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亚宾

汉代带钩既是服饰配饰，也是身份象征物，兼具束带实用功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审美观念。现以汉代带钩的考古发现为依托，结合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从材质、工艺、形制、纹饰四个方面分析带钩反映出的汉代等级差异，探究其中蕴含的审美风尚，阐述带钩作为物质文化遗存如何承载汉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内涵，为研究汉代社会结构、服饰文化、审美体系提供新的视角。

带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过商周的发展，在汉代达到鼎盛。汉代带钩是古人在束系革带时不可缺少的物品，它不仅是实用器具，也是身份的标志、礼仪的体现和审美价值的载体。《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载“满堂之座，视钩各异”，形象地说明了汉代带钩的社会地位，它既是服饰的装饰，又是使用者身份、财富和审美趣味的标志。近年来，重庆、贵州、徐州等地的汉代墓葬出土了大批带钩，为研究汉代带钩与等级制度、审美风尚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本文依据考古发掘及学界研究成果，对汉代带钩的等级属性以及审美意义进行系统整理和阐释，以探究汉代社会文化的底蕴。

汉代带钩与等级制度的关联

材质差异：等级划分的核心标识

汉代带钩的材质选用严格遵循社会等级秩序，不同阶层使用的带钩材质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是区分尊卑贵贱的重要标志。上层贵族和皇室成员多使用珍稀材质制作带钩，以此显示自己的尊贵地位。例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带钩和带扣板，部分用金、银等贵金属制作而成，工艺高超、质量上乘，体现出诸侯王的贵重身份。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代金银饰铁带钩以铁为主要材质，镶嵌金银花纹装饰，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这类器物为中高级贵族使用。

中层官吏和地主多使用铜带钩，如重庆地区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带钩，形制规整、纹饰简单，既满足了实用需求，又表现出一定的身份地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铜带钩多为这一阶层的遗物，材质大多为青铜，少数有鎏金装饰，与平民所用有别。

底层平民和奴婢所使用的带钩主要为铁质或陶质，成本低廉，制作简单，只能起束带作用，缺乏装饰性。带钩的材质差异直接反映出汉代不同社会阶层的财富差异。

工艺水平：等级地位的间接体现

汉代带钩的工艺越复杂，使用者的等级就越高，反之则越简单。上层贵族带钩多用鎏金、鎏银、错金、错银、镶嵌等复杂工艺，如楚王陵出土的带扣板就是用黄金镶嵌宝石制作而成，花纹精致、形态优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平民无法负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金银饰铁带钩，在铁制基础上用金银错工艺绘制出各种纹饰，工艺高超，反映出中上层贵族对于器物工艺的追求达到了极高程度。

中层官吏的铜带钩多采用鎏金、铸造等工艺，工艺水平虽不如上层贵族，但比平民带钩更加细致。重庆地区出土的汉代铜带钩中，部分用鎏金工艺装饰表面，既提高了器物的美观程度，也体现出使用者的优越地位。

底层平民的铁带钩、陶带钩，大多用简单的铸造或锻打方式，没有复杂的装饰，工艺粗糙，部分甚至有明显的制作瑕疵，体现出底层人民有限的物质条件和工艺水平。工艺水平差异进一步强化了汉代等级制度，因此成为等级地位的间接体现。

形制规格：等级差异的直观表现

汉代带钩的形制规格（长度、重量、造型的繁简）也严格遵循等级制度，等级越高的带钩，其形制越规整、越厚重、越复杂。皇室和诸侯王使用的带钩大小一般在10厘米以上，形状多样，有的是龙形，有的是虎形，有的是兽形，楚王陵出土的带钩就是典型的龙首衔环形，具有浓厚的王权色彩。

中层官吏带钩长5―10厘米，形状为简练的钩形或条形，极少见兽首式样，形体规整，适应其所处社会阶层的身份要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铜带钩大多为该种形制，尺寸适中、造型简单，在实用的同时具有身份地位标识作用。底层平民的带钩尺寸小，多为5厘米以下，大多为直钩或简单弯钩，没有复杂的造型设计，只起束带作用。带钩形制规格的不同是汉代等级差异的直观体现。

纹饰题材：等级内涵的文化表达

汉代带钩的纹饰题材与使用者的等级地位紧密相关，不同等级的带钩纹饰题材存在较大差别，带有明显的等级内涵及文化寓意。上层贵族的带钩纹饰题材较为丰富，多为象征皇权、富贵、吉祥的图案，有龙凤纹、饕餮纹、云气纹、神人纹等。研究表明，汉代神人抱鱼带钩具有吉祥如意、长生不老之意，推测为上层贵族使用，是贵族阶层精神追求的体现；对神人抱鱼带钩的造型、功能做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该类带钩具有贵族属性和文化内涵。

