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

由陈伯逵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声》（1931―1932）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其以“量质互济”为宗旨，致力于推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学术交流。《中国图书馆声》通过“智囊”“邮筒”等特色栏目，构建了学术研究、实务互动与行业资讯相融合的学术传播平台，首创跨学科知识索引与编读互动机制，促进了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载文主题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涵盖图书馆建设、分类编目等领域。该刊虽仅存续10期，却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体系的构建、行业标准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是考察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与学术期刊社会功能的关键个案。

创刊背景和历史沿革

1931年9月，民国图书馆学家陈伯逵以“上海图书馆用品社”的名义，于上海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中国图书馆声》（以下简称《图书馆声》），并亲任总编。该刊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领域重要的专业刊物之一，在发行之初，由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徐佩璜为其题写刊名，得到官方认可，创刊号还收录了图书馆学泰斗杜定友的学术专论，获得学界重视。从发行周期来看，《图书馆声》自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每月定期发行，共发行10期，其中第9、第10期合并发行。陈伯逵在合刊发行这一期的“编后余话”提及，“本刊出版以来，深蒙图书馆界同志纷纷惠稿。鸿篇巨著，美不胜述。刻下堆积甚多，诚非初办时之所能逆料，容当择其优者，陆续刊出”。可以看出，此时稿件充足，仍具备继续刊行的条件，陈伯逵对后续发行依然有明确的计划，并无主动停刊的意向。然而，在现存史料中暂未找到第10期之后的发行记录，虽无停刊声明，但笔者推测《图书馆声》突然停刊或与上海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具体缘由待新史料的发现进一步考证。

办刊宗旨

《图书馆声》的办刊宗旨从发刊辞可见，“提倡全国图书馆事业，沟通全国图书馆声息，从提倡一点上，求全国图书馆之量增多，以充实空间；从沟通一点上，望全国图书馆之质改善，以经济时间”。这一双重的设想体现了陈伯逵对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系统性思考，既强调通过规模扩张实现图书馆服务空间的拓展，又注重图书馆间的信息共享，以提升行业运行效能，其“量质互济”的办刊思路具有鲜明的时代前瞻性。从当时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生态来看，1929年11月，宋景祁在《促进中国图书馆的方法及其经过》一文中指出：“国内出版的图书馆杂志，为数不多。只有上海协会之杂志、中华图书馆协会之会报及图书馆学季刊、江西省立图书馆刊行之图书馆、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消息（月刊），及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等。”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稀缺性与分散性，正与《图书馆声》发刊辞中“近数年来，按诸统计，量的方面既未见增多，质的方面亦殊鲜进步”的描述形成互证。陈伯逵创办该刊，实为构建跨地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以期刊为载体破除“学术孤岛”现象，其“沟通声息”的诉求直指民国时期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协作困境。

栏目架构

《图书馆声》创刊初期无固定栏目，但内容大致聚焦图书报道、图书交流方面。随着办刊实践化，到后期形成了“智囊”“邮筒”“附刊”“启事”及“广告”等相对固定的栏目，构建了学术研究、实务交流、行业资讯相融合的立体传播格局。此外，该刊会不定期刊载上期或本期的“著者略历”，介绍作者的教育背景、任职机构等学术身份信息。

智囊

作为《图书馆声》的核心学术阵地（第2―10期），“智囊”栏目一直践行陈伯逵“使一般读者，以本刊为智囊，凡关于图书或图书馆之介绍与批评，学术之疑问与辩论，苟措辞恳挚严正，不含攻计之意味。本刊亦可为之披露”的办刊理念，为读者介绍图书馆学领域的前沿成果，并提供经过筛选的学术资源。陈伯逵亲自撰写的《百科参考资料标题类辑》系列（共8篇），构建了包含23个学科门类的知识导航体系。该刊文献著录采用“学科分类+题名+作者+出处”的格式，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专题文献索引领域较为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的学科分类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框架，将“商情”“工业状况”等新兴学科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业领域并置，既体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知识重构，又彰显了立足行业、服务社会的办刊取向。该栏目的跨学科资源整合为当时图书馆馆员的知识更新提供了重要支撑，影响广泛，反响颇佳。有读者致信称“智囊”对其有极大益处，坦言读何种书报，求何种知识，仅需到“智囊”栏目一查即可。

