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文坛领袖王士祯奉命入蜀期间，创作了《蜀道驿程记》与《蜀道集》。二者以“记”存实、以“诗”写意，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双重文本。王士祯通过对蜀道自然风貌、历史遗迹、民俗风物的呈现，赋予蜀道以历史文脉、儒家伦理与士人精神的三重文化内涵。现以《蜀道驿程记》《蜀道集》为核心文本，从历史文脉的考据性赓续、儒家伦理的实践性熔铸、士人精神的诗性彰显三个维度，分析王士祯蜀道书写的文化建构路径，厘清其书写如何实现“地理景观—文化符号—精神载体”的层级跃升，并提炼其对当代地域文化传承、文化IP开发的实践启示，为传统文学资源的当代活化提供理论参考与路径借鉴。

　　地域文化的文学建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核心精神实践之一。历代文人通过行旅书写，将自然地貌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的文化符号。蜀道凭借其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文人书写的经典母题。王士祯奉命入蜀期间，创作了《蜀道驿程记》与《蜀道集》，其书写并非单纯的行旅记录，而是将实地勘验、文献考辨、伦理寄寓与精神抒怀融为一体，通过对蜀道自然风貌、历史遗迹、民俗风物的多维呈现，赋予蜀道以历史文脉、儒家伦理与士人精神的三重文化内涵。

文化建构的史料根基——历史文脉的考据性赓续

　　王士祯的蜀道书写以“无征不信”的考据精神为底色，通过实地勘验与文献互证的双重实践，对蜀道沿线的历史脉络、遗迹真伪、传说源流进行系统梳理，将零散的历史记忆整合为完整的文化文脉，为蜀道文化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史料根基。这种考据以“证史、补史、传史”为核心，实现了历史文脉在书写中的赓续与重构。

地理地标的历史溯源

　　王士祯在《蜀道驿程记》中以时间为线索，翔实记录了其蜀道行程。与单纯的行程记录不同，王士祯的描写始终紧扣“文脉传承”这一核心，将自然景观与人文积淀紧密结合，使地理地标超越了单纯的方位标记，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他对每一处地理地标的书写，均着重考察其历史渊源。例如，他在闰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录了“雨中过葡萄碥、烧鸡滩……次苍溪县”的行程，并随即补充了“汉汉昌地，古賨国也，有賨城、卢城”的历史考据信息，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此地从先秦到汉代的历史脉络，将当下的行旅场景与遥远的历史记忆紧密相连。王士祯不仅结合古迹进行实地考察，还借助诗歌对地理地标进行考古。例如，在考察南陵山时，他写道：“有晋南陵故县址，山凡一百八盘。”随后，以黄庭坚《竹枝词二首》中的“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等诗句为辅证。这种结合实地考察与诗歌辅证的方式，不仅增强了地理地标书写的历史厚重感，更让读者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体悟历史的深沉与悠久。王士祯通过地理与历史、文学的互证，实现了蜀道历史文脉的线性赓续。

历史遗迹的实证考辨

　　蜀道沿线的祠庙、碑刻、古战场等历史遗迹，是地域文脉的物质载体。王士祯将这些遗迹视为考据历史、赓续文脉的核心场域，通过“实地观察—碑刻研读—文献比对”的三重路径，辨伪存真，以还原遗迹的历史本貌，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内涵。例如，针对三闾大夫庙的书写，王士祯侧重梳理其文化传承脉络。他详细记录了庙宇的格局，重点转述了元代碑文所载“唐元和十三年创祠、宋元丰三年封清烈公、元至正甲申立碑”的历史信息，构建起从唐至元，再至清的祭祀传承谱系。这种书写让个人的谒庙行为成为接续千年文脉的文化实践，使历史遗迹从静态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动态传承的文脉载体。

