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园

中国读书会的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已有雏形，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士人阶层组成各类读书团体以文会友、切磋学问，近代的读书会发展出教育与思想传播功能。从历史上的5次传播革命来看，技术提升了效率，但也导致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分裂。在人工智能（AI）技术广泛普及的当下，算法推荐与信息过滤或许会加速“信息茧房”的构建，让个体接触的信息愈发片面化；同时，虚假信息的快速扩散也可能误导大众认知。在此情形下，语言存在被简化为纯粹的信息传输工具的隐患，其理应具有的理解、沟通以及共识构建功能被削弱，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交往与合作根基或许会因此遭到损害。读书会作为聚焦文本的集体阅读与探讨平台，为高品质的语言互动打造了理想场所，通过分享文本、阐述个人见解、聆听他人看法等方式，成员得以在交流中实现视域融合与思想交锋，进而重塑认知共识和价值认同。

AI时代重新发现读书会的价值

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信息获取变得十分便利，数字阅读和线上学习成为主流。处在海量信息的环境中，个体的深度阅读与思考能力常常会被碎片化内容削弱。在这种情形下，传统读书会作为一种集体阅读与探讨的形式，体现出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读书会为参与者搭建了交流与反思的平台，与单向的数字化阅读不同，读书会侧重多人互动、见解碰撞与共同研讨，能够带动参与者在分享与争论中强化对文本的理解，由此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多元视角，可以培育成员的阅读习惯，增强其持续学习能力。其次，在AI技术赋能的即时信息中，人们易陷入浅尝辄止的快餐式阅读，而按期参与读书会可以鼓励成员坚持读完一整本书，感受从浅阅读到深阅读的认知沉淀过程。读书会在社会情感方面同样具备关键价值，面对高度数字化且虚拟化的交流途径，个体也许会出现孤独感和社交疏离感，而读书会创造的真实互动场面，增强了人际关联与情感共振。此外，读书会成员在阅览与探讨过程中，不仅能学习知识，还能在观点交锋中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这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交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更关键的是，AI技术可赋能读书会，借助推荐系统助力成员找到契合自身兴趣的书目，运用在线平台实现跨地域的阅读交流，甚至借助AI解析文本要点，提升讨论成效。这促使传统读书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既保留了深度阅读与思辨的核心价值，又借助现代技术提升了读书会的便捷性与影响力。AI时代的读书会不只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提升思维深度、增进社会交流和推动终身学习的关键平台。面对数字化冲击，读书会的价值愈发突出，成为个体与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读书会的文化根基与发展

读书会的文化基因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义概念上的“读书会”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在华夏大地上萌芽。由孔子及其门生关于《诗》《书》《礼》《乐》《易》等典籍的讨论集合而成并泽被后世的《论语》，可看作是对读书会讨论交流的最早记录。对众弟子来说，“仰之弥高”的孔子在对话和讨论中实现了传道授业解惑。魏晋以降，“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竟陵八友”等文人团体即古代读书会的典型代表。明代出现了“读史社”“读书社”等以“读书”“读史”命名的读书团体，参与者多为士人阶层，主题为以文会友、切磋文艺或科举考试。清末维新时期，关学会等办报藏书、推荐书籍、交流心得，已具近代读书会的雏形。

宋守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读书会对革命思想的宣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原因之一便是实现了从“阅读组织”向“思想媒介”的转变。读书会通过知识教育，助力个体实现个人价值，并推动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20世纪上半叶，浙江台州影响最大、成绩最卓著的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社团――乙丑读书社，通过组织读书活动，教授《平民千字课》、珠算、习字、常识等内容，后期在临海资阳宫开办平民夜校，并结合当时形势，讲解识字课本；1926年7月中旬，徐明清等女社员在大田溪边开办妇女识字班，动员妇女读书，号召妇女反封建，提倡妇女平等。从传播学视角看，读书会基于理论宣传和实际活动需要，通过“动员者―媒介（文本和语言）―受众”的脉络形成节点。这一时期读书会的独到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知识结社的限制，拓展出读书会在知识教育、日常交往等方面的功能，不仅发挥了促成思想认同的作用，还结成了以“信仰”为中心、不同于传统地缘和血缘的新型关系网络。

