
[5]陈兴贵.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贵州民族研究,2007(06):99-106.
[6]翟明杰.少数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社会互动与反思――基于白族石龙村田野调查[J].今传媒,2018,26(07):38-41.
[7]雷雯.相互凝视与情感互惠：坦桑尼亚田野作业反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02):24-29.
[8]刘春艳.互主体性：后现代语境下田野作业的反思――基于年轻女性研究者在中原农村社区的田野经历[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39(07):1-7.
[9]费孝通.我看人看我[J].读书,1983(03):99-103.
[10]王娴.“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0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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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海涛.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诸对矛盾与“主客位”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08(03):46-51.
[14]张黎黎,叶宏.田野调查中的主客位视角与局内局外身份认同――在南高洛音乐会田野中的反思[J].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136-140.
[15]马慧玲,黑生海.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女性传承人的生存样态――基于田野调查的反思[J].文化月刊,2020(01):6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