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灿敏

国际传播是源于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和新闻学的新兴研究领域，研究维度较为多元。本研究聚焦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以潮汕非遗英歌舞为切入点，致力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研究选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运用CiteSpace 6.4 R1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对2016―2025年CNKI的国际传播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热点集中在国家形象、中华文化和人工智能等十大聚类，呈现从宏观战略向技术赋能、文化深耕的演进特征。其次，时间趋势表明，研究焦点从早期的国际主义、被动应对转向近年的增强文化自信、主动构建话语体系，AI技术应用从工具性向内容创新与伦理反思深化。最后，以潮汕英歌舞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在梳理非遗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面临文化误读、商业化异化和渠道依赖等现实挑战。

“国际传播”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是西方传播学在回应跨国信息交流实践需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核心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传播学聚焦单一区域传播规律的研究范式，难以整合各国间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跨国信息流动议题。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以跨国信息交流为核心，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成为连接国家间信息互通与互动的关键纽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塑造良好中国形象指明了方向。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在推动传播途径多元化、信息生产智能化、分发精准化的同时，伴生了虚假信息泛滥、算法偏见凸显等新的风险挑战。

在此背景下，学界对国际传播展开了广泛研究，涉及传播学、国际关系学和新闻学等领域，且将其进行交叉研究，对跨国信息的整合研究、传播途径、效率等展开多维度探讨。例如，郭镇之（2026）对AI与国际新闻的研究进行研判，总结了AI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的前期实践，并围绕结构与功能两大维度展开系统探讨；胡正荣、李丁一（2026）基于传播主体维度的生成式AI全面介入传播全流程、研究方法维度的算法伦理与治理挑战直面应对、底层支撑维度的技术系统基础设施化发展趋势三大核心层面，对2026年国际传播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判；刘彤（2024）指出，AI技术变革为媒体发展带来新契机，主流媒体既要发挥AI的内容生产能力与跨语言传播适应性，更应着力开发自主AIGC平台，赋能传播活动，达成高效、精准传播的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国际传播的研究分支较多、分析视角多元化，但在落地层面，仍缺乏可借鉴的具体实践案例。为厘清国际传播的发展关系、发展动向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笔者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并运用CiteSpace 6.4 R1开展文献可视化分析，同时结合潮汕非遗英歌舞的实践案例，探索国际传播领域可复制的实施路径。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选用CiteSpace 6.4 R1软件开展相关分析。CiteSpace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团队开发的一款用于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将文献的关键词、题目、作者等信息进行直观可视化，并有效呈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构、热点演变及前沿趋势。当前，CiteSpace软件支持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视图等多种分析功能，能够有效识别研究领域相关的知识基础、关键节点及演化路径。此工具可高效处理大规模文献数据，揭示研究热点与聚类特征，助力科研人员开展研究领域的动态追踪与研究趋势研判，为学术分析与科研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例如，利用时间线视图功能，能增强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重复性。同时，本研究选用案例研究的分析方法，以潮汕非遗英歌舞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国际传播以及结合AI传播的路径进行细致化分析。

数据来源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检索时以“国际传播”为关键词，时间范围限定为2016―2025年，检索结果最终导出为RefWorks格式。

国际传播的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工具，对选定时间段内的有效文献展开分析。为更好地厘清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趋势与发展脉络，借助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与时间维度演变分析两种方法，得到了图1和图2的可视化结果。

国际传播的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的LLR聚类算法对文献数据进行分析，最终生成图1，此聚类结果涵盖10个不同维度。其中，国际传播（#0）聚类包含国际主义、中国价值和跨文化对话等核心关键词。这一聚类的形成主要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并进行相关部署。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着力构建与之匹配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国家形象（#1）聚类包含媒介融合、新闻生产和影视文化等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如何传播好中国声音，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学术界就如何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塑造真实立体的国家形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中华文化（#2）聚类包含高低语境、公共外交和孔子学院等要素，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由多维度因素共同驱动。随着文化自信的理念逐步深化，孔子学院既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广泛的重要载体，也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媒体融合（#3）聚类涵盖新闻传播、创新发展和主流价值等内容，其形成逻辑清晰可循。国家高度重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在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进程中，催生了创新发展、主流价值引领等研究议题。人工智能（#4）聚类包括区域国别、文化符号和知识生产等内容，这一研究布局基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当前，各国人工智能（AI）的研究与发展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态势也对国际传播格局产生了相应影响。数字化传播与创新表达在释放传播活力的同时，引发了文化同质化、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这就要求技术赋能的文化边界必须限定在合理可控范围。

