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从最初在小众群体之间产生并传播，到逐步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对社会进行了再建构，在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改变了公众的认知和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在社会生活中，网络流行语通过语义建构与语义解构，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本文将详细阐释网络流行语如何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进行互动。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传播结构发生变革，电视、广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网络传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区别于日常用语的语言体系，即具有流行性和特定含义的网络流行语。国内学者大多认为，网络流行语是网络传媒推动的结果，“通常是网民在聊天室和网上论坛时常用的词语和符号”或“与社会热门事件相关联的”，在网络传播中被不断筛选、提炼而成的热门词语。网络流行语表达简洁、均衡，可以通过简短的词语快速传达某种情感或意义，将日常生活空间与群体公共空间结合后进行传播。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网络流行语通常伴随社会热点事件产生，由网民创造并在互联网平台不断传播，甚至部分网络流行语已进入公众日常用语范畴，且在进入公众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义建构与语义解构。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也对当代社会交往方式、语言表达、价值观念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本文将探讨网络流行语如何与当代社会生活进行持续互动，以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网络流行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产生机制

网络用语的产生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最初通过QQ聊天室、网络论坛等平台，进行日常沟通和交流，为了提高交流效率，降低沟通成本，网络流行语应运而生，并在网络平台快速传播，构建网络语言生态体系，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网络流行语深受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喜爱和推崇，成为他们彰显个性、体现“非主流”的一种方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贴吧、微博、豆瓣等平台相继进入大众视野，这些平台不仅具备基础的交流功能，更重要的是，其还具有显著的社会公共属性，为海量网友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在这一时期，网络流行语与社会热点事件紧密相连，具有社会舆情表达的功能。重大公共事件通常会引起公众的广泛讨论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社会热点词被创造出来，与社会舆论紧密相连。互联网平台具有开放、共享、协作、互动的特点，为这些热点词的传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其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众多媒介机构蓬勃发展，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流量”和“热度”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媒介机构往往为了吸引公众注意力，不断追随社会热点，助推某些社会事件的发酵，让其保持热度，甚至某些媒介也成为网络流行语的制造者。

时至今日，网络群体规模持续扩张，快手、抖音等平台以短视频这一新形式，推动了“全民上网”时代的到来，自媒体蓬勃发展，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网民结构。以往的网民多为青少年或上班人士，而现在由于短视频的低门槛性，中老年群体也加入了网民队伍，成为生产和传播信息的参与主体。这一时期，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进入了智能算法时代，技术的更新迭代使其生产形式、传播模式与象征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下，网络流行语更多地体现了某种身份认同，成为宣泄情绪或彰显个性的一种表达，已深度嵌入个体生活。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大多来源于个体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集体感受与认知，引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

网络流行语因其短小精悍、简单易记、内涵丰富、表达直观的特点，一经出现便能快速吸引公众眼球，并具有较强的记忆点，能够为公众所传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传播实际上是技术性与主体性的结合。正是因为网络技术的不断变革，从最初的传统媒体转变为较为封闭网络平台，再到开放共享的社交平台，为公众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对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流行语从线上产生、传播，到线下再产生、再传播的模式，利用网络交互的特点，不断突破个人日常生活空间与社会群体公共空间的隔阂，发生了由传统媒体垄断信息生产到公众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巨大转变，信息传播主体变得多元化。网络流行语作为语言文化符号，经历了由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演进过程，这实际上体现了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程度的不断增强，是社会变迁的符号化缩影，更是人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表征。

网络流行语对当下社会的影响

网络流行语发展至今，已突破了网络这一虚拟世界的边界，与现实社会紧密连接。网络流行语既改变了公众日常用语习惯，打破了现有的语言规则，催生了新型语言表达习惯，又与社会的宏观发展相联系，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实现了集体式话语的表达。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正是在与当下社会的不断互动中，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话语权力的转变

在法国学者福柯看来，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话语的秩序决定了权力的秩序。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力往往被精英阶层垄断，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掌握在特定阶层手中。网络时代的到来，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公众得以突破被动接受者身份，以主动建构者的身份参与信息生产，他们所创造的网络流行语，从最初的小众话语，发展为一种集体式话语的表达，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认知和情感。

