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颖 宋艳艳 沈洁

宋代美学以“理气心和”“格物致知”“雅俗共赏”等独特特质，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将其融入大学美育，不仅能丰富美育内容，更能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提供新视角。现从宋代美学核心特质出发，探讨其在大学美育中的哲学理路，深入分析当前大学美育工作存在的现实困境，以及与宋代美学的内在契合性，最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纾解路径，旨在推动大学美育创新发展，提升大学生的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大学美育正面临价值认同与实践效能的双重挑战。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19）明确指出，高校的美育工作存在“与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不相适应、与满足广大青年学生对优质丰富美育资源的期盼不相适应”的突出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并提出“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因此，深入挖掘中华美育精神的民族特质，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实现高校“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育人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独具多形态、多层级、强流变的文化内涵。朱熹曾赞叹“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历史学家陈寅恪亦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巅峰形态，宋代美学蕴含着“格物致知”的哲学根基、“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求真尽得”的审美精神、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识、尚意求韵的艺术追求与生活美学的实践导向，为破解当代高校美育的工具化倾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参照。

美学核心特质的哲学诠释

中西方美学的哲学分野

当追溯中西美学传统源流时，我们会发现二者在哲学基因上呈现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理论侧重点不同，而是根植于各自文明对世界本原、认知方式等根本问题的不同理解。

西方美学的奠基者柏拉图构建了一个超越感官世界的理念王国。对他而言，那些在尘世所见的美，不过是“永恒美本身”投下的模糊影子。这种将美本质化的思考方式，在《会饮篇》中通过“爱的阶梯”的隐喻展现得淋漓尽致――审美活动被描述为从具体美的事物逐步上升至绝对美的精神历程。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继承了柏拉图对普遍性的追求，却更关注现实世界。在《诗学》现存的残篇中，亚里士多德分析悲剧的结构，讨论情节的“突转”与“发现”，这些思考都带有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正是这种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为西方美学埋下了理性分析与超验追求的双重基因。

相较而言，中国宋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样貌。这个时期的文人学者似乎天生就具备某种思想整合的能力，他们将儒家的伦理关怀、禅宗的直觉智慧与道家的自然哲学熔于一炉。宋代美学主要包括“理、气、心、和”四种范畴。程颢和程颐提出的“理”概念，不仅是一种哲学范畴，更是一种审美态度――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一草一木都成为体悟天机的媒介。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理学审美鉴赏的独特概念――“涵泳”，而且在注解《大学》时强调“即物穷理”，也就是“观物莫先乎究理”，为宋代艺术创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气”范畴中，朱熹强化了其唯物主义内涵，肯定了“气”的性善论，为后世之人通过道德修养、后天学习而达到“至善”提供了学理根基。在“心”范畴中，人们不断探究思维器官的心和审美主体、审美意识、审美心态、审美人格等心外之理/物的复杂关系。“性”是从先秦便开始争论的“性善”“性恶”的人伦问题。张载认为“性”分为先天和后天，先天是“至善至美”，后天的“性”有善有恶。他认为“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后天通过学习、教化、反省也能成为君子，这为普通人迈向“成仁成圣”的理想境界提供了理论依据。

宋代美学四大核心特质体系化分析

“佑文政策”的制度性保障为美学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支撑。赵宋王朝推行的“以文治国”方略，不仅重构了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更促成了文化艺术领域的跨门类融合。这种文化生态促使士人群体突破单一艺术形式的局限，在诗书画印、琴棋鉴赏等领域实现多维度的审美统合，构建起具有宋代特色的“文人通才”范式，如范仲淹、苏轼，身兼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政治家等多重社会身份，是多学科交融的全才。

雅俗共赏的审美范式实现了审美下沉和文化传播。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审美意识的世俗化转向，艺术作品贴近群众生活，形成了“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共存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这种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既突破了唐代贵族化审美对题材与形式的桎梏，通过话本、杂剧、风俗画等载体实现了审美向日常生活的下沉；又在“逸笔草草”中保持了文人旨趣，在题材选择的通俗化与表现手法的写意化之间达成平衡。这种“俗中见雅”的审美特质，使宋代美学既具备大众文化的传播力，又含有精英文化的深邃性，构建了中国美学史上独特的“平民化雅韵”美学机制。

