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松

中国古代艺术溯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尤为重视艺术溯源问题，“源头”堪称研究的基础，更是确立研究方向准确性的关键点。此处，“源头”特指追溯中华人类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国艺术史研究中艺术实证传统的寻根溯源目标一致，将涉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古代艺术源起的标识和相关考古实证等问题的探讨。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突破，诸多史前遗址的艺术遗存接踵问世。这些距今年代久远的遗存所展现的艺术品类、艺术形态以及艺术创作中融入的艺术思想与文化气息，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中国学界在关注艺术遗存的同时，开启了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热潮。经考证，文化的源起早于文明――文化始于人类诞生之初，几乎与钻木取火同步；而文明是思想启蒙后的产物，“因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源起是以国家出现为标志的，对于国家出现的概念，有学者主张只要有可证实国家存在实质的考古证据即可”。

文明源起与国家出现

学界普遍认同，文明源起的标准应界定为“在进化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即国家出现的标准”。这里先要探讨何谓文明，涉及与其一道使用的文化和二者的关联等问题，这一研究领域并非开创性工作，前辈学者已做充分探索。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文明一词，即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atio，其名词Civis本指市民，而形容词Civilis则意为“都市的”。Civilisatio一词是指城市市民的身份与状态。因此，文明的原始含义与古代帝王、国家、阶级和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兴起，人类创造的文明内容日渐丰富。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明起源的具体标准，可以归纳为政治权力的集中、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字的使用、复杂的经济体系以及城市化进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文明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原始无序状态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变。政治权力的集中体现在国家机构的建立和管理；社会阶层的分化反映了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的形成；文字作为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工具，还是知识积累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复杂的经济体系涵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而城市化进程则标志着人口聚集和城市生活的兴起。通过这些标准，可以更清晰地界定和理解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

何芳川教授曾经明确指出：“显而易见，文明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近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学术术语。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它和文化一样，都是从外部引入的概念。将西方的术语‘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的‘文明’，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借鉴和一定程度的重新定义。”部分古籍中可以找到对文明这一概念的早期理解。例如，《周易・文言》中就有这样的描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贲》也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经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对古人对文明这一概念的初步认识有所了解。尽管将西方的“Civilization”翻译为中文的“文明”未必完全精准，但这种翻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

20世纪90年代末，“‘文明’的概念普遍被理解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缩影。对于‘国家’的标准，部分中国学者支持柴尔德提出的‘三要素’――城市、金属与文字，认为中国在殷商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殷商时期青铜器的广泛使用、文字的系统化以及城市规划的成熟，标志着高度有序的社会组织形成。殷商时期各种文明因素的成熟，可上溯至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那时中国社会已经呈现国家形态的雏形。但更多学者主张“只要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反映‘国家’的‘实质存在’，就可以认定国家出现、文明起源”。文明的诞生不应仅限于特定的物质标志，而应综合考虑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经济活动和文化表达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鉴于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等复杂因素，学界依然保持开放包容的研讨态度，不断探索和重新估定。

基于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开始更加注重对早期社会遗址的综合分析，力求从多维度揭示文明起源的复杂面貌。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学者们不仅关注其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还深入考察了当时的社会分层、礼仪制度以及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状况。研究表明，早在夏朝时期，中国就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文明的形成历经了漫长且具有演变性质的进程，其间包含了多个相互交织与相互影响的阶段。因此，对于文明起源的探索，不仅需要关注具体的物质遗存，更要重视对历史语境和社会动态的整体把握。通过这种多维、综合的研究方法，学界能够更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源起和发展轨迹。

艺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艺术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在艺术文化领域内寻求共识、尊重差异、和谐共存的统一体。它承载着共同意志和使命，致力于对优秀艺术文化因子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从艺术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此共同体是一个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与精神融合的文化综合体，它不仅展现了文明内涵的多重性，也反映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外在表现形式是“一”，即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其内在的丰富性则体现为“多”，即多样化的外在表征。这个“一”既是整体的象征，也是艺术文化共同体的标志。艺术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终实现了“多元一体”的统一。因此，要准确界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上述因素为基础，作为衡量和参照的标准。

中华艺术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和积累的艺术成果的总和，呈现为“以一知万”的综合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专指某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也不是专指某一家学说、某一个思想大家的思想。它是一个融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博大精深，包括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括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包括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大家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包括诸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可作为历史警示，以及后世可借鉴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这充分表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艺术文化呈现整体特性。

