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宛儒 李梦晨

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直接影响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效。现从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维度，通过对穷变通久、重道轻器、西学东渐、现代文物保护、困境中发展、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以及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思想的把握，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历程，并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让文物活起来”这一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实践路径，以此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历程。

文化遗产是历史馈赠人类的瑰宝，从存在形态上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我国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及载体，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如今，我国文化遗产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古代权利与政治意义发挥重要主导作用的古物价值取向，逐渐转向对文物“原貌”的深度探究；从单纯的文物保护转变为文化遗产保护。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始终处于从启蒙到多元探索的进程中，如今正日渐走向成熟。而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探索文化遗产地域性表达路径时，应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对适宜的保护及活化策略加以运用，真正探索出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契合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

古代古物保护思想

穷变通久的思维路线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国哲学思想的渊薮――《周易》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这种主张革故鼎新、因时应变的思维方式，既为我国历代政治改革家推行变法维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又为不同历史阶段的文物保护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此类强调通过变革以求长久发展的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我国文化的持续发展与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历史文化遗产，且该损坏通常具有不可逆性。纵观我国历史，政权更迭常伴随对前朝都城、建筑的损毁，如古都洛阳的兴废更迭，便是文物与遗址遭受破坏的典型。

重道轻器的古物保护思想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我国古代另一重要哲学命题。在此哲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长期秉持“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相较于物质遗存，古代先民更注重精神文化的传承。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形成了系统的“三不朽”理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便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典型体现。建筑无论初建时何等精妙，均会在岁月不断流逝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败。因此，为了实现文化传统的延续，一些人将关注重点放在历史信息的留存上。而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古代建筑不依赖自身承载不朽精神，而是通过文字叙述的方式阐述其保护价值。

近现代文物保护思想

西学东渐的影响

19世纪末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开始萌芽，这一近现代保护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影响。随着西方考古学不断传入，我国文物保护技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显著创新。例如，晚清时期传入我国的影印法作为文物考古图录的常用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本的流传。同一时期，西方列强在我国大地上肆意践踏，疯狂盗掠我国文物，激发了我国民众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从民间收藏家到官方机构，出现了诸多文物保护的实践案例。例如，清末学者王懿荣搜集殷墟甲骨，画家张大千对敦煌壁画进行临摹保护等，均是不遗余力保护文物的典型。

现代文物保护思想的形成

随着近代考古学理论在我国的持续传播和深入发展，192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成立，1929年营造学社成立，我国现代文物保护理念在此背景下逐步成型。1930年出台的《古物保存法》，系统性规范了文物保护工作，明确界定了古物的范畴及分类。同时，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措施及管理制度，规定了发掘流程、流通监管等环节，明确了地下文物的所有权归属，并确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组织架构。除了发挥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力促进作用，《古物保存法》还促进了社会各界深入理解文物概念、分类体系及保护管理方法。

当代文化遗产保护思想

困境中发展的文物保护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实现对我国各类古物、古建筑以及古遗址等的科学有效保护及修缮，相关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1961年实施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首次公布了18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1964年颁布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初步建立起以行政法规为基础的文物保护法律框架体系。但此后一段时间，我国较多文物古迹遭受严重破坏，文物保护工作近乎停滞，未取得应有的进展。改革开放后，文物保护工作逐步恢复向好。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明确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我国具备相应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的保护。在此背景下，国家整体层面初步形成文物保护制度。

由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的保护体系。1985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开始融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1987年，我国成功申报长城、故宫等首批6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推动了国内文物保护理念的现代化转型。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于1994年成立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科学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进入21世纪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持续完善。2005年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系统性规定了保护目标、基本原则和技术方法，为保护实践提供了专业指导；同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进一步细化了申报审批流程和保护管理要求。至此，我国形成了涵盖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世界遗产等多层次的系统性保护制度，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法制根基。2016年，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已批准并公布了14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倡导文化遗产活化利用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梳理愈发重要。早在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一指示引发强烈反响，此后，我国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文件（如2016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2年“新时代文物工作总方针”等）对该理念进行了持续深化与落实。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一重大文化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发展。当前，我国正着力构建涵盖物质载体、精神内涵和制度规范三个维度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体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总的来说，上述举措体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现代诠释，展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发展路径，不仅指明了今后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前进方向，还实现了对理论以及实践遵循的有效供给。

新时代“让文物活起来”重要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实践

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已广泛开展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实践，无论是黄河文化的活化传承，还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抑或革命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均是国家发挥重要主导作用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实践的重要体现。例如，在“互联网+”的不断探索及实践过程中，我国于2016年出台《“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基于对现代信息技术的科学有效运用，持续拓宽受众覆盖面，将持续提升互动性作为重点努力方向，推动“文物活起来”。在《“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的推进过程中，“互联网+文物教育”创新性地运用视频、动画等多媒体形式，通过生动有趣的叙事方式向青少年群体传播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内涵；“互联网+文物动漫游戏”借助文物故事打造IP，在此基础上开发彰显我国深厚文化底蕴的动漫作品与游戏产品，让玩家在游戏过程中感受我国历史文化的魅力。又如，自2016年以来，广东省对本省历史遗存丰富的南粤古驿道（主要包括古码头、古驿道以及古驿亭等，遗存数量超过200处）进行活化保护，积极构建跨部门协作机制，统筹住建、文旅、文物等行政资源，以“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区域发展、提升民生质量”作为战略指引，创新性地建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机制。同时，在专项规划制定、保护基金设立、文化产业培育等一系列举措的支持下，有效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打造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零星互动局面，探索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路径。此外，采用组织非遗文化展、建设文化广场以及推进绿化改造升级等手段，探索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活化利用，不断深化对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这一实践不仅加快了“让文物活起来”的进程，更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了文化遗产影响力的多维拓展和持续提升。

除了政府主导的保护工作，民间力量也积极投身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实践。目前，我国诸多地区依托对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持续推进遗产主题展览创新设计、文创产品研发和文化普及出版等工作，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格局。在旅游、影视及展刊等文化产品媒介的支持下，以更多样化及现代化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呈现和传播，使其以更形象生动的面貌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现对民生内容的不断充实及丰富。例如，为适应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要求，“云享博物馆”依托新媒体平台构建数字化展示窗口，创新性地搭建了博物馆与公众的互动桥梁，在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以全景方式呈现“封泥中的大秦帝国”。此外，目前较多地区在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挖掘与激活过程中，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和计划，致力于构建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体系，从文化产品创新、服务优化、设施完善和效益提升等维度发力，持续深化对改善民生福祉有效途径的探索。具体实践过程中，较多地区重点提取了文化遗产中的特色文化元素及代表性符号，并将其创新性地融入城市景观设计，力求通过城市雕塑、公共艺术装置和园林景观等载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经历了从古建筑到近现代文化遗产，再到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全面覆盖；从以往的固有价值保护，逐渐转变为多方位及全价值的活态保护；从被动接受西方理论，转向主动开展自我批判以及深入推进本土化实践。虽然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进步，但围绕乡村聚落、历史城市和文化遗产规模数量等方面进行分析，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探索依旧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面临的挑战亦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