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

近年来，四川省在艺术乡建领域开展了诸多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在地域文化、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四川省不同地区的艺术乡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现通过梳理四川省艺术乡建的政策背景，分析其地域特色、参与主体作用及协同治理路径，以期为其他地区的艺术乡建提供参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艺术乡建成为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途径。四川省作为西部文化大省，其乡村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特色鲜明，川西、川南、川北、成都周边在艺术乡建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发展模式。艺术乡建涉及政府、艺术家、企业、村民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都有属于各自的角色和职责。深入剖析四川艺术乡建的地域特色与主体角色，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优化路径，对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四川艺术乡建的政策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环节，能够为实现其他四个方面的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对文化艺术推动乡村振兴作出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要有计划地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业文化展示区、文化产业特色村落，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体育产业，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活跃繁荣农村文化市场；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从创意设计赋能、演出产业赋能、音乐产业赋能、美术产业赋能、手工艺赋能、数字文化赋能、其他文化产业赋能和文旅融合赋能八个重点领域赋能乡村振兴。

四川省积极响应国家部署，印发了《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贯彻艺术赋能乡村理念，依托巴蜀大地丰富的非遗资源、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本，推动艺术创作与乡村空间重塑、产业升级深度融合；2021年发布《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在繁荣乡村文化方面，提出推进特色文化产业乡镇、村和文化产业群建设，并对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乡村特色文化等发展作出指导，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繁荣乡村文化的重要法规。此外，《建设文化强省中长期规划纲要》《四川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四川省乡村文化振兴“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在繁荣乡村文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对乡村文化传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乡村特色文化发展等作出详细指导。同时，四川省把“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作为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任务。

这些政策举措既呼应了国家关于“留住乡愁记忆”“推动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又彰显了四川省以艺术为媒介，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为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践范式。

四川省艺术乡建的地域发展特色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多样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艺术乡建在该省多地广泛开展，成为激活乡村文化、促进产业升级、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发展特色。

川西地区：民族特色与民俗艺术

川西地区（涵盖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凉山彝族自治州）凭借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高原生态景观，成为四川省艺术乡建的重要实践区域。该区域以藏族、羌族、彝族等民族文化为根基，通过非遗活化、民俗艺术重构与生态旅游开发等模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经济转型。甘孜州丹巴县甲居藏寨依托“中国最美乡村”的视觉IP，将摄影艺术与民宿经济相结合，形成了文旅融合的典型案例；凉山州昭觉县谷克德通过举办彝族火把节、传统服饰展演等民俗活动，打造沉浸式民族艺术体验区。

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川西艺术乡建实践的本质是民族符号的资本化转换过程。甲居藏寨的传统建筑和谷克德的节庆活动被提取为可消费的文化符号，通过旅游、展演等方式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了乡村知名度。然而，受地理环境封闭性影响，川西地区普遍面临交通可达性不高、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等问题，导致艺术乡建项目依赖季节性客流，且村民参与机制不完善，部分群体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被边缘化。

川南地区：农耕文化与特色产业

川南地区（涵盖泸州、宜宾、自贡等市）凭借深厚的农耕文明底蕴与特色产业文化，构建了以“文化IP”为核心的艺术乡建模式，系统性挖掘地方文化，将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与文化转化为可产业化的文化资本。例如，自贡市荣县乐德镇举办“红土地・田野双年展”，众多艺术家以当地特有的红土地为灵感源泉，将艺术创作与农耕体验深度融合。游客不仅能够欣赏到极具创意的艺术作品，还能亲身参与农耕体验活动，这种独特的体验模式大幅提升了乐德镇的知名度，带动旅游业发展，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增收；宜宾市江安县作为“四川省曲艺之乡”，通过保护传统曲艺、推动创新创作及开展多样活动，传播曲艺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自贡市荣县对传统土陶工艺进行现代化改造，引入当代设计理念，打造陶艺小镇，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文化体验区，以及举办陶艺文化节，使其成为综合性文化旅游目的地。

从文化经济学视角看，川南地区的艺术乡建实践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当地方传统文化被巧妙地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后，其原本蕴含的符号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再生产，从而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成都周边：文创产业与艺术社区

成都周边区域（主要包括崇州市、蒲江县、大邑县等）依托省会城市强大的文创产业辐射效应和消费市场潜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社区”发展模式。该模式引入现代艺术元素，与传统乡村空间进行创造性融合，构建了新型文化生产场域。

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看，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的实践最具代表性。其通过系统性引入陶艺、蓝染等艺术家工作室，实现了从传统农耕聚落到文创艺术社区的转型，形成“文创+旅游+社区”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同样，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竹编”进行产业化开发，不仅建立了专业的竹艺博物馆和体验工坊，更构建了完整的竹编文化产业链。大邑县安仁古镇另辟蹊径，依托保存完好的民国建筑群和博物馆集群，通过定期举办艺术展览和戏剧节等文化活动，成功塑造了“博物馆小镇”的文化品牌。这些案例共同体现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在艺术乡建过程中的互动与重构。

