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绍瑜

在全球化背景下，图书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图书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对于引进版图书的市场接受度与销售情况，图书书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对译者和图书编辑提出了较高要求。

图书的商业属性与文化传播功能之间存在冲突

一本书的书名直接影响消费者是否选择购买。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否对书名进行本土化处理，对图书在版权引进国的接受度与销售情况有重要影响。然而，鉴于图书兼具商业属性与文化传播功能，对图书书名进行本土化处理有利也有弊。

从商业属性来看，出版社对图书书名翻译的核心诉求通常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如今，版权引进图书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这些图书不可避免地会追求高热度和高流量，以获取高回报。例如，近年来全球畅销的悬疑推理小说、职场励志读物、大众心理学书籍，是各大出版社翻译类选题的重点。这类图书书名的翻译需通俗易懂、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甚至要主动贴合市场热点进行本土化语言改造，对图书书名翻译的要求不再以文学性或文化准确性为标准。诚然，这容易打造爆款图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损害文化传播的完整性。

图书书名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要求目标语精准传达源语的语义与文化含义，让目标读者通过译文接触和了解异国文化。这就要求译文不仅要准确传递原文的信息，更要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语言风格，甚至作者的思维方式。对于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作品，如经典文学名著、民族风情读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文化负载词、民族特色等进行有效传达。这往往需要译者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推敲，也需要出版社编辑对书名翻译进行反复解读。然而，这种保留文化原貌的翻译方式有时会出现图书阅读门槛升高、受众范围缩小、读者缺乏兴趣等问题，与图书的商业属性产生直接冲突。

“本土化”的界定与区分

对于“本土化”这一概念，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柯克・圣阿曼特（Kirk St. Amant）认为本土化是“设计符合文化受众期望的材料”。有学者认为，所谓“本土化”就是译文（target text）摆脱原文（source text）的束缚，用流畅地道的目标语（target language）将原文的意思和意图表达出来，使译语读者（target reader）看得懂、看得舒服，不觉得是在读外国人写的书。本文的“本土化”特指在翻译过程中，为适应目标语文化语境与目标市场读者偏好，对原文内容、形式或风格进行调整的策略。

在翻译研究领域，本土化（localization）和归化（domestication）都会根据目标语的文化语境对原文进行调整，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本土化的内涵比归化更丰富、更复杂，在本土化过程中，文本的翻译可能用到归化策略。归化的重点是消除源语的陌生感，主动弱化源语文化特征，以目标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和认知水平为中心，甚至可能牺牲源语的独特文化内涵，使文本流畅易读，侧重点在于让读者快速理解。本土化则注重平衡原文中的核心信息与目标市场需求，既保留核心内容，又根据目标语的文化语境调整非核心要素，侧重点在于使内容适配目标市场，实现商业或传播价值最大化。

书名翻译本土化的表现形式

以中国的引进版外文图书为例，书名翻译本土化的重点在于摆脱原文和源语文化的束缚，贴合中文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认知与审美偏好，迎合中文读者的消费习惯与市场消费倾向。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文化符号转换、抽象概念具象化与通俗化、内容精准提炼及经典文学意象的本土化联想等。

文化符号转换

文化符号转换包括文化意象替换与本土谚语借用等，即用中文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或谚语替代原文的抽象表达，与读者快速建立情感联结。例如，美国学者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Being Mortal的中文译名为《最好的告别》，借用中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类常用表达结构，将死亡这一沉重话题转化为符合中文温情叙事习惯的表述，弱化原文的学术感。美国学者彼得•阿提亚（Peter Attia）和资深记者比尔•吉福德（Bill Gifford）的Outlive被译为《超越百岁》。“超越百岁”关联中文中“长命百岁”的传统祝福语和吉祥语，将延长寿命这一概念本土化，更易被中国读者接受。美国作家梅尔•梅洛（Maile Meloy）的Both Ways Is the Only Way I Want It直译为“两条路都是我想要的唯一的路”，这一书名被译为《两全其美》，直接套用了中文成语，精准地概括了英文书名中“两种选择皆可取”的核心含义，比直译更简洁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抽象概念具象化与通俗化

抽象概念具象化与通俗化具体表现为，将英文书名中的抽象词汇和生僻概念转化为中文读者容易理解的具象表述与通俗词汇。例如，英国作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Of Human Bondage被译为《人生的枷锁》。“bondage”意为“奴役、束缚”，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将其翻译为中文具象化的比喻“枷锁”，精准地传递出书中的“人生困境”这一内涵。英国作家埃德温•A.艾勃特（Edwin A. Abbott）的Flatland被译为《平面国》。“flatland”原意为“平原、平地”，此书的中文译名在“flatland”本义的基础上添加“国”字，构建起“平面国”这一具象概念，符合科幻类读物的命名习惯，比直译“平地”更具辨识度。法国历史学家玛蒂尔德•拉雷尔（Mathilde Larrère）的Rage Against the Machisme被译为《去他的父权制》，将原文“反抗大男子主义”的严肃表达转化为中文口语化的批判语气，增强了情感张力，更贴近中国读者的语言风格。此外，“父权制”一词比“大男子主义”更易吸引此书目标读者的注意。

内容精准提炼

内容精准提炼即打破原英文书名的字面框架，根据书中的主要内容重新拟定书名，突出此书的主题。例如，美国作家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的Educated被译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原书名直译为“受教育”，而现书名完全脱离了直译名的字面含义，结合了书中主人公挣脱原生家庭束缚的成长经历，极具诗意，契合文学类书籍的审美需求与市场偏好。