中层官吏的带钩纹饰大多为简单的几何纹、植物纹、简易兽纹，如卷云纹、弦纹、鱼纹等，纹饰简朴大气，既具有审美意味，也不违反等级制度要求。重庆地区出土的铜带钩大多为该类样式。底层平民的带钩大多无纹饰，没有复杂的题材设计，仅有简单的刻划纹，体现了底层人民朴素的审美追求。带钩纹饰题材不同，既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趣味，也是等级文化内涵的表现，进一步凸显了汉代等级秩序。

出土情境：等级地位的实物佐证

汉代带钩出土的场合（墓葬级别、随葬物品搭配）也印证了它与等级制度之间的联系，不同墓葬等级出土的带钩数量和质量存在明显差别。上层贵族和诸侯王的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出土的带钩数量多、质量好，大多由贵金属制成，工艺也较为精湛，且常与玉器、青铜器等珍贵陪葬品一起出土。例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是诸侯王墓葬，出土带钩、带扣板等器物较多，体现了诸侯王的尊贵地位。

中层官吏墓葬规格中等，随葬品数量适中，出土带钩多为铜质，工艺和形制中等，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具和少量青铜器。例如，重庆地区汉代官吏墓葬中的铜带钩大多与陶罐、铜镜等日常生活用品一起出土，是中层地位的物证。

底层平民的墓葬简陋，随葬品少，出土的带钩大多为铁质或陶质，工艺粗糙，有的甚至没有其他随葬品。吴雅彤、张礼艳的研究表明，在出土情境中带钩的功用具有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本质上是等级制度的表现。

汉代带钩所体现的审美风尚

实用与审美结合：汉代造物思想的体现

汉代带钩的审美风尚主要表现为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高度融合，在“备物致用”传统造物思想的深层影响下，在束带固革的核心实用功能基础上，工匠重视器物外在的审美表现，达成了功能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辩证统一。彭瑶认为，汉代带钩形制、材质的设计和选择均以实用为目的，并且考虑到了审美情趣的表达，不会因过分注重形式的华丽而忽略实用性。带钩的基本形制由钩头、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三个部分各有其用处，结构严密：钩钮用来把带钩固定到革带内侧，以保证束带不松脱；钩头用来钩住革带的另一端，完成束腰束带的主要功能；钩身既保证了整体结构的稳定，也给后续的装饰设计留出空间，形制科学合理、实用性强。

在此基础上，汉代工匠依靠精湛的手工技艺，凭借材质的选择、工艺的使用、造型的设计提高带钩的审美价值，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例如，铜质带钩质地坚硬、容易铸造，是中层群体的主流选择，工匠在带钩表面用鎏金工艺进行处理，既提高了器物的抗腐蚀能力、延长了使用寿命，又使带钩的色泽更加温润华贵，整体更加美观；贵金属材质（金、银）质地优良、色泽灿烂，多为上层贵族所使用，不需要太多装饰就能散发出奢华的气息，从而体现出使用者的尊贵地位。在造型和装饰上，工匠按照实用需求进行创新，龙形、虎形、兽形等造型的带钩不仅保持了束带的基本功能，还借助生动的姿态为带钩增添了灵动意趣，体现出特有的审美趣味。实用性与审美性结合的设计思想在汉代已形成明确的风格特征，也是汉代审美风尚中务实灵动的表现之一。

纹饰审美：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汉代带钩的纹饰审美突破了自然形态与人文内涵的界限，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充分汲取了自然万物的原生形态，将自然之美融入器物装饰，深刻反映了汉代的礼仪文化和价值观念，塑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纹饰审美。

自然类纹饰是汉代带钩纹饰的主要部分，应用范围广、题材内容丰富，可以分为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现象纹三种类型，其中动物纹以龙、虎、鱼、鸟等常见的生灵为原型，造型形神兼备，或写实逼真，或简约概括，如三门峡地区、重庆云阳地区出土的铜带钩中就有大量的龙纹、鱼纹装饰，线条流畅、形态生动；植物纹以卷草、莲花等草木为素材，线条舒展、构图简单，体现出自然草木的生机和雅致；自然现象纹中云气纹最为常见，线条缠绕、舒展自如，表现出自然灵动之美，以云气、日月、星辰为主，云气纹线条曲折繁密，给人以云雾弥漫之感。这些自然类的纹饰大多取材于汉代民众的生活场景，体现出汉代民众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也体现出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

