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小学德育面临着文化传承与人格塑造的双重挑战。现以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为框架，挖掘汉字形、音、义中蕴含的德育资源，针对小学生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特点，构建“文化、认知、实践”融合的应用路径。借助课程设计、活动开展、环境营造及家校社协同等方式，引导学生在汉字文化体验与道德思辨中提升判断力，实现文化认同与道德发展的有机统一，为小学德育实践提供了一种文化根基深厚、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实施思路。

　　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各国文化交锋日益激烈。在此形势下，如何坚守本国文化根脉，培育具有民族认同和健全人格的下一代，成为基础教育面临的关键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在“五育”体系中，德育作为五育之本，贯穿其他各育，是五育灵魂之所在[2]。在“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中，德育居于首要地位，其价值理念渗透并引领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的开展，在人才全面培养过程中发挥着方向引领作用，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因此，基础教育中的德育工作也需解决上述关键难题。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传承和使用至今的自源古典文字体系，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其本身的创造、阐释和演变过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史和思想观念史。字形的构造、字义的阐释、字音和字体的演变，都深刻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伦理思想与文化心理。这使得汉字超越了简单的符号功能，成为一种独特的德育资源。

汉字文化

　　“汉字凭借其独特的形式，记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汉字是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基因密码。”[3]以汉字为媒介开展文化溯源与研究，是学术界长期采用的重要方法，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便是这一方法的早期典范。何九盈等曾评价《说文解字》如同一座汉字文化宝库，以字义为起点，可以延伸至万事万物[4]。纵观学术发展历程，汉字文化研究大体可归纳为如下路径：一是微观视角，聚焦汉字本体，重点解析其构形、语音与字义中承载的文化内涵;二是宏观视角，将汉字文化置于整体历史文化背景下，探讨其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围绕微观层面展开研究。

　　汉字，尤其是古文字阶段的汉字，其构形蕴含着造字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思考。汉字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本身。何九盈等指出，汉字文化学首要的研究任务便是“研究汉字本身的人文底蕴”[5]。这意味着，探究汉字文化，首先需将汉字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形体结构中蕴含的文化信息，聚焦单个汉字或特定汉字群体本身，深入解析其形、义、音所携带的文化密码。

汉字之“形”

　　汉字的构形是文化信息最直观的载体。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的形体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文化史。这种演变并非单纯追求书写简便，每个阶段的转变往往对应着深刻的历史变迁。汉字独特的构形系统，即许慎《说文解字》中系统阐释的“六书”理论，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蕴含着古人对自然万物、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的深度认知与思考。古人在创造汉字时，秉持着一种深邃而有序的思维。他们仰观天地、近取诸身，从纷繁的物象中提炼最核心的特征，再通过意象的组合，传递丰富而深刻的意义。由此，汉字逐渐形成一个宏大而彼此关联的意义世界，反映出古人对宇宙和人世的理解。

汉字之“义”

　　汉字的本义、引申义及其演变过程并非孤立的文字现象，而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密切相关，是记录民族文化基因的“活化石”。国学大师陈寅恪给沈兼士回信评论沈氏《“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时说“凡解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对汉字进行溯源和阐释，不仅能厘清字义发展的脉络，更能触摸古代社会的思想内核，是理解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径。

　　以“礼”(繁体：禮)字为例，其字义的演变深刻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和礼仪制度。

　　“礼”在甲骨文中作“豊”，上面部分是两个“玉”字，下面部分是“壴”字。“壴”是“鼓”的象形初文。在古代祭祀仪式中，除了进献珍贵祭品，奏乐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先民的观念里，世间物品以玉最为贵重，乐器中则以鼓最为重要。因此，击鼓奏响乐章、捧玉敬奉神灵，便被视作最为崇高和神圣的仪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禮”的解释是：“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正说明其本义是祭祀祈福的仪式。

　　发展至战国文字阶段，“豊”字的下部构件演变为“豆”字，上部的“山”形和“珏”形发生融合，演变为新的字形。由于“豊”字的字义无法通过字形直观体现，且其字形与“豐”(“丰”的繁体字)十分接近，因此后人在“豊”字的基础上添加了“示”字旁，形成了繁体的“禮”字。在古汉字体系中，凡带有“示”字旁的字，大多与天地、鬼神、祖宗等祭祀类内容有关。由此可见，“示”字旁与“豊”字结合后，更能凸显该字与祭祀活动的紧密关联。到了现代，“禮”被简化为“礼”。

