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深入推进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注入新动力。从深厚的中国历史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的内涵，对当今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徐光启（1562―1633），南直隶松江府人（今上海一带），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徐光启为明末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对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都有贡献；又是一位沟通中外文化的先行者，对国外（特别是欧洲）的学术、物产和新器物极敏感、极重视，做过不少开风气之先的译述、介绍、试验研究、推广利用等工夫；同时，他还是一名政治、军事活动家”。1980年邮电部以“徐光启明代科学家”为主题发行了8分面值的邮票，可见他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亦可见后世对他的评价之高。探究徐光启从士大夫到科学家身份转变隐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及当代意义，但学界尚未有相关学术探究，故而笔者对此展开探究。

一、徐光启身份转变隐蕴的传统文化双创的内在理路

（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发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视角审视，徐光启从士大夫到科学家身份的转变，代表着东西方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同一时期但并不同步地从农业文明开始逐步迈入工业文明。徐光启的士大夫身份与当时中国农耕文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生产关系相适应，徐光启的科学家身份则与中国社会艰难转向为当时科技微光所驱动的近代工业文明萌芽期相适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在其萌动初期的明末时代，在个体层面就直观呈现为徐光启两重身份的转变，在社会内层隐蕴着社会文明升级的内在逻辑，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本规律。这也是中国文化对科学文化进行吸收、消化、融入、创造性转化的内在约束。

（二）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历史必然

随着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持续推进以及16世纪宗教改革的猛烈爆发，启蒙运动初露端倪，科技及社会加速发展成为历史趋势。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欧洲科学技术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内在催生着中西方文明互鉴的加速到来。“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为17―18世纪全面推动文学、艺术、科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欧洲启蒙运动做了铺陈。在东方，自明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某些手工业部门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思想文化等层面也发生了一定变革，李贽、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涌现出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地理、文化单元，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成为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徐光启等人助推了东西方在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这对东西方文明各自更深层次的完善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徐光启的身份转变既有个体因素的外在偶然性，又有东西方文明互鉴历史趋势客观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三）中国文化融汇发展的内在属性

中国在几千年的多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形态生成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塑造了具有包容、共容、兼容特征的中国文化，创造了人类社会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体系，并长期领先世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北魏孝文帝提倡与汉人通婚，推行穿汉服等政策；东汉时期，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不断发生碰撞与交融；明末，徐光启在两重身份转变过程中将西方科学方法、思维方式等融入中国文化系统中，实现了对儒学知识的更新以及对“格物穷理”等儒学核心概念的突破，这些都是包容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的确证。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表现出超越民族泽被天下的志向，“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展示出人类命运一体共同的胸襟，“和衷共济”“和而不同”传递出求同存异包容互补的态度等。中国文化不仅有积极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也有超世无为的道家思想，更有出世入世兼具的佛家思想等。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异质优秀文化成果以进行自我超越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具有的内在属性，也是徐光启身份转变背后隐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的内在属性的体现。

（四）整体渐变与局部激变的辩证统一

明末时期，与当时的农业文明社会相匹配的是历经数千年演化的儒释道文化体系，社会各层面并没有催生出使农业文明体系转向科学技术引领的近代工业文明体系的动力基础与要素。虽然利玛窦通过撰写自然科学、哲学作品及制作各种科学仪器，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地理、绘图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哲学、历史等西方古典文化带到了东方。但是在东西方文明的初遇时期，即明末时期，社会并不具备对西方科学进行全面接纳的基础，只有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等少数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不少明智的学者，曾经喊出会通中西、超胜西洋的口号（徐光启等）”。因此，在东西方文明互鉴已成为历史不可逆趋势的节点，徐光启等人针对西方科学文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上契合了中国文化在整体上逐渐吸纳优秀异质文化而发生的缓慢变化，但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农业等领域则积极吸收、消化、推广西方科学知识以产生局部的激烈变化。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整体渐变与局部激变的辩证统一，这是徐光启身份转变背后所隐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的内在必然。

二、徐光启身份转变所隐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的现代启示

（一）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与科学文化的思想精髓相结合，增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科学文化也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得到滋养”。徐光启的身份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在相遇初期的历史轨迹，代表着中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既要立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又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根基，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文化超越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的重要原因，更是当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底蕴与底气所在。

（二）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厚植家国情怀信念

作为深受通经、修德、经世致用思想浸润的士大夫，徐光启是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倡导者。徐光启入馆（翰林院散馆）前对诗赋书法均精通，入馆后却认为这些都不过是雕虫小技，全都摒弃不为，将注意力集中到治律兵农，“穷天人旨趣”，开始“遍阅古今政治得失之林”，从致力于章句之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作为西学东渐以来接触、传播、译撰西方科学著作的科学家，他以“中西相遇为时代背景，以度数之学为构建内核，以旁通十事为内容框架，以崇祯改历为逻辑完成，在整个过程中极注重经世致用思想”。徐光启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论为人，当立身行道……治国治民，崇正辟邪，勿枉为人一世”。徐光启尤为重视农事，“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他常“以国计民生为念……国用日竭，民生日困。公思以救”（柏应理《徐光启行略》），“1633年，临没了了，一语不及于私”。可见，一生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徐光启始终保持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与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他学习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农业、兵事等方面进行努力与尝试，丰富了家国情怀内涵，彰显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价值，这对新时期人们通过现代方式弘扬经世致用思想和厚植家国情怀信念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三）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虽然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在明末就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将其应用于社会诸多领域，但在明清换代以及农业文明高度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未能也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并未抓住在欧洲发轫的人类近代科技浪潮，在工业文明的前期发展中与西方逐渐拉开了差距。随着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的开展，在历史中艰难行进的中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逐渐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回溯并深刻洞察徐光启一生的实践及功业，其背后隐蕴的宏大的东西方文明交融初期的内在理路，予以现代中国科技发展深刻的启示：“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既是对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彻洞悉，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自信体现，更是中国人民实现科技自主创新的时代强音。

（四）加强中西方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民族强韧的生命力隐蕴在厚重的中华文化基因中。回溯并反思徐光启从士大夫向科学家身份转变所隐蕴的中西方文明互鉴初期的历史轨迹，其呈现的双向性、和平性、适应性、曲折性等特征至今对东西方文明互鉴仍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我们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结合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及中国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加强中西方文明互鉴，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对坚定民族自信和中华文化自信自强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对从中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深刻审视时代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徐光启身份转变隐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双创具有历史典型性，系统探究这一现象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