中国社会的舆论场在本质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一个是依托党报、国家电视台等媒介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另一个是依托人际和群体传播，特别是以互联网传播为核心的“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往往通过电视或者广播接收信息，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舆论权力全部掌握在具有主导性和控制性的主流媒体手中。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众逐渐在公共网络平台积极关注并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他们在公共网络平台自由公开地表达意见与诉求，深入参与到媒介仪式中。此时，公众争夺了部分话语生产的权力，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由自上而下的阶层体系逐渐过渡为自下而上的民众化。

不仅如此，网络流行语正逐渐渗透主流话语体系，国家权力机关及主流媒体也开始频繁使用网络流行语，甚至加入网络流行语的主动性生产中。主流话语体系通过这种主动性生产，将代表国家意志的话语向公众传播，从而构建其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流行语生产的各个节点，使之相互链接，共构了个体的网络化认知结构关系网，为公众认知提供了联想的空间模型，体现了话语权力的反向互动。

对社会进行再建构

根据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可知，话语就是在表达意义的基础上制造意义，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建构现实。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挤压了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间与空间，社会结构性矛盾在这种飞速转变中逐渐凸显。随着互联网时代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嵌入，社会结构性矛盾因互联网开放、互动的特点，在某个节点被激化甚至放大。公众参与社会事件的讨论时，在巨大的氛围渲染中，个体情绪被不断放大，甚至某些时刻不再是客观性批判，而是情绪宣泄。隐性的社会矛盾在网络世界通过某个事件显化，对社会舆论产生巨大压力，是社会现实在网络世界的延伸。然而，网络空间的激烈表达为公众提供了情绪释放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减压阀”的功能，使现实世界的矛盾得到一定缓解。

网络流行语的创造往往会借用夸张、隐喻等修辞手法，从而产生一类具有传播持久性、能指独特性、社会利用率高的语言强符号，这类语言符号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传播力。但正因其简短的表达，破坏了原有的语言规则，反而难以呈现某件事情的全貌及本质，并为谣言滋生提供温床。公众情绪在后真相的媒介环境中被推向极端，渲染非理性话语氛围，加重非理性社会心理，在无法辨别真伪的网络流言中，政府公信力遭到破坏，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巨大冲击。同时，网络空间成为多元主义盛行的推手。各类意识形态在交流碰撞、文化冲突中得以显现，传统社会中极为稳固的社会观念和信仰体系被不断解构，这种多元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先进性、合理性和权威性。

网络流行语的使用已成为网民确定生活方式和表达个性的一种手段，并以此为标准实现身份区隔。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集体表达且风靡一时的网络用语，更加深了他们对某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网络流行语为社会群体的划分提供了一个分类系统，网民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社会群体的划分突破了传统范式，改变了社会的集体认知。网络流行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崛起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并在与社会、公众的多向互动中，对社会进行了再建构，并延伸了现实社会。

改变认知与语言表达

过去，公众主要通过阅读报纸、书籍、杂志等渠道获取信息，是一种精阅读模式；互联网时代，即时、海量、易搜索的网络平台出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前互联网时代的精阅读模式被网络时代的浅阅读模式取代。公众越来越缺乏阅读大量文字的耐心，抓人眼球的标题或图片成为其主流偏好。

部分网络流行语实质上是标签性的语言符号，通过不同的身份特性对全体网民进行分类，构建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但过于标签化的描述会磨灭个体某方面的个性，当公众对某件事或某个群体做出评价时，其语言系统已被大量的网络流行语充斥。为了简单、省力地表达，且出于日常语言习惯，公众更倾向对事件或群体进行分类，并将其与当下流行或曾经流行的网络热词相对应。