凌冬梅在《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及其研究》一文中，以近代报刊库“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申报数据库”为数据样本，以“读书会”“读书社”“读书研究会”“阅读研究会”“读书互助会”“读书竞进会”“阅书会”“阅读会”“读书团”“阅读团”为关键词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7月10日―2018年7月17日），检索数据如图1所示。此外，部分未见于报刊的文史资料、地方志、档案等文献中包含的大量近代读书会史料并未列入，仍需进一步梳理和总结。从图1可知，1930―1939年，读书会数量呈爆发式增长。

读书会达成共识的理论浅析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始终融入个体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存在彻底脱离自身经验的理解。在读书会活动中，每位参与者都带着特有的“视域”，也就是其生活阅历、认知模式、价值理念与知识积累的综合呈现，当所有成员围绕同一文本开展阅读与研讨时，他们对文本的阐释会因个人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即便选择固定的文本当作讨论基础，明晰了语言交流的共同准则，成员之间依旧可能因视角相异而出现理解误差或认知矛盾。这种差别并非负面，它为深度探讨提供了可行性。读书会利用集中商谈、见解碰撞和反省，让各视域开展对话，带动成员在交流环节中不断调整和整合自身见解。这种交流不仅能促使成员察觉文本中可能遗漏的细节与意义，还能培养其批判性思维、拓展其多元视角。在此过程中，虽不易获得共识，但正是借助持续的交流与磋商，才能够在共同聚焦的文本架构下，达成更高级别的理解与认知互通，进而展现读书会在知识交流与思想交锋中的独特价值。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动是指行动者借助语言沟通达成相互理解，与以成功为目的的谈判和欺骗不同，交往行动追求的是彼此达成的共识。同时，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沟通的内容应符合真实性（符合客观世界）、正当性（符合社会规范与价值）、真诚性（表达自身意图的真实性）和可理解性（语言表达清晰易懂）的要求。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一个“交互(Inter)―主体性”概念，“客观性”和“实在”作为意义构成，都具有主体间性地假定的地位，它们远非已经被构成了的，而是只能在无穷的社会化和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实现。而视域融合和社会化的合理交往，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把语言看成我们遭际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伽达默尔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说到底是语言的理解。无论哈贝马斯与胡塞尔的分歧如何，二者都凸显了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语言交往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语言的重要性，在《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一书中，作者指出古人对“言”的思考和认识。《尚书・虞书・舜典》开篇讲尧禅位于舜经过了三年“询事考言”，循名责实，才以“汝陟帝位”。所谓“考言”，实则通过对言说及其与天命、道德、行事关系的考察，评价是否可以胜任。由此可见，言与事皆关乎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秩序。比克顿设计的试验验证了语言是原始人类解决觅食难题的解决方案，并推演出人类运用语言沟通达成觅食的共识并成功解决了问题。在原始社会阶段，基于事实的生理需求推动人类达成合作共识。这一语言的起源试验也是讨论语言交往的起点和作用的最佳案例：饥饿是原始人类共同的感受，觅食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这些都是符合客观世界和社会价值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真实表意的方式就可以促成共识的达成，而让双方或多方理解的语言（起初可能只是一些模糊意义的声音）使沟通成为可能。