人文类纹饰中融入了很多与汉代礼仪文化、神仙思想以及价值观念有关的内容，包括神人纹、饕餮纹、吉祥文字纹等。神人抱鱼带钩的纹饰把神人和鱼类结合在一起，既表现了自然元素，又体现了汉代人对神仙世界和长生不老的向往；云气纹以云气为纹饰，寓意吉祥如意、驱邪避凶，也体现出汉代吉祥观念。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纹饰审美体现了汉代开放兼容、务实灵动的审美趣味。

造型审美：简约与繁复的共生

汉代带钩的造型审美呈现出简约与繁复共生的特点，不同等级、不同用途的带钩，造型风格差异显著，却共同构成了汉代带钩的审美体系。底层平民的带钩造型简约，多为直钩、弯钩，无复杂装饰，体现了朴素的审美趣味，注重器物的实用性，不追求过多的装饰点缀。

上层贵族的带钩造型繁复，多为龙形、虎形、兽形等复杂造型，钩身装饰精美，纹饰细腻，体现了奢华繁复的审美趣味，以彰显其财富与地位。例如，楚王陵出土的带钩造型为龙首衔环，龙身雕刻细腻，纹饰繁复，气势恢宏，展现了贵族阶层对繁复之美的追求。

中层官吏的带钩造型则介于简约与繁复之间，既无底层平民的简陋，也无上层贵族的奢华，简约中不失雅致，体现了中庸平和的审美趣味。这种简约与繁复的共生，展现了汉代审美风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材质审美：质地与色泽的追求

汉代带钩的材质审美是对不同材质质地、色泽的极致追求，依靠材质的自然属性来传递审美意趣，并与等级制度紧密相连，形成了“材质分级对应审美分层”的独特风尚，体现出汉代人“因材施美、质色共生”的审美观念。汉代工匠从材质本身的天然属性出发，将材质的优劣、色泽的冷暖与使用者的身份、审美需求结合，使材质本身成为审美表达的主要载体。

在汉代带钩的材质审美中，上层贵族以“珍稀华贵、质润色艳”为核心，选用金、银、玉等珍稀材质。金质带钩质地坚韧、色泽金黄璀璨，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光素金钩，以质取胜，彰显奢华大气；银质带钩素雅内敛，常与金搭配，丰富色泽层次；玉质带钩温润细腻，兼具“仁、义、智、勇、洁”的文化内涵，体现质色与德行并重。中层官吏以“实用温润、质美价廉”为特点，主要采用铜质带钩。青铜质地坚硬，呈古朴青绿色泽，经鎏金、鎏银等简单工艺后温润华贵。如重庆出土的中层官吏铜带钩，多在钩头、钩身局部鎏金，既提升审美，又符合等级规范，形成“务实中不失雅致”的过渡风格。底层平民以“实用质朴、简洁内敛”为主，采用铁、陶等廉价材质。铁质带钩表面粗糙但坚硬耐用；陶质带钩轻薄素朴、造型简单，均以满足束带功能为先。尽管审美价值有限，工匠仍注重材质规整，避免明显瑕疵，形成朴素内敛的底层审美形态。

汉代带钩的材质审美，实质上是汉代社会等级秩序和审美观念的集中反映，各阶层对于材质质地、色泽的不同追求，既是物质财富的体现，又是审美趣味的分层。从贵族阶层对于金、玉等贵重材料的喜好，到中层官员对于铜质材料的合理使用，再到底层百姓对于铁、陶材质的实用取向，形成了一套有层次、有内涵的材质审美体系，既体现了汉代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又体现了汉代人“因材施美、务实灵动”的整体审美风尚。

汉代带钩等级制度与审美风尚的关联

汉代带钩的等级制度与审美风尚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汉代带钩的文化内涵。等级制度决定了带钩的材质、工艺、形制与纹饰，而审美风尚则在等级制度的框架内丰富了带钩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二者辩证统一，共同反映了汉代的社会文化与精神风貌。

等级制度决定审美取向

汉代严格的等级制度使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各异，也导致带钩的审美特征有所区别。上层贵族由于拥有尊贵的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崇尚奢华、繁复、高贵的审美取向，因此带钩多选用珍贵的材料、复杂的工艺、繁复的纹饰和宏大的造型来彰显自身的高贵和富足；中层官吏、地主因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无法突破上层贵族的审美标准，所以其追求的是中庸、雅致、实用的审美取向，带钩的材质、工艺、形制以及纹饰均处于上层贵族和下层平民之间；底层平民受物质条件所限，秉持朴素的审美观念，带钩材质低廉、工艺简陋、造型简单，没有多余的装饰，只为满足最基本的功能需求。可见，等级制度的存在使汉代带钩的审美取向有明显的阶层差别。