国际传播的时间趋势分析

借助CiteSpace的时间聚类分析功能，本研究梳理出2016―2025年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趋势，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从聚类热点来看，国际传播（#0）和国家形象（#1）呈现出持续稳定的研究态势，其余8个聚类则表现为间断性的研究特征。

对持续性研究展开分析后发现，在国际传播（#0）聚类中，相关研究的核心脉络已从国际主义视角转向文明标识维度。这可能源于国际传播格局的转变，世界话语格局已从英美主导的传统态势，逐步转变为中国持续强化话语阵地建设、彰显自身独特文化属性的新格局；在国家形象（#1）聚类中，研究重点从影响力探讨转向海南故事的挖掘，可见我国的国家形象正逐步提升，中国故事被更广泛的受众知晓与认同，文化属性和区域IP的传播途径愈发多元，传播内容的特色化程度不断增强。

对于间断性研究，本研究重点分析#2、#3、#4这三个聚类。中华文化（#2）的研究重点从孔子学院转为人机共创与数智传播，体现了中华文化借助新技术创新了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媒体融合（#3）的研究重点从人才培养转变为全球实践与传播格局的探讨，这表明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化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相关研究的内容与主题正日趋广泛且深入；人工智能（#4）的研究脉络呈现阶段性演进特征，从聚焦媒体融合逐步转向文化符号探讨，至2026年，研究主题进一步延伸至传媒发展领域。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传播形式，如何让AI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成为当下相关研究与叙事的核心议题。

潮汕英歌舞分析

潮汕英歌舞起源于明清时期，是国家级非遗，也是潮汕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艺术，其不仅融合了武术、舞蹈、音乐等多种元素，以集体表演的形式展现出独特的力量感与节奏美，还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在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时代浪潮下，英歌舞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攀升、表现尤为突出，然而，由于地域性文化特征显著，其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理解偏差，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因此，本研究选取潮汕英歌舞作为案例，旨在探讨民间文化项目在国际传播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针对潮汕英歌舞的后续传播研究，可引入的理论体系首先是跨文化传播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凸显文化差异因素对传播成效的作用机制。英歌舞作为地域性传统文化符号，在跨文化语境中面临“文化折扣”问题，通过文化适应策略可切实突破传播壁垒、提升传播效能。其次是媒介融合理论，即多种传播渠道的协同作用。英歌舞现场表演的单一渠道难以覆盖国际受众，通过拓展线上数字平台、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国际赛事等多维传播路径，形成传播矩阵。再次是软实力理论，通过文化认同建立情感联结，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最后是数字人文视角，关注数字技术对文化传播的赋能作用，如依托AI技术、虚拟现实等数字手段，打造英歌舞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动其精准化传播，同时警惕技术异化对文化本真性的消解。

针对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存在四大风险，其一是文化误读风险，可通过健全文化阐释体系，或在传播内容中明确标注文化符号的内涵加以规避。其二是商业化异化风险，可通过建立非遗传承人参与机制、制定商业化传播的伦理准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防止文化符号被滥用。其三是传播渠道依赖风险，针对传播内容同质化与受众窄化的问题，可通过构建线上、线下及国际合作联动的立体传播网络，或建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定期监测各渠道传播质量，而非单纯以流量数据作为衡量标准。其四是技术伦理风险，可通过明确技术应用边界、建立技术伦理审查机制予以防范。

发现和结论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16―2025年中国知网（CNKI）中收录的国际传播相关文献，展开关键词聚类与时间趋势分析。研究发现，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呈现从宏观战略向技术赋能、文化深耕方向演进的明显趋势。以潮汕英歌舞为案例，AI技术为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路径，如利用AIGC平台生成多语言解说视频，或通过VR技术还原英歌舞表演场景，增强国际受众的沉浸式体验等。但也伴随多重风险，如文化误读风险、商业化异化风险、渠道依赖风险及技术伦理风险等。基于上述发现可得出，多主体协同是推动AI与国际传播深度融合、实现AI技术在国际传播中规范应用的关键路径。对此，政府可加强政策引导，制定AI赋能文化传播的伦理准则与标准体系，同时推动国际合作，通过“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等平台，助力文化内容的跨国联合制作与传播。高校可开设“AI+国际传播”交叉课程，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文化洞察力的复合型人才。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数据来源仅限于CNKI数据库，未覆盖Web of Science等国际文献，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此外，时间范围限定为2016―2025年，未能全面反映国际传播研究的长期演变轨迹。未来研究可拓展数据源与时间跨度，提升分析的全面性。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