在人类集体中，语言共同体的凝聚作用明显。甘柏兹认为，语言共同体是通过频繁的社会互动，并使用共享的“语境化线索”（如语调转换、语码选择等）来达成沟通而构建的。但是，语言共同体中仍然有两种力量在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使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些习惯是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最先养成的，因此十分顽强。在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作用，那么将会造成无穷的特异性。”乡土根性在传统农业国家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为地缘和血缘关系网络。为抵御顽强的乡土根性发生作用并减少特异性，借助另外一种交际的力量是唯一的选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指出，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系统”（指经济、政治等依赖金钱和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结构）侵入“生活世界”（人们通过交往行动共享的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个人身份，是意义再生产的基础），我们需要抵抗这种“侵入”，恢复生活世界的沟通潜能。读书会为交往行动提供了最佳场域，其优势在于悬置了不同视域的差异，仅聚焦语言规范且形式固化的文本主题，主体间的表达和倾听被限于文本所表达的意义框架之内，交流的现场成为“语境重构”的场所，参与者共同创造文本构建的“意义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分享了“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完成了复杂的意义建构活动。虽然不同的视域、不同主体的语言表达仍具有不确定性，但以主题明确且语言规范的文本为依据减少了无效沟通，极大提高了语言交往的效率。文字是固化为符号的语言，其本身就是基于对符号和意义的共同认识所创造的，其承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文化记忆也具有共识特性。

数字文明时代凝聚共识迫在眉睫

传播史上发生的5次技术推动的革命――语言、书写、印刷、电讯和互动传播革命，都生发于人际交往的需求，从获得控制群体规模扩大的角度看，其结果令人欣喜――信息传播的效率实现了指数级跨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刘宝福指出现代社会的问题：“历史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受到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的冲击和消解，而新的、稳定的价值观念体系还处于酝酿和探索过程中，社会中主导的、被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扭曲、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甚至产生严重而恶劣的社会问题。”

AI可能成为推动第6次传播革命的媒介，但它引发的对风险的担忧也是史无前例的。信息碎片化与算法过滤可能导致“信息茧房”，削弱跨群体的共同认知；虚假信息与情感操纵会破坏事实共享的基础，导致共识的脆弱性；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使得可容忍的共识难以达成。在AI推荐算法主导的信息生态环境中，“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极化和社会分裂。在2022年“ChatGPT时刻”以后，信息极化和社会分裂问题尤为凸显。代表工具理性极致的AI，即将带动产业科技的发展。然而，在期待之外，它也引发了广泛热议，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硅基取代碳基”的忧虑和调侃。在传播史上的5次传播革命中，此种焦虑是未出现过的。在信息泛滥、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公众对主流传播体系的辨识能力和信任程度会不断下降。因此，在AI时代，能够加强全社会核心价值观并凝聚共识的形式、方法和方向都值得特别关注。

麦克卢汉最有名的观点是“媒介是人体延伸”，另外半句话是“延伸意味着截除”。也就是说，当使用机器时，机器替代原来的器官，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一方面，人类借助机器变得强大；另一方面，强化了乡土根性。AI的发展将催生出数字符号拟真社会行动、增强社会行动、替代社会行动，甚至创建社会行动。这意味着交互将发生在人机之间，它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被阻隔”。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对存在的呈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语言在AI时代退化成单纯的传递信息的手段，则会导致灾难。人际语言交往的“被阻隔”以及语言的符号化和信息化倾向也是碳基文明的核心隐忧。

守护人类价值共识势必离不开语言的运用与理解基础。因此，高效快速达成共识的场域――读书会，其价值和意义在AI时代值得深挖。

读书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从先秦到近代，既担负知识传播使命，也增进社会交往与思想认可。在现今社会，尤其在AI技术带动的信息情境中，信息碎片化、算法推介和虚假信息的漫延可能弱化跨群体共识与语言沟通能力。读书会作为以文本为重心、突出语言交流与主体间认知的平台，能够重塑共享认知和社会共识，为个体提供深度阅读、批判性思考和情感共振的空间。借助现代技术的赋能，读书会既维持了传统文化传承与互动探讨的优势，也提升了其跨地域、跨群体的交流可行性，为数字时代汇聚价值共识、增进社会认同提供了关键路径。

（作者单位：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