民族危机下的审美转向赋予宋代美学重名节、尚操守的精神风骨。“靖康之变”引发的文化震荡与“建炎南渡”后的政治重构，催生了“家国同构”的审美意识形态，使爱国主义情怀成为审美创作的核心母题。从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诗歌意象到李唐“雪里烟村雨里滩”的绘画隐喻，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现实精神，到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忧患意识，审美活动不再局限于怡情悦性的功能，转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与时代情绪的镜像。因此，宋代这种“文以载道”“艺以弘志”的价值取向，“沉郁顿挫”与“刚毅劲健”的审美品格，共同铸就了宋代美学“直面世事、直对逆境”的独特风骨。

格物精神的审美渗透培育出精微写实的审美范式。程朱理学倡导的“格物致知”思想不仅影响了哲学领域，更深刻塑造了审美创造的思维方式。《宋朝名画评》里所说的“求真尽得”，苏轼在《书戴嵩画牛》中对画斗牛尾巴朝向的讨论，都体现了宋人对“物理”和“艺理”求真求实的态度。

当代大学美育的困境审思

本体性困境

1.价值引领的薄弱导致审美认知肤浅化

当前，大学美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倾向于西方艺术理论与技能训练，文艺复兴三杰、印象派绘画、现代派雕塑这些内容占据了课程的主要篇幅，而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挖掘仅停留于表层介绍。当讲到中国美学章节时，多数学校会对中国各时期美学做蜻蜓点水式或走马观花式地讲解，如讲述唐代瑰丽的宫廷美学，宋代“书画同一”等零星概念，却无法触及“写意”与“写实”背后的文化精神分野，缺乏深入阐释宋代“格物致知”的理学审美思维。这种知识结构的失衡，导致学生对本土审美传统的认知长期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表面层次，使审美判断力与文化认同感的培育比较薄弱。

2.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美育边缘化

据统计，目前87.6%的高校已开设公共艺术必修课程，计2个学分。但是，其课程内容结构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课程标准。一是部分高校的美育课程内容单一，课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艺术欣赏或技艺传授上，如音乐欣赏、美术欣赏或绘画、手工等技能课程以满足量化考核需求，却忽视了审美感知力、人文同理心等核心素养的培育。二是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美育课与专业课之间、美育课与其他通识课程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未能形成完整的、递进式的美育课程体系。三是不同学科间的美育资源缺乏整合，文科院校重理论思辨而轻实践体验，理工科院校则常将美育视为“休闲调剂”，这种碎片化供给难以形成育人合力，更无法像宋代“生活即美育”那样实现审美与生活的深度融合。四是高职院校的美育教育为了体现职业性、技术性等特点，其培养“完整的人”的本体价值被简化为技能训练或学分获取的工具。这种“去价值化”的教育倾向，使得美育难以承担起滋养精神、涵养品格的使命，与宋代美学中“艺道合一”的价值传统形成鲜明反差。

实践性困境

美学教育的知行转化始终存在现实梗阻，这种梗阻使得美育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难以真正内化为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这种障碍呈现为三个渐进的层次，即认知隔阂、媒介失真和场域缺失。

1.古今语境的认知隔阂

宋代文人可花数月观察竹子生长以体会“胸有成竹”，但大学生身处信息爆炸的快节奏生活，难以具备同等耐心与心境进行“格物”。当教师讲解宋代“平淡天真”的审美理想时，学生往往难以理解这种“看似简单实则深邃”的追求。例如，若未深入学习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的“四品论”，便难以品味梁楷《泼墨仙人图》中“逸格”这一中国绘画的最高审美意境。这种认知差距源于生活经验的根本差异――宋代文人浸润的山水文化，对现代都市青年而言已难以想象。

2.数字化传播中的符号失真

网络时代，传统美学常被简化为符号化图像（如宋画印于马面裙、宋瓷纹样作手机壁纸），虽能激发兴趣，却剥离了精神内核，仅剩表面形式。学生通过此类渠道接触的宋代美学，多为视觉符号，难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博物馆数字化虽实现了艺术品高清传播，但虚拟展示中却将作品分解为可缩放的图像碎片，这种“碎片化凝视”与宋代“澄怀观道”的整体性审美形成尖锐对立，导致审美体验异化。