　　对令武山景差祠的考辨，展现了王士祯的田野实录精神与文献批判意识。他在十一月初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迤西为令武山，土人谓：楚将军景差与秦战，殁于此，山脚有祠。考《史记》：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杀将军景缺。又，考烈王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于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无差名。而差与宋玉、唐勒皆屈原弟子，号工词赋，或谓《招魂》是其所作，亦不云为将军，此祠阙疑可焉。”面对当地“楚将军景差与秦战，殁于此”的民间传说，王士祯并未轻率地予以否定或随声附和，而是先如实记录民间记忆与祠庙现状，再援引《史记》等文献以核查景差的身份，并结合文学史知识，明确景差“屈原弟子”“工于词赋”的身份，最终得出“此祠阙疑可焉”的审慎结论。他的“存疑”并非回避问题，而是在证据链存在矛盾与空缺时，拒绝做出武断定论，体现了“无征不信”与“多闻阙疑”的学术精神。这种考辨以学术理性厘清历史真相，使遗迹的文化内涵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民间传说的理性梳理

　　蜀道沿线的民间传说是地域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具有虚幻性与多元性特征。王士祯采取“辨伪本质—留存精神”的策略，以理性态度对这些传说进行梳理，既追求还原传说的历史原型，又保留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实现了民间文脉与正统文脉的融合。

　　例如，针对蜀地流传的“石燕”传说，他遵循“听闻—查证—判断”的思路，以实地观察打破“石燕化鸟”的虚幻传说，还原其作为自然奇石的本质。他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旧闻地产石燕，在北崖寺后，令人于涧石中觅之，得数十枚。”他基于“旧闻”而“令人觅之”，通过亲手获取标本，细致区分其“雄者类螺、雌者类蚶”的形态，最终得出“殊不似燕”的客观判断，从而完成了对地方风物从神秘传说向自然实证的知识祛魅。这种将亲历见闻、诗性感知与文献考据融为一体的书写方式，体现了王士祯在记录风土的同时，于层层叠合的时间长河中，为眼前之景赋予文化深度与历史厚度，从而在行旅中实现了对地方认知的建构。

　　对于“五丁开山”这一蜀道核心传说，他并未进行考据辨伪，而是在诗文书写中多次暗合其文化内涵。《五丁峡》一诗中“斗壁何狰狞，十万磨大剑”两句，以夸张笔法描绘出山崖的险峻，借助五丁开山的传说凸显蜀道开辟的壮举与艰辛，让读者在感受诗歌磅礴气势的同时，体会到蜀道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将“理性辨伪”与“精神传承”结合的方式，既是对蜀道历史的诗意诠释，也是对民间传说成为蜀道文化建构的有益补充，将蜀道塑造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的象征。

文化建构的价值内核——儒家伦理的实践性熔铸

　　王士祯在对蜀道进行书写时，将儒家的核心伦理视为蜀道文化建构的价值内核。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民生状况的关注、对礼制实践的记录，将“忠节”“经世”“孝悌”等儒家伦理熔铸于蜀道书写的具体实践，使蜀道成为儒家伦理的具象化表达载体，实现了文化建构的价值赋能。

忠节伦理的人物化彰显

　　忠君爱国、坚守气节是儒家伦理的核心理念。王士祯以历史人物为载体，通过对诸葛亮、屈原等历史人物的凭吊与赞颂，将抽象的忠节伦理具象化、可感化，进而构建起蜀道的忠节文化谱系。

　　武侯祠是王士祯彰显忠节伦理的核心载体。他在《蜀道驿程记》中写道：“九月二十五日，发成都府，陆行之嘉州，巡抚罗中丞祖道万里桥前，成都守冀君所修，榜曰万里始此。藩臬诸公饯于忠武侯祠，祠前祀昭烈，后祀武侯，有唐裴晋公碑，柳公绰书。”他敏锐地注意到武侯祠“前祀昭烈，后祀武侯”的空间布局，在简单的方位描述中，展现出对君臣伦理秩序的物理化确认。此外，他还特笔记述“唐裴晋公碑”的存在，旨在将诸葛亮的精神传统置于从蜀汉至唐，再至清的历史层累中。尤为重要的是，此行乃是“藩臬诸公”的饯别仪式，这便使个人怀古行为转化为一场具有公共意义的官方礼制活动。王士祯通过空间秩序、历史遗存与当下仪式的三重书写，将武侯祠从静态的纪念场所，激活为持续进行道德教化与文化认同生产的动态场域。在《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一诗中，他以“遗民衢路还私祭，不独英雄血泪斑”的诗句，表达了对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悲慨，展现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节精神在民间的深远影响。这种书写将诸葛亮的个人忠节升华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精神，使武侯祠成为忠节伦理的传承场域。