经典文化意象的本土化联想

经典文化意象的本土化联想是通过用中文读者熟知的文学典故、文化符号或经典文本意象替换原文词汇，从而提高辨识度，引发读者共鸣，吸引目标读者。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经典小说Great Expectations字面意思为“宏大的期望”，直译显得平淡直白。而“前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关联着“前程似锦”“锦绣前程”等成语，富有中国本土化内涵。

本土化的双刃剑效应

在图书书名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本土化是一把双刃剑。合理运用它能有效突破文化壁垒，提高读者接受度；但若运用不当，则可能导致原文特点丢失，无法传递原文的核心内涵，这就背离了跨文化交流的根本目标。这种双重属性需要译者和编辑结合传播目标与具体书名进行权衡。

首先，本土化能够消除跨文化传播障碍。一方面，本土化翻译能够适配本土读者的语言习惯与审美偏好，降低阅读门槛与接受成本。例如，英国作家J. K.罗琳（J. K. Rowling）的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被译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西方炼金术中，“Philosopher's Stone”（贤者之石）被认为能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尤其是金、银），还能治愈疾病、延长寿命，使人实现精神上的重焕新生。对于中文读者而言，“贤者之石”是陌生的西方文化符号，需要查阅资料才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书名被本土化译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用“魔法石”替代“贤者之石”，直白地点出书中的魔法元素，降低了文化负载词的理解成本，让读者能快速了解作品的魔幻属性。另一方面，针对特定主题文本，本土化能精准锚定目标受众。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i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被译为《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书名直译为经济学专业词汇“贫穷经济学”，虽能体现书籍的经济学属性，但这一命名方式更偏向专业教材，与该书的大众社科定位不符。中文译名加入了“我们”一词，将全球贫困的宏大议题转化为本土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弱化了地域隔阂感。同时，“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这一问句，精准地击中大众内心，比直译“重新思考消除全球贫困的方式”更能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使读者从旁观者转变为思考者，吸引读者从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其次，本土化存在弊端，过度调整可能导致源语的文化内涵丢失或扭曲。其一，过度本土化容易弱化原书名的文化特性。若将西方文学中具有独特文化标识的意象强行替换为本土符号，可能导致原作文化特质的流失。例如，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的Wide Sargasso Sea被译为《藻海无边》。尽管“藻海”贴合原文中马尾藻海这一地理概念，“无边”表达出人物的迷茫与故事的宿命感，但要注意的是，“无边”是中国本土的抒情意象，“藻海无边”与中国读者熟悉的佛教用语“苦海无边”有一定相似度，这可能弱化该书与《简・爱》的互文性，掩盖加勒比海的地域文化特质。其二，本土化策略若脱离原作的核心内涵，容易造成主题偏移与信息失真。部分译者和编辑为追求本土传播效果，过度迎合大众审美，对书名进行大幅改写，导致译作与原作主题脱节。若将书名过度娱乐化、通俗化，虽能提升关注度和销量，但也会误导读者对文本的认识。例如，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的Voices from Chernobyl是记录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幸存者口述的纪实文学，主题指向灾难创伤、生命敬畏与人性反思，书名直白地体现了“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的纪实属性。但其中文译名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有过度本土化的嫌疑，追求本土文学书名的抒情化审美，充满情感纠葛暗示。这一译名大幅弱化了该书灾难纪实的核心定位，容易误导读者将其视为爱情小说，割裂了原作与核灾难历史背景的关联，造成主题严重偏移。

本土化策略的使用方式

为规避本土化翻译的主题偏移风险，达成适配本土与保留原质的平衡，需构建科学系统的优化路径，从策略与执行两方面提升书名翻译本土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根据图书类型和定位进行分级

可根据不同类型图书的学术价值、文化属性和传播目标，设定差异化的本土化翻译策略。对于学术著作，书名翻译要以保留核心学术概念为首要原则，本土化仅针对语言表述进行适度优化，不对文化意象进行过度重构，在确保学术严谨性的同时降低阅读门槛，避免因过度本土化而消解其专业属性。对于文学经典图书，译者需在保留原文文化特质与适配本土偏好之间寻找平衡，既要贴合中文文学的审美范式，又要保留原作的精神内核与地域文化特质。对于大众畅销书，可积极采用本土化翻译策略，优先保障传播效果与读者兴趣，但也要注意不能背离图书的核心主题，避免过度娱乐化表述，防止主题失真。

多方进行译名审定

对于图书书名的本土化翻译，可以构建译者、编辑、目标读者代表三方协同的审定机制，从而有效弥补单方判断的不足。译者作为翻译的核心执行者，需提交多个版本的本土化翻译，并说明每个版本的翻译逻辑。编辑需从专业角度出发，根据出版传播规律与图书的市场定位，评估图书译名在本土的适配性与传播潜力。目标读者代表则从自身阅读习惯与认知视角出发，反馈图书译名的理解难易程度与吸引力。这种多主体协同机制既能避免译者过度主观的本土化改写，又能防止编辑因过度追求市场效果而牺牲原作价值，同时让译名更贴合读者需求。

综上，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本土化是消除文化隔阂、实现文本有效传播的重要方法。图书书名翻译的本土化具有双刃剑效应，既能适应目标市场、提高图书销量，也可能导致译名与原书主题脱节。要想充分发挥书名翻译本土化的积极作用、规避潜在风险，需遵循“适度归化，保留异质”的原则，在贴合目标语境的同时，保持原作的核心内涵与文化特质，达成跨文化传播功能与文化多样性的平衡。具体来说，一方面，可根据图书的不同类型，确定书名翻译的本土化程度，一般而言，大众读物的书名本土化程度最高，而后是文学类图书，学术专著的书名本土化程度最低；另一方面，在书名翻译的过程中，除了译者，图书编辑和目标读者也可以发挥作用，从各自角度出发，为最终确定合适的书名建言献策。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