　　在原始社会末期，祭祀是部落最重要的集体活动，“礼”的本义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等紧密相关。进入商周时期，“礼”的含义逐渐引申为“维系社会等级的行为规范”，如《礼记·曲礼上》中“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明确了“礼”在区分贵族与平民、君臣与父子等级关系中的作用。西周时期形成的“礼乐制度”，将“礼”细化为祭祀、朝聘、宴饮、丧葬等诸多场景的行为准则，对应的“礼”字也衍生出“礼仪”“礼节”“礼貌”等引申义。这一演变过程恰恰记录了古代社会从原始宗教祭祀到成熟等级制度的发展轨迹，“礼”字也因此成为研究商周社会制度与伦理观念的重要文字佐证。汉字的本义是对特定社会生活场景的直观记录，其引申义的演变则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伦理观念的变化、风俗习惯的传承同步推进。对字义进行溯源与阐释，本质上是通过文字这一载体，回溯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读懂汉字背后的社会与文化。

汉字之“音”

　　汉字的音韵系统以声、韵、调为核心要素，其演变从上古时期一直延续至现代。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不仅深刻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哲学观念、社会制度、文学艺术和民俗心理，也深度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民俗文化层面，谐音民俗、姓名的音韵艺术，都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和寄托希望的重要方式。汉字同音字丰富的特点孕育出许多生动的谐音民俗。例如，“鱼”因与“余”同音，常出现在年画“年年有余”的图案中，成为富足美满的象征。

　　汉字文化蕴含丰富的德育资源，从汉字的形、义、音中可以挖掘出诸多德育元素，如构形反映古人智慧、字义演变记录伦理发展、音韵习俗寄托美好情感。基于这些文化内涵，可以归纳出许多适用于小学生德育的主题，涵盖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规范及家国情怀等方面，通过生动讲解汉字故事，引导学生在文化溯源中内化道德观念，实现知行合一的育人目标。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及其在小学德育中的适用性

　　将汉字文化中蕴含的德育资源有效融入德育实践，需要遵循儿童道德心理发展的规律。劳伦斯·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为小学德育工作提供了扎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三水平六阶段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个体的道德发展并非简单的道德知识积累，其道德判断能力也并非与生俱来或简单习得，而是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按照从低到高的逻辑顺序，依次通过“前习俗”“习俗”“后习俗”三个水平六个阶段逐步构建起来的，这种演进具有固定的顺序性与普遍性。

　　第一，前习俗水平(约0—9岁)呈现出个体取向的道德观，此时个体的道德判断主要基于行为后果与自身利害关系。该水平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服从与惩罚定向”，这一阶段的儿童常常为了避免惩罚而服从权威，以是否受到惩罚来判断自身行为的对错;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利己主义定向”，这一阶段的儿童更加看重自我的需求和利益，认为遵守规则是满足个人需要的一种手段，带有功利色彩。第二，习俗水平(约9—15岁)秉持集体和社会取向的道德观，此时个体的道德认知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转向以社会为中心。该水平包含两个阶段：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好孩子定向”，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期待父母、老师等人的认可，并努力作出善意的、使他人愉悦的行为来符合社会外界的期待;第四阶段的特点是“维护权威与秩序定向”，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意识到遵守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开始内化社会规则，并积极主动地履行义务、维护社会秩序。在此发展阶段，惩罚的影响逐步降低，奖励能够发挥与之相当的行为塑造与矫正效果。第三，后习俗水平(约15岁以后)体现社会契约和普遍原则的道德观，此时个体的道德判断超越具体规范，建立在自我选择的伦理原则之上。该水平包含两个阶段：第五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契约定向”，这一阶段的个体认为规则可通过协商调整来保障多数人的权利;第六阶段的特点是“普遍伦理原则定向”，这一阶段的个体以正义、平等等抽象原则作为行为依据，在开展道德判断时，通常以自身良知与社会公认准则作为依据。科尔伯格指出，教育的关键在于创设条件，推动个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对小学德育工作的适用性解释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对小学德育工作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小学阶段(6—12岁)的学生主要处于从前习俗水平向习俗水平过渡的关键时期，即从阶段二向阶段四逐步过渡。低年级学生容易受到外部奖惩和自身利害关系的影响，而中高年级学生开始重视他人的认可、社会期望及规则本身的价值。因此，德育工作应遵循这一发展规律，针对低年级学生，需通过明确的规则和适度的奖惩帮助他们建立基本的是非观念，避免进行脱离学生实际的空洞说教;随着年级升高，德育的重点应转向创设合作的集体生活，引导学生承担社会角色，并通过欣赏性评价促进其对社会规范的内化。德育并非简单地灌输知识和规则，而是根据学生现有的水平，设计贴近学生认知水平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或实践活动，以激发其道德思维的冲突，促进其道德认知的自主建构。