这种“贴标签式”的认知与表达，一方面，强化了自我建构的身份认同，同时由个体认同逐步发展为强烈的群体认同；另一方面，这种扁平化的表达忽略了事件或个体间的差异性，过分地强调共性，并未认清本质特征就轻易做出结论和价值判断，缺乏思考的过程，形成了思维惰性，促进了同质化思维的形成。当内核迥异的事件或个体因表面相似性被人们使用共同的网络流行语进行阐述时，网络流行语实则完成了对公众语言系统的规训。

网络流行语在社会生活中解构再建构

网络用语最初出现在少数个体或群体中，是其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后与具体事件或感受相结合，在大众领域进行传播，并不断被用于新知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网络流行语丰富了其内涵和所指，获得了语义和语用扩展，既存在自下而上式的语义抽象概括和规约化识解使用，又存在自上而下式的语义具体化改变。网络流行词在当今社会经历了语义建构到语义解构的过程，其通过语义建构进入公众视野，被公众普遍接受并频繁使用，并在融入公众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内容，同时，公众会对其进行语义解构，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不断适应社会新变化。

以“内卷”这一词为例，1963年，人类学家格尔茨借“内卷化”一词分析爪哇岛的农业现状，赋予该词“毫无意义和进步的精致复制”的象征意义。2000年，我国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首次对格尔茨所提出的“内卷化”进行了解释，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词语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将其概括为“无法向外扩展”“发展缓慢”“路径依赖”“复制旧体制”。“内卷化”这一词由国外引入国内，不同学者对其进行解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语义建构的过程。

而“内卷”之所以进入网络讨论领域，是因为某位清华学生描述清华计算机专业内部竞争激烈，但这一专业并没有整体发展的现象。这一现象迅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强烈共鸣，在这一时期，“内卷”一词与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经过语义解构，增添其“内部竞争”的含义，在网络环境中被建构并出现在公众视野，进而被公众接受，迅速流行。在之后的网络生态中，“内卷”一词被频繁应用于各种领域，不断被解构用以解释类似的情境。

使用同样言语的不同主体，因个体经历、认知、知识、经验的差异，面对同一词语时的感知会有所不同。个体对某一词语进行解释并使用时，会不自觉地对其进行语义解构，且在解构过程中进行合理补充，融入个体认知，再进行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取向的言语表达。“内卷”一词发展至今，虽基本延续了最初“内部竞争”的含义，带有消极感情色彩，但也有一些人提出基于当前社会现状，“内卷”造成的竞争并非完全无效。当前语境下，“内卷”主要涉及“升学”“学历”等相关话题，多指学生在竞争压力下被迫增加投入，却未获相应回报的困境。但将“内卷”这一行为置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我国国民学历水平极速提升，这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层面，“内卷”摆脱了原本的消极含义，随着社会发展的过程逐渐被赋予一定的积极意义。“内卷”这一语言符号被建构并出现在大众视野，又经过多方力量的解构，不断拥有新的内涵和象征意义，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吸收一定的社会现实，最终回到社会，反映了社会实践。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着当下的社会生活，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传播方式。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大量的网络流行语也应运而生。这些网络流行语最初在小众群体间盛行，通过网络技术的不断变革，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开启了“全民上网”时代。此外，网络流行语也从私人空间走向了社会公共空间，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用语，以及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体现。

网络流行语与当下社会生活不断互动，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过去，话语权被精英阶层垄断；如今，公众成了话语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实现了由自上而下的阶层体系到自下而上的民众化的转变。不仅如此，公众在网络空间不断参与社会热点讨论，催生了网络流行语，既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又对社会进行了再建构。此外，网络流行语也不断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使得主流媒体也加入了网络流行语的生产和创造中。网络流行语通常为标签化的词语，在网络热词的氛围下，公众被简单地分类并贴上了标签，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个体的认知，在建构群体身份认同的同时，改变了公众的语言表达习惯，使其对某一事物的评判只停留在表面，而忽略了其本质特征。

网络流行语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反作用于网络热词的产生和传播。网络流行语最初被某一个体或群体所建构，并在传播过程中，因接收者之间差异化的影响而被不断解构，拥有新的内涵与象征，在焕发顽强生命力的同时，扩大了传播范围。此外，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网络流行语还影响着集体认知与情感认同。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