川北地区：文艺扶贫与生态艺术

川北地区（包括广元、巴中、达州等市）的艺术乡建实践具有独特的多元融合与创新驱动特色。在文化资源整合上，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在发展理念上，秉持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理念，推动生态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同时，川北地区注重乡村文化生态的构建，让艺术乡建带来经济效益，守护乡村精神家园，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广元市青川县通过开展文艺活动，注重培养本土文艺人才，大力建设文化活动室、文化院坝、农家书屋等文化阵地，通过美术书法摄影作品下乡展示、文博主题展览、文艺惠民演出活动，丰富村民精神生活，以文化之力助力乡村振兴。达州市“中华李村”借助艺术改造，让彩色房子、艺术装置等赋予村庄新貌，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借李花节、采摘体验、文创产品开发及引进艺术工作室等提升经济活力，守护乡村精神家园。同时，巴中市南江县光雾山地区实践体现了生态美学的应用价值，该地区依托独特的红叶景观资源，通过举办“光雾山红叶节”等文化活动，将自然景观转化为艺术创作载体，举办摄影、写生、歌曲征集等活动。

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看，川北地区的艺术乡建实践是一种对乡村文化记忆的唤醒、重构与传承。文化记忆理论强调文化记忆通过特定的仪式、符号、场所等得以保存和传递，川北的艺术乡建正是借助多种形式激活并强化了乡村的文化记忆。

四川省艺术乡建的参与主体及其角色

四川省艺术乡建涉及政府、艺术家、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等主体，各方在项目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共同推动了乡村艺术化发展。深入分析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及相互关系，对优化艺术乡建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主导下的制度供给与资源调配

作为艺术乡建的核心治理主体，四川省各级政府通过多层次制度安排构建了政策支持体系。在省级层面，《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施行为艺术乡建提供了法理依据，设立“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形成了稳定的财政保障机制。县（市、区）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交易成本，如蒲江县对艺术家入驻的补贴政策显著降低了艺术家的创业风险。乡镇政府扮演社区协调者的角色，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有效改善了艺术乡建项目的硬件环境。

艺术家的文化资本转化与创新困境

艺术创作者在乡建过程中发挥着文化资本转化的重要功能。场域理论视角下，外来艺术家携带的现代艺术理念与本土的文化传统形成了特殊的张力关系，如明月村的陶艺家通过技术传播重构了当地文化生产场域。相比之下，本土传承人虽能保持文化的纯正性，却面临创意枯竭的困境。这种二元对立暴露了艺术乡建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即如何平衡传统守正与创新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艺术乡建过程中，艺术家需要在尊重和传承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艺术理念和创意，实现文化创新性发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较难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导致文化本真性与市场适应性之间产生矛盾。

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与价值冲突

资本主体通过文旅项目开发为艺术乡建注入了市场化活力。文化以及文旅企业的参与提升了项目的商业价值，但商品化逻辑可能导致文化异化。这种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艺术乡建场域中，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博弈过程。企业在进行艺术乡建项目开发时，通常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忽视了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导致文化资源被过度开发。

村民的主体性建构与赋能挑战

作为乡土文化的承载者，村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艺术乡建的可持续性。通过技能培训转化的村民在文化再生产中表现更积极。但实际上仅有少数村民能深度参与艺术创作，多数仍停留在服务提供层面。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不足既缘于文化认知差距，也反映了其在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处境。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身份焦虑进一步削弱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在艺术乡建过程中，村民缺乏参与项目决策与实施的机会，其文化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导致村民对艺术乡建项目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

社会组织的专业支持与资源局限

高校与研究机构通过知识转移为艺术乡建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四川美术学院的社区设计课程培养了一批乡村艺术规划人才。公益组织填补了政府服务的空白领域，壹基金的美育项目覆盖了四川省多个乡村，但受限于资金规模和专业壁垒，这些支持呈现碎片化特征。社会组织在参与艺术乡建时，或将面临资金短缺、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难以为艺术乡建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持和服务。

多主体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

为促进四川省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应着重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一是建立以政府为引导的市场化运作框架。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政府应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划，为艺术乡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鼓励企业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艺术乡建项目的市场化运作。

二是完善艺术家与村民的协作平台。促进文化资本的平等对话，建立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机制和合作平台，鼓励艺术家深入了解本土文化，与村民共同开展艺术创作和文化传承活动，实现文化资本的有效整合和转化。

三是制定企业参与准则，规范企业行为。有关部门应建立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平衡机制，制定企业参与艺术乡建的相关规范和标准，引导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异化。

四是整合社会组织资源。构建持续赋能的支持体系，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各社会组织加强合作与交流，形成系统衔接的社会支持网络，为艺术乡建提供持续、专业的支持和服务。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新时代四川省艺术乡建的政策背景、区域发展特色、问题及参与主体。四川省艺术乡建在政策推动下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地域发展不均衡、参与主体角色冲突等问题。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促进文化资本平等对话，制定企业参与准则及行为规范，整合社会组织资源，进一步推动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和产业支撑。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