审美风尚强化等级秩序

汉代带钩的审美风尚，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汉代的等级观念。不同阶层的带钩存在审美差异，人们可以根据带钩的材质、工艺、形制和纹饰区分使用者的高低贵贱，从而加强了“尊卑有别、贵贱有序”的等级思想。上层贵族的带钩用华丽的材质、繁复的工艺、精巧的纹饰体现自身与其他阶层的差异，彰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底层平民的带钩材质朴素、工艺简陋、造型简约，进一步强化了等级秩序。审美风尚同等级制度相互影响，使带钩成为汉代等级秩序的承载者。

时代背景影响二者发展

在汉代，带钩的等级制度和审美风尚均受到社会发展的较大影响。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等级制度得到加强，带钩的等级特征更加明显；汉代经济的繁荣为上层贵族带钩的奢华装饰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促进了工艺水平的提升；汉代神仙思想、儒家文化的盛行影响了带钩的纹饰题材和审美取向，使带钩的审美风尚带有更多的文化内涵。而汉代手工业的繁荣，使带钩的制作技艺不断精进，各种质地、工艺的带钩大量涌现，既符合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实用需要，又拓展了带钩的艺术形式，进而推动等级划分与审美风气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汉代带钩的文化价值与当代启示

文化传承：科学保护与广泛普及并行

依据汉代带钩的文化价值，在文化传承上，要加大对汉代带钩考古研究和保护的力度，使这一古老的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完整保存。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代金银饰铁带钩的保存状况时，需利用科学的检测与分析方法为汉代带钩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作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理念。同时，可以通过创建带钩文物数据库、举行专题展览、组织学术研讨会等途径，加强人们对汉代带钩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此外，可以加大对青少年的文化宣传力度，将带钩文化融入历史教育和艺术教育，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热爱之情。

艺术创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从艺术创新角度而言，应对汉代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元素进行充分挖掘，并与当代设计有机结合，从而达到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汉代神人抱鱼带钩的文化IP构建与文创设计实践浅探》以神人抱鱼带钩为原型构建文化IP，并将其应用于文创设计，为汉代带钩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传播提供了良好范例。当代设计师可以从带钩的造型、纹饰、工艺中提炼关键元素，将其融入服饰、家居用品设计，创造出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审美的产品，并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如三维建模、虚拟展示等，让人们以更直观、更具吸引力的形式认识汉代带钩，达到文化传播和艺术创新的双重目的。

社会文明建设：汲取传统智慧，赋能当代发展

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汉代带钩表现出的秩序意识和礼仪文化，对当代社会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汉代带钩是等级制度的承载者，虽然其体现出的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与当今社会的平等观念相悖，但其中包含的秩序意识、礼仪规范、尊重他人等理念具有重要价值。当代社会应摒弃等级观念，汲取其中的秩序意识和礼仪文化，倡导文明礼貌、尊重差异、和谐共处的社会风尚。汉代带钩所体现出的务实、严谨、追求极致的精神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工匠精神不谋而合，能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注入力量，使人们坚持职业操守，追求卓越品质。

跨域合作：整合资源，提升文化影响力

汉代带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间的合作。不同地区出土的带钩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如重庆地区的铜带钩、徐州地区的贵金属带钩、贵州地区的特色带钩等。这些富有特色的带钩文化是地域文化建设的承载者，能够促进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整合带钩文化资源，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增强与国际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汉代带钩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推广至国际，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进而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汉代带钩集实用功能、身份标识与审美价值于一体，生动折射出汉代的等级制度和审美风潮。带钩的材质、工艺、形制、纹饰等在出土情况上存在明显差异，贵重、精致、巨大、繁复的带钩为贵族所有，而廉价、简单、小巧、朴素的带钩为平民所有，带钩成为汉代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物。从审美风尚来看，汉代带钩将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将自然元素与人文元素相融合，使简约与繁复共生，体现了汉代多元包容的审美情趣。

汉代带钩的等级制度与审美风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等级制度决定带钩的审美取向，审美风尚强化了汉代的等级秩序，汉代的时代背景则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汉代带钩不仅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更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的重要实物材料，其造物思想和审美趣味也为当代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带来诸多启示。未来，应加强对汉代带钩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推动汉代带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这一古老的器物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洛阳周公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