中华艺术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囊括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孕育和创造的具有鲜明文明特征和独特发展轨迹的中华文明成果。这一共同体是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语境中，作为辉煌文明象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就的集中体现。这些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笃实博学和创新精神，也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全球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该共同体不仅包括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这些艺术形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审美理念、创作技法和承载意向等。更为重要的是，中华艺术文化共同体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和宇宙观等，是理解历史与未来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如何承递的关键桥梁。通过这些丰富的艺术文化成果，我们得以深入洞察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品格，深刻感受中国艺术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古代艺术文化源起的标识

中国考古学界的专家们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深入研究了史前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不同地区文化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不断提出并完善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古代艺术文化源起和发展的文明形成标准。这些标准旨在更准确地反映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艺术文化演进的独特路径和特点，从而为理解古代艺术文化的源起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目前达成的共识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社会分工的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社会分工现象应运而生，这标志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农业领域显著进步的基础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现象逐渐显现，这种分离不仅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手工业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如陶器、漆器、玉器、冶金等，这些行业开始形成独立的生产系统，出现了专门从事这些行业的工匠和工坊。专业化生产不仅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工艺水平，还促进了技术的创新和传播，为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奠定了基础。

社会阶级呈现明显

整个社会已形成了明确的阶层，这些阶层主导了社会资源管理权限的分配。少数至高阶层掌握了最高管理权限，确立了统治地位。他们通过建立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维护这些制度的礼仪规范，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些至高阶层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高级手工艺品的生产和其他物资的分配，并通过宏大的墓葬展示自己的高贵身份。后世在这些大型墓葬中，可以看到琳琅满目作为陪葬品的高级礼乐器，无处不体现其财富、权力和地位。

人口数量激增并呈现聚集态势

历史进程中，一些城市崛起成为政治权力中心，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城市的发展标志了一个区域文明的进步和繁荣。在这些城市中，可以看到拥有高超的技术水平和反映最高统治等级的大型建筑，展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威严。此外，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城市还兴建了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如宏伟的城墙、宽阔的广场以及复杂的水利系统等。这些设施不仅是居民生活的保障，也彰显了城市的繁荣程度。随着城市的发展，城乡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城市成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无论在社会结构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出现最高阶级统治的地域性政权

“国”与“城邦”这两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为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或二者紧密结合的产物。同时，“国”与“城邦”的出现构建了一种超越社会阶层、具有强制行使权力的社会统治主体。

“最初的中国”形成

随着社会发展，“各地区之间展开了密切的互动，共同构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为历史时期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代艺术文化源起的考古实证

根据上述准则，中国考古界普遍认为，在5000多年前，古代艺术文化源起的考古实证，即真正的古国证据已经显现。在6000至5300年前，中国古代各地区同时迎来了辉煌的转折期，进入了飞跃式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彩陶造型与纹样种类繁多、精美绝伦，无论是兽形壶还是花瓣纹等，均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生活的亲身体验与实际感知。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遗存，为世人展示了王权与礼器的密切关联；大量钺的陆续问世，让世人得以窥见古人对威严与权力的崇尚，以及安居乐业的愿望。崧泽文化的带镦石斧向世人展示了石器加工中的管钻穿孔技术。庙底沟文化揭示了半地穴式五边形建筑与彩陶制作技术之间的关联。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头像突出了眼部雕塑的艺术意象，并随葬有玉猪龙等具有特殊意义的玉器。高庙遗址发现了全国规模最大且年代最早的祭祀文化遗址，可能是当时周边地区的祭祀中心。

良渚文化艺术遗存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反山遗址出土的特殊长玉管，其音高音色均是单声部，展现了史前“乐”文化的形态；遗址证实了史前最大规模制玉作坊的存在，美妙绝伦的各类玉器令人赞叹不已，还有些琮和璧的表面刻有兽面人身、有翼神鸟等微雕等级的“图”。这些“图”不但显示了古人的艺术创作观念，也隐含了礼制度体系的重要地位。陶器表面较为复杂的画符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密切相关。诸多考古实证充分展示了“乐”“图”“文”三大体系同根同源的关系。

大量考古实证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这些古国在形制规模、居民聚居、阶级等级和统治体系等方面，均可与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相媲美。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古国如繁星般璀璨，各种政治理念得以广泛实施。同时，在不同地域间的频繁冲突中，出现众多具有远大抱负的领袖人物。例如，53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领袖，在宏伟政治理想的驱动下，有意识地汲取各“古国”兴衰的领导谋略和历史经验，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早期国家构建的政治实践。

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推动了艺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形成了“乐”“图”“文”艺术文化体系，其中形成并秉承了中国艺术文化的基因――人类意识的体现。古人为了充分展现意识，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古代艺术文化体系及其内涵，形成了相互影响的中国文化圈，由此开拓、累积并构建了“多元一体”的艺术文化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哈尔滨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