基于汉字文化与道德发展理论的德育实施路径构建

　　结合汉字文化中的德育资源以及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可以构建“文化—认知—实践”三位一体的小学德育实施路径。

　　在课程教学方面，要充分发挥语文和道德与法治这两门国家课程的主渠道作用。语文课作为感知汉字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窗口，从低年级对“母”“孝”等字的图画式理解，到中高年级对“信”“仁”等字构字智慧的探讨，都能自然传递文化价值;道德与法治课则可直接以某个汉字为核心来组织教学，如围绕“信”字探讨诚实守信的内涵，并引入贴近学生生活的两难情境进行课堂讨论，鼓励学生陈述理由、倾听他人观点，在思维碰撞中提升道德判断力。此外，学校可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或班级特色项目，围绕一个汉字进行长期、深入的探究与创作，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设计“一班一品”汉字文化班本课程，各班选取一个汉字(如“和”“勤”“毅”)作为班级文化核心，围绕其文化内涵开展持续一学期的探究、创作与实践活动。

　　在活动设计上，应根据学生不同学段的特点有所侧重。对于低年级学生，活动应当直观且富有情感，如在重要节日(父亲节、母亲节)书写蕴含亲情的汉字，或通过角色扮演演绎简单的汉字美德故事。对于中高年级学生，则可增强活动的思辨性与社会性，如组织对“法”“正”等字的小课题研究，探讨规则的本源，或定期举办道德讨论会，就校园与社会中的真实困境进行分析辩论;同时，开展与汉字精神相关的社会实践，如社区服务、文化寻访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责任与担当。

　　校园环境的营造也至关重要。科尔伯格指出，学校的道德氛围是潜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走廊、教室等空间可以设置汉字故事墙，定期举办师生优秀汉字作品展，打造可触摸、可互动的汉字文化景观。在宣传栏开设“每日一字”专栏，结合校园生活阐释其德行内涵。更关键的是，将汉字文化精神融入学校制度，如校训、班规的阐释可以紧扣“和”“勤”等字的内涵，在评价表彰中体现对“礼”“信”等品质的倡导，使环境成为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

　　德育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学校应主动将汉字文化环境延伸至家庭与社会，如鼓励家庭开展“亲子共读汉字故事”“订立家庭美德约定”等活动，让汉字文化传承融入日常生活。同时，积极利用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资源，组织学生参与汉字文化研学、书法体验等活动，拓宽德育的实践场域。

　　将汉字文化融入德育，本质上是让厚重的历史智慧与鲜活的儿童成长相遇。这要求教育者成为文化的诠释者与学生发展的推动者，通过课程、活动、环境等多维途径，使古老的汉字在儿童心中生动起来，让道德学习在文化体验与思辨实践中真正落地。这种尊重规律、扎根文化、强调践行的方式，对改善德育中可能存在的空洞说教，培养有文化底蕴、思考能力、健全人格的下一代具有重要价值。

　　2025年河北省邢台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先秦两汉优秀语言文化融入邢台市小学德育工作的创新模式研究”(XTSKGH2025024)。

　　参考文献：

　　[1]新华网.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2018-09-10)[2026-02-11].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2]刘珊,柳明含.“五育融合”：内涵阐释、价值内核与实践路径[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44(05):1-14.

　　[3]唐汉.汉字密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5]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王亚茹 王亚玲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