　　与褒扬忠君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导致国家衰亡的负面历史典型的批判。他以马嵬坡为载体，批判了伦理失范的历史后果。《马嵬怀古》中“巴山夜雨却归秦，金粟堆边草不春”两句，以苍凉的意象揭示出唐玄宗因“私情废公义”而导致王朝衰亡的教训。这一批判与对忠臣义士的称赞形成鲜明对比，构建起“忠节流芳、失德致祸”的伦理对照。借助这种褒贬分明的人物书写，王士祯构建起承载忠奸辨析、兴亡教训的道德地理图谱，并将儒家忠节伦理熔铸于蜀道的文化建构，使蜀道成为承载儒家伦理判断的文化符号。

经世理念的现实性践行

　　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是王士祯蜀道书写的重要价值取向。其书写并非脱离现实的文人雅趣，而是始终关注国家治理、民生疾苦与地域发展，将经世理念贯穿行旅考察与笔墨书写的全过程，使蜀道书写成为清代士大夫经世情怀的具象表达。

　　在地理与物产书写中，他始终着眼于现实功用。例如，他指出剑门关“益州此绝塞”(《龙门阁》)的定位，并分析其作为秦蜀屏障的军事战略价值;在描写蜀道沿线“橘柚郁成林，稻田亦芃芃”(《七盘岭》)物产风貌的同时，展现了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这些书写既体现了其对地域治理的关注，也可为国家的民生决策提供参考。

　　对民生疾苦的关切是王士祯经世理念的直接体现。蜀道险峻、行旅艰难，百姓生计更是牵动其心。《富村驿雨》中“一夜渳江水，愁人泪点斑”两句，将个人旅愁与巴蜀地区的水患之苦紧密相连，以含蓄的笔触传递出对民生的深切忧虑。他在日记中写道，“藩臬诸公饯于忠武侯祠”，记录了地方官员的治理实践，将礼制活动与地方治理结合，展现了儒家“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这种将经世理念融入书写实践的方式，使蜀道文化建构兼具精神高度与现实温度。

人伦秩序的生活化融入

　　儒家强调的“孝悌、诚信、勤俭”等人伦秩序，并非高悬的道德准则，而是融入民间生活的行为规范。王士祯在蜀道书写中，注重挖掘民间生活中的人伦价值，将儒家核心人伦与地域民俗、民间故事结合，实现了人伦秩序在蜀道文化建构中的生活化融入。

　　他在记录蜀道沿线的民俗时，尤其关注蕴含孝悌理念的民间实践。他在九月初六日的日记中引用《琴清英》中的文字，记载了“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的故事;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描述西山甘泉寺的“崖下有孝妇泉”。蜀道沿线地区流传的孝道故事、以“孝妇”命名的泉水记载，均展现了当地对儒家孝悌理念的实践。同时，他通过记录行旅中的人际交往，彰显了蜀地民众友善的人伦价值。例如，他在十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林生来谒，读其尊人位旃君集，所作《三忠传》，始末甚详。”随后指出，所谓“三忠”者，指陈士奇、王行俭、王锡三人。王士祯有诗《题三忠传》一首，抒发了其对忠臣的敬佩与缅怀之情。他的诗、文均以鲜活的生活场景，展现了蜀地民风中蕴含的“与人为善”“忠义孝悌”等儒家人伦理念。这种生活化的书写，让蜀道的文化建构扎根于民间土壤，使儒家伦理成为地域文化的内在基因。

文化建构的精神维度：士人精神的诗性彰显

　　王士祯的蜀道书写，既是对蜀道地域文化的建构，也是对清代士人精神的诗性彰显。作为“神韵说”的倡导者与清代文坛领袖，他将个人的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与价值困惑融入对蜀道的书写，通过与历史先贤的精神对话、对艰难困境的超越、对诗性与知性的融合，实现了士人精神的自我建构，为蜀道文化建构注入了精神灵魂。

与先贤豪杰的精神对话

　　蜀道沿线的历史先贤是士人精神的重要标杆。王士祯在蜀道行程中，以凭吊遗迹、创作诗歌为媒介，与诸葛亮、屈原等先贤豪杰展开跨时空的精神对话，实现了士人精神的传承与认同，进而将先贤精神融入蜀道文化建构。

