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存较为完整、文化序列较为清晰的古城遗址。现系统梳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筑城营造的演变历程，结合遗址构成与特点分析，从特征要素凝练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价值内涵。研究表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作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其完整保留了汤家岗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的文化序列，为研究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演进提供了关键年代标尺;二是其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反映了早期城市规划理念;三是城墙下叠压的汤家岗文化古稻田及灌溉系统，实证了稻作农业与城市起源的共生关系。研究成果为长江流域史前文明起源研究与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时代背景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于2025年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大遗址保护规划和用地保障的通知》，公布了重要大遗址的官方名录(第一期)，其中湖南省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位列入选的36个大遗址之一。作为湖南省五大文化名片中最具号召力的文化标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应聚焦农耕文明传承，深入挖掘“中国最早的城市”的历史价值，讲好农耕文化故事，将自身打造成具有“大湖之南”地域特色的农耕文明品牌。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营建背景

　　考古实证表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防御体系的构建时间最早可上溯至距今6500—7000年。该聚落经历的文化谱系包括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4000年)废弃(如图1所示)。考古发掘显示，该遗址形态略呈圆形，整体地势西高东低，总占地面积约15.2万平方米，其中城内面积8.8万平方米。该遗址城墙上有四个不同时期的大规模筑城痕迹，层位关系清晰，城墙外围有宽30—50米的护城河，城墙下覆盖有属于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址;城内要素配置丰富，分布有制陶作坊、民居、房屋建筑、墓葬群和祭祀遗址(如图2所示)。

第一次筑城前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地处澧水与涔水交汇的腹地，占据了澧阳平原末端徐家岗岗地的东南边缘。遗址东南侧有澹水支流流经，地理环境适宜人类生存及稻作农业发展。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下，考古发现三条田埂形成的两块长条形稻田，这两块丘田均是选取较低凹槽稍加修整而成，并保留有田埂部位。此外，还发现了水沟与蓄水坑等与水稻田配套的排灌系统，均位于稻田以西的原生土层并高于稻田的地方，说明当时已有利用重力灌溉的原始水利系统。

第一次筑城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该遗址选址于澧阳平原西部地势较高区域，但整体地势较低，加之新石器时期该区域水网密布，极易遭受洪水侵袭，据此推测当时筑墙开壕的主要目的是为防御水患。该遗址整体地势呈西高东低，城壕开挖位置位于原有壕沟外侧7至8米处，城墙则是利用挖壕所得土壤在内侧堆筑而成。城内面积约5万平方米，城外壕沟深3至4米，与城墙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备的双重防御体系，呈现出早期城址的基本形态。同时，澧阳平原早期已有“墙垣—环壕”结合的建设传统，如彭头山文化的八十垱遗址、安乡汤家岗遗址均发现有同类墙壕系统。因此，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城墙与壕沟体系，既是大溪文化阶段的代表性成果，也反映了当地延续的筑墙环壕传统。

　　这一时期，为应对水患，人们在东部低处开挖壕沟，并向东削成斜坡筑城。东门通向城内的道路两侧均修有沟渠，方便排水。同时，出于灌溉排水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多数遗迹集中分布于城址东部。居住区内的多数房址紧靠城墙内坡以群落形式分布，小型房屋环绕中心大屋有序排列。部分生活废弃物直接倾倒至城外壕沟，因此一期城壕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动物骨骼、植物果实种核及外壳等遗存。在居住区的西部，设有烧制陶器的窑场和手工业作坊，表明当时已脱离家庭制陶模式，实现了专门化生产。紧邻汤家岗文化水稻田遗址的区域建有公共墓地，方向大都朝东，且各片区内又分排分组。以上迹象均表明，城内功能区划分明确，呈现出较为系统的统一规划格局。

第二次筑城

　　第二次筑城的年代恰逢长江中游地区的洪水期。当时，城头山聚落人口较为密集，面临更为严重的水患威胁。故二期城壕明显外扩，城墙建于紧邻第一次筑城壕沟的外坡上，顶宽约5米，底宽约8.9米，高度达1.65米，系黄色黏土垒筑而成。城墙外侧修建了一道宽约12米、底宽10米左右的壕沟，进一步增强了排水功能。二期城壕虽保留了聚落防御属性，但其修建的主要目的更侧重于生产生活，如排涝、沥湿、水运等。此时，整体格局仍延续一期布局，活动区主要集中在城东区域，而在城东北部填平原有城墙和壕沟后，新建起大量居住建筑，形成规模可观的建筑遗迹群。同时，原本集中于东部和南部的居住区域逐步扩展至聚落中心和东北部。大溪文化四期，在北边略高的坡地上新修建了墓地，取代了大溪一至三期的墓地遗存。该墓地经过周密设计，更具规划性，出现多座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遗存。总体而言，此阶段城内功能分区发生了较大变化：墓葬区北迁，东部为密集的居民生活区，而稻作则逐步转移至城外。

第三、四次筑城

　　大溪文化时期起，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便确立了其在区域聚落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第三期城壕的修建，整体形状较为规整，基本呈圆形，仅将壕沟填平，城墙垒筑在壕沟上，壕沟在之前的壕沟淤积以外开挖。此后，三期城墙的外坡又在屈家岭文化中期加高加宽，形成了第四期城墙。第四期筑城的工程最为浩大，主要特点是向城内侧大幅度拓宽，采用夹层式夯筑工艺，即一层厚重土块间夹一层河卵石反复夯实而成。历经四次筑造，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城：城墙高度超过5米，底部宽度约为30米，顶部面宽约13米，环城总长逾千米，整体面积超8万平方米，并开东、南、北三门，城墙外环绕着一条宽35—50米的护城河。其高耸的城垣及宽阔的人工护城河与早期墙壕系统相比，除了防洪功能，还具备防御功能。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整体地势西高东低、中部隆起，城墙在北、东、南三个方位各留出宽阔的豁口，雨季时澹水从东南角流入，并通过豁口顺势排入外围护城河。与此同时，这些豁口也是进出城墙的门道，在东门豁口处发现红烧土与卵石交替铺设而成的致密硬化层，推断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水岸码头。此外，北部豁口外也发现了与护城河连通的陆上通道。

