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里

现代丝网印刷技术自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以来，印刷史学者和版画研究者在深入钻研技术的同时，对其历史起源的考证也已持续多年。关于丝网印刷的前身――孔版漏印的起源时间，中国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学说：战国起源说、秦汉起源说和隋唐起源说。本文通过对孔版漏印战国起源说的文献再考证，结合不同印制工艺原理的比较分析，探究了印染与印刷语境中型版概念的模糊界定，揭示了战国起源说的解读误区。

现代丝网印刷技术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丝网印刷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此后出现了大量有关丝网印刷技术与丝网版画的论文和专著，对其历史的探寻也成为诸多学者公认的重要课题。丝网印刷使用孔版原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孔版漏印工艺，大部分文献都将其起源定位于古代中国，不过对具体朝代的考证却众说纷纭。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孔夫子旧书网相关条目以及中国知网有相关描述的论文进行检索和查阅，笔者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中国广泛传播的24篇相关文献，整理了不同文献对此项工艺起源时间的定位，如表1所示。

24篇文献中，有9篇将孔版漏印的起源定位于战国时期，其中7篇给出的相关文物为战国崖墓群发掘的印花织物；8篇定位于秦汉时期，其中4篇提及的相关工艺为夹缬，另外4篇的断代则指向了更为具体的西汉时期，给出的相关文物包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绸帛和甘肃威武磨嘴子汉墓套色印花绢；5篇仅陈述其发源于古代文明或古老的中国，没有详细的断代；1篇定位于隋代大业年间；1篇定位于原始社会时期。

可见，孔版漏印起源于战国时期被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认同。其论证的重要依据是1978―1979年在江西贵溪县鱼塘仙岩一带的春秋战国崖墓群中发掘的印花布与刮浆板，这两件物品被部分学者视为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漏孔版相关文物。然而，这一观点存在中国印染史与印刷史对“型版”与“孔版”中不同工艺相同命名的混淆。加之20世纪80年代考古资料不易获得，难以对相关文物的历史文献进行更多细节核对，产生了孔版漏印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误读。

型版与孔版之辨

在英语中，孔版对应的单词为“stencil”，区别于凹版、凸版和平版，特指通过打孔或裁刻制成镂空造型的印花模板，“stencil”有时也会被译成型版。郑德海与郑明君于1985年翻译的《丝网印刷》中提到，英国将漏印技术称为“Stencil Process”，所说的型版就是用于印染的漏花纸版。在西方印刷文化传入的背景下，孔版与型版具有等同的含义。但型版在中国传统纺织印染史中并非特指孔版，也可指其他版种，这一点在大量纺织技术史文献的印染章节中均有提及，并给出明确解释。

例如，1984年由陈维稷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中提到，“型版有凸纹和镂空版两种，用凸纹版的，俗称木版印花；用镂空版印制织物的工艺之一，我国古代称为‘夹缬’”。吴淑生、田自秉于1986年出版的《中国染织史》中也有相关说明：“型板染有木戳印花和木滚印花两种。”木戳印花类似盖章，木滚印花则是在雕花的木棍上着墨滚印。赵丰于1992年出版的《丝绸艺术史》中也有相关叙述，“型版印花首先可以根据印花版的情况分为凸版（阳版）、镂空版（凹版或阴版）”，凸版染缬通常为压印和拓印，镂空版染缬主要有夹缬、弹墨、蜡缬和灰缬。郑巨欣于2003年撰写的《中国传统纺织印花研究》在阐释印金时也提及型版，他将这类型版分为两种，即镂空版和凸版。

在这些论述中，郑巨欣和陈维稷均将型版分为镂空版和凸版两种；吴淑生和田自秉直接略过镂空版，将型版与凸版等同；赵丰的分类方式则透露出印染史语境下型版包含的更多细节，即型版包含凸版和镂空版，这种镂空版可采用凹版或阴刻的形式。这里的凹版是指夹缬。郑巨欣在论文中也提到，以前学界认为夹缬有凹版和镂空版两种形式，但他认为夹缬中严格意义上的凹版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型版在印染史中大多指代凸版和孔版，而能否指代凹版曾有过争议，争议的关键点在于两者的印制效果和印制过程不同。然而，印刷分类方式的主要依据是其着墨原理，在中国传统纺织印花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有必要对夹缬与凹版印制原理进行比较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纺织印花语境下型版与西方凹凸平孔印刷版种之间的关系，为之后构建更严密的工艺命名体系奠定基础。