3.体验式教学场域的缺失

宋代美学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审美能力培养离不开亲身体验，但当前大学普遍缺乏沉浸式感受传统美学的场域。多数美育课程采用纯理论讲授，鲜有实地考察与临摹实践，导致学生对经典作品的认知停留在概念层面。部分高校虽设美术馆、博物馆，但藏品有限且多为静态展示，学生仅能隔着玻璃观看，无法深度互动，更难重现宋代文人在园林中品茗赏画、雅集中切磋艺道的沉浸式体验。

师资队伍困境

1.专业断层严重

当前，高校美育教师主要来自艺术实践类专业和人文理论类专业。专业分野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明显的“二元对立”现象：艺术类教师长于技法演示却弱于文化阐释，能指导绘画、书法等创作，却难以解析宋代美学的文化肌理，且艺术分科过细（如声乐教师无法教授书画）；人文类教师虽精通美学理论与文化史，能从哲学、历史角度解读宋代美学，却缺乏艺术创作经验，指导实践时仅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这两种情况均无法实现“以美育人”，使美育沦为“匠艺教育”或“美学概论”，难以达成宋代“技道互济”的教学效果。相较于宋代文人“诗书画印”兼精的通才素养，当代师资的专业化局限难以支撑复合型审美教育需求。

2.师资培养缺乏系统性规划

高校师资培训多针对专业课教师，专门面向美育教师的项目偏少。部分美育教师缺乏跨学科知识与综合素养，难以实现美育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限制了教学广度与深度。同时，美育领域的科研支持不足，高校在项目申报、学术交流中更倾向专业学科，这一情况导致教师既缺乏专项经费支持，又缺少实践平台，难以深入挖掘传统美学的育人价值，进而使复合型审美教育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制约美育质量提升。

评价体系困境

1.缺乏规范的共性审美标准

审美本身具有主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审美对象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这使得建立统一的审美评价标准变得十分困难。例如，对于宋代绘画的“意韵”风格，有人认为是高雅，有人可能觉得匠气，这种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导致评价难以达成共识。

2.量化指标与审美素养的不可通约性矛盾

审美素养是涵盖感知、判断、创造的综合精神品质，难以量化，但高校评估美育时多以课程门数、课时、参与人数等数据为主要标准。为达标，部分高校简单增加课时、强制学生参与艺术活动，导致学生被动应付，难以真正投入，背离了美育的本质目标。

3.短期成果导向与美育长效性的冲突

当前评价注重短期成果，而美育效果需长期熏陶才能显现。这种导向使高校更关注易量化的活动（如艺术展览、美学讲座），忽视学生审美素养的质性提升，缺乏对学生毕业后审美取向、能力变化的跟踪，也未建立科学评估体系，以此衡量学生感知、理解与创造美的能力。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做法与宋代“格物致知”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最终使美育在表面繁荣下陷入实质性空转。

构建基于宋代美学核心特质的大学美育建设纾解路径

理念重构路径

1.建立“新宋式美育观”

宋代美学以“平淡天真”为最高审美境界，这种超越外在形式、直抵生命本真的追求，与当代“培养完整的人”的美育目标具有内在契合性。将“平淡天真”转化为现代审美素养指标，需完成从传统范畴到现代教育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而“格物致知”的认知传统为此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从美学原理看，“平淡”指向审美判断的“去功利化”，对应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可转化为大学生对消费主义审美异化的批判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需依托“格物”式反思――通过剖析“网红审美”“流量艺术”等现象，探究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与价值导向，建立自主审美判断。“天真”强调审美创造的本真性，与现象学美学“回到事物本身”相呼应，能培育学生在数字时代保持感官的敏锐度与表达的真诚性，这需以“致知”为依托，引导学生摆脱数字符号干扰，如宋代文人观察竹石般直面生活本真，在反复体察中提炼个人审美语言。

2.构建“金字塔式”美育目标体系

遵循审美素养培育的渐进性规律，可分为底层、中层、顶层三个层级进行培育。

底层需聚焦感官审美能力培育。借鉴宋代“格物致知”的认知方法（如沈括《梦溪笔谈》对书画“格物”的记载）与现代美学“审美通感”“格式塔完形”理论，通过引导学生微观感知宋画笔墨肌理、宋瓷釉色变化，培养其视觉、触觉等感官的审美分化能力，使其从日常事物中发现超越实用价值的形式美与意境美。

中层需深化文化理解深度。以宋代“雅俗共赏”特质为切入点，结合解释学“视域融合”理论，通过“宋代美学与当代生活”“宋瓷中的科技与艺术”等跨学科模块，引导学生从哲学层面解析理学与画理的关联，从社会史角度理解市民审美与文人趣味的互动，建立传统美学与现代生活的意义关联，避免文化理解碎片化。