　　这一时期的遗址居住区多位于城中部及城西南地区，与早期遗址相比，房屋面积逐渐缩减且长度变短，家庭结构由大家庭逐渐演变为小家庭形态，社会内部开始出现贫富差距。除了广泛分布的小型居址，还发现了大型夯筑高台式中心建筑，其周边环绕有多座小型排房，并建有东西向的红烧土路，以及由红烧土颗粒铺成的广场，均位于城市中心，应为当时统一规划修筑的公共活动空间。此外，考古还发现数百座屈家岭文化墓葬遗存，主要集中在城中偏北的区域，小型土坑墓中的丧葬器物一般只有几件至十余件，而部分特大型墓丧葬器物则超过百余件，表明当时社会等级分化较为明显。靠近城中主干道的制陶区，集中了全城的陶窑，其中均设有结构清晰的火膛、窑室、烟道。在陶窑周围，发现了若干灰坑和灰沟，其中部分灰坑可能是陶窑的配套设施，作取土、和泥及贮水之用。这些设施与陶窑共同构成了较为系统的手工作坊区，反映出当时城头山聚落已出现专业从事烧制陶器的技术人员和行业，陶器烧制技术也较为成熟，且已具备较为精细的劳动分工。

　　整体而言，第三、四期城壕营建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形状和布局趋于规整，形成了四面闭合的城垣体系。同时，各门户功能趋于专业化：东门为水岸码头，南门陆路枢纽周边逐渐发展为活跃的水陆贸易集散地;北门作为取水通道深入城内，兼具取水与物资集散功能。从城内空间的动态演化看，墓葬区逐步向北收缩，居住区则表现出明显的西移特征。至此，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已构建起集防御、排涝、交通及生产于一体的功能复合型“城墙—护城河”系统(如图3所示)。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价值梳理

中国最早的城市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其西南城墙剖面真实还原了城墙的建造过程和最早年代，凸显了其在史前城址序列中的独特价值。遗址区内保存了早期稻作农田、民居、祭祀、制陶和墓葬等聚落遗迹文物，还原了远古先民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史前生活图景，是史前文明演进最客观、最具叙事力的物证呈现。

　　其中，在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中出现了夯土高台建筑并紧邻稻田分布，猜测是先民在进行仪典活动的同时，寄托了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的祈求。在制陶区内，陶窑与相关配套设施共同构成了较完整的作坊系统，说明当时分工已趋于专门化。墓葬区以家族血缘社群单元为基础的分区模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统一布局，表明了家族关系被城头山聚落代表的地缘关系取代。此外，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墓葬中丧葬器物多寡悬殊现象的出现，揭示了财富、地位的分化趋势，反映出社会等级制度的差别。

　　遗址中西部屈家岭文化建筑群的整体布局，系统保存了由房址、道路、院落及广场空间构成的聚落形态。这一空间结构是了解当时聚落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依据。这些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是观察社会等级萌芽与早期国家形态演变的窗口，更是探讨长江中游聚落形态的演进规律、聚落扩张模式及流域文明内生性动力的核心实证。

科学的城市规划布局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的城市布局展现了史前长江流域古城址规划理念的雏形。对该聚落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精准勾勒出我国稻作文明的起源与扩散脉络，更能真实还原史前营建工艺的演进过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城内布局结构来看，祭祀区中心居于城市中央，便于统筹与组织;墓葬区位于城市北部边缘;居住区则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城市东部和南部两个片区，且沿主干道路分布，便于居民通行及日常交流;制陶区靠近城市主干道，不仅方便原料运输，也促进了产品交换与流通。这些相关遗址构成一套完整且复杂的聚落生活居住体系，反映了当时已具备“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观念。

稻田中“长出来”的文明

　　远古稻田构成了支撑城头山古城文明的基础，其领先世界的古稻田遗址不仅是农耕文化发展的物质实证，更彰显了长江中游史前稻作城市文明的曙光。同时，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东部的水稻田与城墙，生动诠释了农业与城市建设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东城墙的地层解剖可见，城墙直接叠压于汤家岗文化时期的稻田及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上，进一步证实了城头山聚落是在当地农业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因地制宜构建的城壕体系，在满足军事防御与防洪职能的同时，更有力支撑了人类最早稻作农业灌溉系统的调节。先民利用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差，将稻作农业灌溉系统与城墙防御巧妙结合，西北侧设堰塘蓄水，并自堰塘引出南北两条壕沟，顺势向东流至东门处形成堰坝，流入低位的平地。稻田主要分布于城市东部，依赖天然水系得以灌溉。在北门区域，还发现疑似“瓮城”的军事设施，以及壕沟内出土的船桨、木板等物件，这表明城墙壕沟体系已具备防御、供水及航运的复合功能。环形城墙、壕沟形成“墙—壕”一体化的双重结构，在维系城头山聚落安全的同时，更演化为支撑早期农耕文明的自然排灌体系。作为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圆形的平面格局与严密的防御逻辑，为后续历代城池的规制确立了技术模数与营建范本，成为城市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演进环节。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校级课题“基于语义编码分析技术的常德市遗址公园文化地图应用研究”(2024HYQN71);湖南应用技术学院校级课题“城市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研究”(2024QNKY02)。

　　作者：赵星雅 张杨思慧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