夹缬的凹版属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发展，凹版、凸版、平版和孔版这四种主要的印刷分类方式逐渐形成，这种分类方式随着丝网印刷的广泛应用变得更加正式。此前，传统的孔版技术无法稳定地应用于批量印刷，通常在印制过程中起到辅助和装饰的作用，部分研究者和从业者因此未将孔版视为一种印刷技术，直到20世纪初现代丝网印刷技术出现后，才形成凹凸平孔四大印刷版种各有千秋的局面。

凹凸平孔四大印刷版种的印刷原理与印墨在印版的位置密切相关。如图1所示，印墨在印版凸起处是凸版，印墨在印版凹陷处是凹版，印墨与印版齐平是平版，印墨透过版面的孔隙或空洞则是孔版。

夹缬分为多种，如镂空版夹缬、使用明沟暗渠雕版工艺的苍南夹缬及多色夹缬等。镂空版夹缬属于孔版范畴，苍南夹缬和多色夹缬的着墨原理更加复杂，对其模板的雕刻不能全部镂空，只能在侧面或正面局部留孔，然后将布料叠好夹于其中，再浸入染缸，染料通过小孔进入内部的沟渠为布料着色。例如，1989年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的辽庆州白塔塔顶覆钵内发现的一块棕色地云雁夹缬绢就使用了这种工艺，如图2所示。郑巨欣曾对这块布料进行过复刻实验，采取了正面留孔的方法，他的示意图为我们展现了此种夹缬工艺的复杂和精巧，如图3所示。

如果从图中夹版孔洞处自上而下垂直截取图像，可以得到类似图4的横截面：两片同样的花版夹合之后，布料位于两个相同阴刻的凹槽之间，染料通过上下凿通的小孔进入凹槽，形成对纺织品局部浸染的小染池。虽然染料透过小孔进入染池，但小孔的形状与印花纹样并无关联，因此并不能简单称之为孔版。

此法虽然在印制方式和效果上与凹版印刷相去甚远，但印花纹样来源于凹槽纹样，着色原理也与凹版一致。可以说，此法采用了凹版与孔版结合的印制原理，如果必须为这项工艺找到对应的版种命名，可将其称为半漏孔式凹版，或孔凹复合版。

由此可见，印染史语境下的“型版”可同时指代凸版、孔版和孔凹复合版，而非“stencil”译文“型版”所指的单一孔版。

对孔版漏印战国起源相关资料的考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多篇论文和多本专著，都将孔版的发源时间定位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的主要论据是发掘者将战国崖墓群出土的一块银白色花纹深棕地麻布的印花技术定性为型版，加之同时出土的两块长方形刮浆板与今天丝网印刷用来刮印油墨的刮板颇为相似。

这些文章引用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刘诗中发表在《文物》上的《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文中提到一块银白色花纹的深色麻布，“经过煮炼、染色之后，即行整理熨平，再铺贴于平滑坚实又略有弹性的垫板上，然后用型板印花”，但并未详细描述具体是型版中的凸版还是镂空版，也没有印花模板出土的相关内容。同时，原文中提到刮浆板的用途是“麻皮刮下后留有浆汁，这对于分丝有困难，需要用刮浆板把粘浆刮净，刮浆板扁而薄，体呈长方形”。由此可见，战国崖墓出土的刮浆板的主要用途是使生麻更好地分成可编织的细丝，与今天丝网印刷用于刮墨的刮板相去甚远。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没有现在发达，研究者想找到1980年的期刊文献资料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大部分作者对战国崖墓文物的引用来源于上文提到的陈维稷于1984年出版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与刘诗中相同，陈维稷并未描述战国崖墓出土的印花织物具体是凸版还是镂空版，只说明是型版。而此“型版”是印染史语境下的型版，是为了与绞缬、手绘蜡缬等无印版纯手工染缬工艺区分开的型版染缬，相当于印花模板的总称，与特指孔版的“stencil”完全不同。

同时，将文中增述的“镂空版版体宜薄，有利于涂刮印浆均匀”与“型版印花织物”并列起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时出土的刮浆板可能用于刮印纹样。由此，对“型版”一词语义的混淆导致了对战国崖墓出土文物印花工艺基本原理的混淆，产生了将孔版漏印的发源时间定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偏差。

战国崖墓出土的这块织物是否属于型版印花，郑巨欣在2003年的研究中转引过何堂坤与赵丰对一手资料的描述，“仔细观察贵溪崖墓出土苎麻布，花纹散乱无规律分布，与型版有规律版痕特征相异，呈双面显花效果与西汉马王堆印花特征也不同。因此很难作为型版印花出现的最早实物依据”。

综上，江西战国崖墓出土的银白花纹深色麻布并不能作为漏孔版工艺在战国时期就存在的证据，孔版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仍有待新的史料补充。

（作者单位：法国南特高等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