邮筒

作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里较为少见的“编读往来”互动栏目，“邮筒”栏目（第2―10期）刊载了读者来信和编辑回函，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搭建了一个让图书馆专业人士能够互相交流的平台。从现存的13组往来信件中可以看出，陈伯逵作为主编，既要解答专业技术难题，如对施政钊《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商榷》的逐条分析回复，还要协调读者的职业发展问题，如帮助叶震东寻找工作出路，同时也有图书馆馆际之间的协作，如协助浙江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开展馆际借阅服务。这种把读者提问和编辑答复都公开刊载的方式，改变了以往传统期刊只能单向发文的形式，形成了“提出问题―专业应答―实践反馈”的良性循环互动机制，这在当时的图书馆学期刊中十分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从1932年2月第6期开始，该栏目不再完整刊登读者来信内容，只保留编辑的回复函件。

启事

《图书馆声》设有“启事”“本刊启事”“本刊紧要启事”和“本刊特别启事”栏目，依据启事多少，又分一则、二则等。“启事”和“本刊启事”着重声明著作权规范、订阅细则等行业惯例；“本刊紧要启事”披露因时局导致的出版延期，如1932年3月第7期“本刊紧要启事”详述“本期以沪变突起，致迟出版”的实情；“本刊特别启事”则申明“本刊以心力贡献社会……绝不以售得之款项图微利”的非营利立场。这种分层信息披露机制，保障了读者的知情权。

附刊

在第2―6期“附刊”栏目出现的《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中文书目》，使用了杜威十进分类法进行编目。该书目详细列出了包括通书、哲学、教育在内的多个大类，既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现代学科，又涵盖方言研究、美术创作等细分领域，共计几十种不同学科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负责整理书目的陈伯逵恰好担任该校的图书馆主任，又是《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的作者。因此，这一书目不仅完整记录了伦理学等传统学科分类，还特别加入了应用科学等新兴门类，体现了中西分类的重要尝试。作为民国时期较为少见的中学校级西式藏书目录之一，该书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小型图书馆编目实践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样本。

广告

该刊“广告”栏目呈现“有限商业化”特征，且占据的版面空间较小，主要刊登上海图书馆用品社产品推广、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招生信息以及学界书籍刊物推荐等信息。这种以行业自营机构为主的广告策略，既缓解了办刊的经费压力，又能维护专业期刊的学术纯粹性。值得注意的是，《图书馆声》在1932年1月第5期刊登《四库大词典》广告时，嵌入王云五先生的介绍，“我认为这书真是我国第一部最适用最便检查的图书大辞典！对于我国读书界向来所感的‘从何处读起’的困苦，可以一举解除”。这种专家“背书”的学术营销模式，在当时的学术出版物推广中还较为少见。通过权威学者的话语赋能，既保证了广告内容的学术品格，又显著提升了专业读者的接受度，为当时学术期刊的广告运营提供了参考。

载文主题分析

《图书馆声》从1931年创办到次年停刊，在其短暂的存续期间共发行10期，总计载文126篇。每期载文量为12到13篇。从载文主题类型来看，《图书馆声》刊载的信息范围较广，内容涵盖了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按照主题可分为15类。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内容是广告（28篇，占22.22%）和各类启事（16篇，占12.7%），两者合计超过总刊载量的三分之一，此两项虽载文量占比偏高，但所涉及的篇幅较小。具体来说，广告内容包括新书出版预告、旧书流通信息，以及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招生简章这类实用信息，启事则包含期刊订购通知、发行信息及各类声明等。由此可以看出，除学术内容外，《图书馆声》具有部分实用价值，表明该刊不仅是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也是当时行业内信息流通的中心之一，能够为图书馆界整合资源、协同配合提供必要的信息来源。此外，图书馆（15篇，占11.9%）、读者交流（14篇，占11.11%）以及目录学（13篇，占10.32%）这3类主题的载文量占比达33.33%。这表明《图书馆声》对各种类型、多样性质图书馆实践内容的关注，对图书馆业务操作流程及理论知识学习的迫切需求，以及搭建读者信息交流平台势在必行和不可或缺的迫切性。所以，《图书馆声》作为一家办刊时间相对较短的行业刊物，其载文主题不仅反映了时代需求，还聚焦“实用导向”，有效实现了学术资源与行业资源的深度融合和协同，为早期中国图书馆学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供了保障与支持。

