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文化的内涵 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看渔文化的起源,其主要是随着农业活动的实施而发展的,从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渔猎与采摘,再到后期使用工具进行耕种与畜牧。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一个大的民族或者组织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和获得的物质财富逐渐形成与固化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狭义上的文化特指在一定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带有时代特色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看,文化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产物,涵盖了人类的知识、行为和能力等方面。 作为我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文化是渔民进行渔业劳作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文化,是人们从事所有的渔业生产实践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的总成果,涵盖了渔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形成的语言文化及信仰等,可以分为物质类渔文化和非物质类渔文化。物质类渔文化主要是与渔民劳动生活相关的部分,如捕鱼工具、居住方式、生活用品及服饰饮食等;而非物质类渔文化则与渔民精神层面相关,如语言文化、特定习俗、民间信仰及艺术形式等。 二、渔文化的发展 渔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化类型之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渔文化发端于旧石器时代,早在五万至一万五千年前,华夏祖先就有意识地将鱼类作为艺术创造的对象,用来寄托渴求美好生活和部族繁衍壮大的美好愿望。在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涂红、钻孔的草鱼上眶骨和由野藤串联的磨孔海蚶壳做成的“项链”,表明在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鱼类已经不仅是人类的食物,同时具有文化功能,表达了人类的精神意象。鱼类一旦摆脱了最初的生存资料功能,开始作用于人类的精神层面,渔文化便应运而生并且不断发展繁荣。 新石器时代,渔文化的发展迎来了早期的高峰。6000年前,我国东北密山地区的赫哲族男子用鱼骨做成衣襟纽扣,妇女多穿鱼皮长衣;浙江省象山县塔山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陶鱼鳍形鼎足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鱼的国家,商朝末年,先民已开始在池塘中养鱼。我国最早的与鱼相关的文字也出现在商朝。在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殷墟中,出土了甲骨文“渔”字和象征拉网捕鱼、持杆钓鱼的象形文字。在周朝,我国设立了专门负责为王室捕捞鱼类、征收渔税并制定渔业政令的官员,对捕鱼的时间和方法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公元前460年左右,范蠡作《陶朱公养鱼经》,详细记载了鲤鱼的养殖方法,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此后,渔文化在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发展,螺旋上升,内容不断填充、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变化,亘古绵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成果。 三、保护和弘扬渔文化的价值 (一)有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发展 党中央关于文化强国建设有着总体部署与要求,提出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渔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扎根百姓,有其自身的内在张力与独特魅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源泉之一,是中华儿女普遍认同的“根文化”,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渔文化承载着浓厚的历史记忆,一直以来,渔文化蕴含的奋勇争先、勇于拼搏、自立自强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激流勇进、拼搏奋斗;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形成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使渔文化具有浓郁深厚的民族特色,极具对外文化交流的价值。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渔文化没有被时间淹没,更没有消亡,而是让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生生不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渔文化焕发了新的内涵和风采,成为中华文化创新永续的沃土。因此,保护和弘扬渔文化,将渔文化转化成大众的、发展成多元的,推动区域文化和类型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通过守正创新,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有利于文化强国的建设发展。 (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渔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智慧源泉,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渔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不单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还是其实践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忍不拔、勇敢拼搏、敬畏自然、团结合作的渔文化精神,经过渔民们的不断传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环境伦理和辩证思想,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在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驱动了传统渔业向“蓝色渔业”变革,在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复苏海洋、河湖生态环境的现代渔业实践中,科学技术、媒介传播、市场经济等新元素的融入为渔文化注入了新内容,焕发了新活力,有效促进了渔文化的时代进步。 (三)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摇篮,也是孕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沃土。“记得住乡愁”,就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延续地方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渔文化作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要充分挖掘具有鲜明农林渔特点和民族、地域特色的物质文化遗产,还要深入挖掘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俗民风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渔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构建农林牧渔并举、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充分挖掘我国江河湖海的渔文化资源,大力推进渔文化与乡村振兴、教育科普、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各地不同的渔文化资源不仅可以为退捕上岸的渔村发展注入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还可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化资源。例如,江苏扬州的沿湖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渔村文化资源,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围绕“深休闲、微度假、慢文化、细体验”的特色旅游定位打造“渔文化”名片,获得了江苏省最美乡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金牌旅游农家乐等荣誉称号。诸如此类的渔村可以利用当地特有的渔文化助推经济发展,不仅避免了渔村转型发展的千篇一律,还进一步拓宽了乡村振兴的路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赋予了新的时代文化内涵。 四、传播渔文化的路径 (一)记忆识别――加强渔民群体的文化认同 民族振兴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主要表现。中华文化要兴旺发达,必须有强大的文化信心,而这种信心建立在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之上。文化认同是最深沉的认同,是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坚实基础。文化认同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自己的民族或团体的普遍的认识,它的主要内涵就是确认自己的族群价值观。这种群体的文化认同,是这个地区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也是这个地区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 一是渔文化的保存与继承应凸显浓厚的族群观念,并持续加强对过去文化的认同。对“文化身份”的理解并非单纯的“自身”,更是对“异质”文化融合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渔业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基因经历了一重又一重考验。随着时代的推移,渔文化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与其他文明的交互与沟通,渔文化将会有新的表现形式,不管渔文化的表现如何变化,其中蕴含的文化基因都将一直存在下去。广东阳江海陵岛渔民被称为 家人,清光绪《崖州志》曾记载:“ 民,世居大蛋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惟辑麻为网罟。”“ 家”这一称呼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有解释说“ 民之舟形状如蛋”,有学者认为“ ”源自古越语,本意指“一条小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