　　白帝城昭烈武侯庙是其精神对话的核心场域。他在《白帝城谒昭烈武侯庙》中，以“当日君臣真洒落，至今祠庙有辉光”的诗句，高度赞扬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同心同德、生死相托”的君臣关系。这种“洒落”的品格，正是王士祯所推崇的坚守理想与坦荡无私的士人精神。诗中“江流薄暮闻笳鼓，回首中原泣数行”之句，将对先贤的敬仰与自身的家国情怀结合，使个人的精神追求与先贤的精神遗产形成共鸣。

　　王士祯对屈原的凭吊，则聚焦士人“独立不迁”的人格精神。他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五更，山行之屈沱，谒三闾大夫庙。庙负山面江，有元至正甲申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碑。”他以“五更，山行”开启此次拜谒，不仅点明时间，更以“山行”这一身体行为，将自身置于追寻先贤的精神仪式中。“负山面江”的庙宇格局描述是对屈原精神“独立不迁”象征意蕴的空间解读，其中暗含景仰之情。他还在《题三闾大夫庙四首》中，以“美人惜珍髢，众女妒蛾眉”的诗句，抒发对屈原忠贞品格的敬仰，表达了自身作为士人“坚守气节、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追求。王士祯通过吸收先贤的精神养分，实现了自身士人品格的塑造，并将先贤的士人精神熔铸于蜀道文化的建构过程，使蜀道成为士人精神的传承廊道。

对艰难困境的精神超越

　　蜀道的“险”不仅是地理上的艰难，更是对士人精神的试炼。王士祯在书写蜀道险峻的过程中，并未渲染恐惧与退缩，而是以诗性的笔触展现了士人面对困境时的坚韧意志与精神超越。这种超越精神，成为蜀道文化建构的重要精神内涵。他在《蜀道驿程记》中，如实记录了“伛偻，循墙而走”的攀行之难，以及“恶石如蛮象狞龙伏水中，时时啮人”的险境;在《蜀道集》中，以“路绝无钩梯，直上若悬溜”描写凤岭之陡，以“斗壁何狰狞，十万磨大剑”描写五丁峡之险。这些书写不只是为了凸显困境，更是为了铺垫精神超越的底色。在《煎茶坪》一诗中，他以“大壑沉云雾，冥冥万仞梯”的诗句勾勒出极致的险峻，而“当年谁设险，不用一丸泥”的反问则将地理困境转化为对历史与人生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物理层面的艰难，达成精神层面的从容。《登白帝城》中的“飞楼直上闻哀角，落日涛头气不平”两句，既是对自然伟力的慨叹，也是士人“虽处逆境，仍怀壮志”的浩然之气的彰显。这种对艰难困境的精神超越，彰显了清代士人的坚韧品格，也为蜀道的文化建构注入了“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

诗性与知性的辩证融合

　　王士祯兼具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其蜀道书写实现了诗性表达与知性思考的辩证融合，这种融合让蜀道的文化建构兼具审美感染力与学术深度。其日记中的考据书写，融入了诗性感悟。例如，他对景差祠的考辨，既以文献为据辨析真伪，又以“阙疑可焉”的审慎态度，保留了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出知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这种诗性与知性的辩证融合，既让王士祯的蜀道书写避免了空泛抒情的浮浅与纯粹考据的枯燥，形成了“以考据为骨、以诗性为魂”的独特风格，也让蜀道的文化建构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审美感染力。

　　作为“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祯的诗歌创作追求“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境界。《登白帝城》中的“千江一线虎须口，万里孤帆鱼复城”两句，以雄浑意象勾勒出白帝城的险峻，无一字直接抒情，却将诗人对蜀道的敬畏、对历史的感慨寄寓于景物描写中，尽显“神韵”之美。作为受朴学影响的学者，他将知性思考融入诗性表达。《骊山怀古八首》(其一)中的“鹦鹉何年问上皇，野棠风折缭垣长”两句，以意象营造苍凉的审美意境;而“亲试华清第二汤”的细节则基于文献考据，暗含对唐玄宗的历史反讽，使诗歌兼具审美价值与历史深度。