顶层需培养创造转化能力。以宋代文人“诗书画印”兼通的通才实践为参照，在数字时代将“天人合一”理念转化为可持续设计思维、将“留白”艺术转化为数字界面视觉叙事策略等。通过项目式学习、跨界创作，鼓励学生以宋代美学为灵感，进行符合现代语境的审美创造，从而实现从文化传承者到创新者的转变。

课程实施路径

1.开发“主题模块化”课程群

例如，开发“营造神功与工业设计”模块，以宋代“格物致知”为内核，梳理宋瓷极简线条、圈椅人体工学等造物法则与“敬畏材料”的工艺理念，结合现代可持续设计、用户体验理论，引导学生将宋瓷釉色应用于电子产品，将榫卯结构融入模块化家居，培养从历史中汲取创新灵感的能力。开发“宋词吟咏与语言审美”模块，挖掘宋词平仄格律、词牌韵律的听觉审美与炼字艺术的表达张力，设置“声景还原”（邀请声乐专家指导吟诵，体悟声情关系）与“语境重构”（将古典意象转化为现代创作）实践，结合中西诗歌对比，深化学生对汉语审美特质的理解。

2.构建“三阶体验”教学模型

以“宋代美学的当代转译”为主线，分三个递进阶段进行构建。

一是认知体验阶段，通过“理学与宋代审美范式”“文人美学与生活艺术”“宋词与意境美学”等专题，解析“格物致知”对宋画、宋瓷的影响，阐释“四艺”中的日常审美智慧，为后续体验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情感共鸣阶段，开设“宋风雅韵体验坊”，联合非遗传承人指导点茶、香道、插花等实操，组织宋画临摹与宋词多元演绎（音乐、朗诵、戏剧），在实践中深化对宋代美学的情感认同。

三是实践创造阶段，开展宋画再创作（结合环保、科技主题）、宋文化空间设计（融合宋代元素与现代功能），以及“宋韵”数字文创开发（利用VR/AR/AI技术创作动态长卷、虚拟雅集），同步辅以学术讲座与田野调查，组织参观故宫宋画特展、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等文化现场，最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创意的研究成果，完成从传统认知到当代创造的完整闭环。

环境支持路径

1.建设“数字孪生”宋式美学实验室

依托VR、AR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数字建模还原宋代典型生活场景与艺术现场，如利用VR技术重现西园雅集的茶会情境，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文人交往的审美氛围；借助AR技术解构宋瓷的烧制流程，使“火与土的对话”这一抽象工艺原理可视化，或是在虚拟场景中实现《清明上河图》的动态漫游，直观理解其叙事构图的空间逻辑。

2.建立高校学生生活区“雅集”制度

借鉴宋代西园雅集等传统范式，重构文人雅聚的现代形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社交特点与审美需求，打造常态化的校园雅集活动。例如，组织“宋词吟唱会”，让学生结合现代编曲演绎古典词牌；开展“宋式插花创意赛”，在实操中探讨传统花道与当代生活的融合。

评价创新路径

1.引入“成长档案袋”质性评价方法

通过系统性归集创新主体在实践周期内的阶段性产出（如创意原型迭代稿、实验数据偏差分析报告、跨学科协作记录等），构建起动态化的个体成长数据库。从应用价值层面看，其突破了结果导向评价对创新过程中隐性知识积累、批判性思维发展及元认知能力提升的忽略，为研究者提供了追溯创新认知跃迁轨迹的质性证据链，使评价从“平面化判断”转向“立体化叙事”。在实践指导维度，该方法可直接应用于教育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评估。

2.开发“审美素养雷达图”评估工具

该工具体现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方法论融合，以审美心理学中的“感知―理解―创造―批判”认知模型为理论基底，通过李克特量表法对创新成果的形式美法则应用、情感化设计表达、文化符号转译等12项二级指标进行数据采集，经因子分析后生成多维度雷达可视化图谱。其应用价值在于，首次实现了审美素养这一模糊性概念的可操作化测量，为智能产品界面设计、乡村景观改造方案等跨领域创新成果，构建了审美维度横向对比的标准化参照，解决了传统主观评价中“美无定法”的效度困境，提升了跨领域审美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