王士祯蜀道书写文化建构的当代价值

　　王士祯蜀道书写的文化建构实践，不仅丰富了蜀道的文化内涵，还塑造了蜀道“历史文脉之廊”“儒家伦理之场”“士人精神之径”的多元文化形象，更为当代文化产业视域下，传统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地域文化IP打造提供了重要启示，其当代价值集中体现于方法论、实践路径与精神内核三个层面。

地域文化传承的方法论借鉴

　　王士祯“实地勘验与文献互证”的考据方法、“理性梳理与精神传承”的民间文化处理策略，为当代地域文化传承提供了科学范式。在蜀道文化传承与保护中，可借鉴这一方法构建“文献梳理—实地调研—价值提炼”的完整体系。一方面，系统梳理与蜀道相关的文学文本、历史文献与碑刻资料，建立蜀道文化史料数据库，实现历史文脉的数字化留存;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实地调研，全面普查蜀道沿线的祠庙、古关及民俗风物，并结合考古发掘还原蜀道文化的物质载体。此外，还可借鉴王士祯“留存精神”的策略，提炼“五丁开山”等民间传说的价值，将其蕴含的奋斗精神、团结精神融入当代文化传承实践，并在区域治理中引导民众积极践行这些精神，实现蜀道文化的活态传承。

传统文学资源转化的实践路径

　　王士祯“诗文互证”的书写模式与“价值赋能”的建构策略，与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可为传统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其一，开发研学教育产品。以《蜀道驿程记》的考据内容为核心，设计“蜀道历史文脉研学路线”，开设“碑刻解读”“遗迹考据”“诗文吟诵”等研学课程，将传统文学资源转化为素质教育资源，满足研学旅行的市场需求。其二，开发数字文化产品。借鉴王士祯“诗文互证”的书写模式，将《蜀道集》中的诗歌与《蜀道驿程记》中的纪实内容结合，打造短视频、动漫、有声书等数字产品。例如，推出“王士祯蜀道诗话”系列短视频，以“诗文解读+遗迹实景+历史演绎”形式，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上进行展示，让传统文学资源在年轻受众中广泛传播。其三，打造蜀道文化IP。以王士祯书写中的忠节精神、奋斗精神为核心，结合蜀道的自然风貌与历史典故，开发文创产品、主题民宿、沉浸式演艺等。例如，设计以蜀道诗文为元素的文具与饰品，打造“蜀道诗话”主题民宿，策划沉浸式演艺活动，推动传统文学资源转化为文化消费产品。

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滋养

　　王士祯蜀道书写中熔铸的儒家伦理与士人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在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可将蜀道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活动。一方面，挖掘蜀道文化中的爱国精神、奋斗精神，并将其融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例如，在中小学开展“蜀道诗文诵读”活动，在高校开设“蜀道文化与士人精神”选修课，培育中小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坚韧品格。另一方面，以蜀道为载体，打造精神文明建设阵地。在蜀道沿线的景区、社区，设置诗文碑刻、文化长廊，举办“蜀道文化节”“诗文吟诵会”等活动，让民众在感受蜀道魅力的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力量，实现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双向赋能。

　　王士祯以《蜀道驿程记》与《蜀道集》为核心，凭借“诗文互证”的书写实践，完成了蜀道的三重文化建构：历史层面，以考据精神赓续文脉，构建了“地理—历史—文献”的完整体系;伦理层面，熔铸了儒家忠节、经世、孝悌等核心伦理，使蜀道成为伦理观念的具象载体;精神层面，以诗性表达彰显士人精神，注入了先贤传承、困境超越与文质统一的特质。这三重建构有机结合，让蜀道从交通廊道升华为兼具历史厚度、伦理深度与精神高度的文化符号。从文化产业视角来看，这一建构实践为传统文学资源转化与地域文化传承提供了重要借鉴。其“考据为基、价值为核、诗性为魂”的逻辑，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当代传播力。在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背景下，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借鉴其建构智慧，推动蜀道文化与当代产业深度融合，既有助于激活传统资源的当代活力，又有助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精神滋养，助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本文系蜀道研究院资助项目“蜀道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策略研究”(课题编号：SDYJC2402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