学术特点

多样化的栏目设置

《图书馆声》栏目设置多样且丰富，通过五大栏目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实际应用，再到资源整合的完整学术体系。其中，作为核心的“智囊”栏目打破了传统学科界限，以跨学科的知识框架重构研究模式，持续提供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多领域前沿成果。其所辑录的《百科参考资料标题类辑》系列包含23个学科门类，开创了知识服务模式的新形式。以该刊第9、第10期“图书馆学类”为例，既有《中文编目论略之论略》这类学术理论性探讨，又有《中文编目中之标题问题》这样的实践指南，形成从学术研究到实践应用的良性循环。“邮筒”栏目注重与读者互动，通过刊载读者与编辑的往来信件，开启了从学界到业界的对话模式。就现存的13组往来信件来看，直接的编读互动不仅促成了《图书馆服务人员应用文书》这一图书馆行业规范与章程的制定，还解决了诸多图书分类实践中的技术性难题。此外，该刊的“读者提问―专家答疑”互动方式亦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中独具个性的学术传播模式。

兼容并蓄的学术理念

《图书馆声》的学术理念从办刊宗旨中即可窥知一二，更通过持续性的办刊实践将这种兼容并蓄的学术理念贯彻到了实处。《图书馆声》载文范围较广，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到图书馆事业，从图书分类法到目录文献学，凡与图书、图书馆相关者，或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有益者，皆有论述。此外，该刊立足本土图书馆事业发展需求，系统刊载了国内公私图书馆机构的实际情况，又开设了国际观察窗口。例如，1931年12月第4期《本年中外图书馆事业之鸟瞰》持续译介了英、法、日等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动态。这种跨越地域与文化的学术交流信息，既彰显了《图书馆声》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野，又是其兼容并蓄学术理念的具体表现。

历史贡献与时代意义

推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

《图书馆声》以“全国图书馆事业之提倡，图书馆声息之沟通”为办刊宗旨，通过沟通、交流图书馆界各类信息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主编陈伯逵长期致力于图书馆建设，先后帮助上海民立中学图书馆、上海爱群女子学校图书馆、上海一区党部图书馆筹建开馆，以及将有关上海市图书馆建设的意见书呈递给市政府。该刊通过刊载《有望子如日初升的上海市图书馆》等专题报道系统输出建馆经验，既有《上海市教育局征求市立图书馆暂行办法》等政策文献的权威发布，又通过《无锡县公私立图书馆一览》等区域性调研报告提供实践参考，更刊登《全国图书馆统计》等数据样本，为行业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此外，《图书馆声》中还刊载了大量图书馆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积极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报道，如开办及宣传推广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改善图书馆馆员待遇与社会保障、提高图书馆馆员专业素养、促进图书馆的标准化建设、倡导各地方图书馆建立等。

促进民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图书馆声》在促进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体系构建上的独创性在于其以上海图书馆学函授学校实现了“学术―教育―行业”的循环模式。该校章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毕业学员修业完毕时，须先寄本社论文一篇，俟本社连同平日成绩审查及格后，给予中英文对照证书一纸。”这种毕业方式改变了传统结业考试的形式，采用了论文考核与过程考核双轨制考核办法。在《图书馆声》中，还可以看到多名学生的研究成果，如谭祥烈《巡回图书馆和通讯图书馆》、李瑞华《家庭图书馆和家庭教育的关系》、朱作孚《怎样引起阅读兴趣》、方承谟《最适用的图书分类法与检字法》，均反映了学习内容的专业性，以及学术训练与职业技能的结合。此外,《图书馆声》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还通过持续刊发招生信息、课程设置和教学动态，建立了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积累的良性循环系统。

《图书馆声》虽然仅发行10期，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图书馆声》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成果之一，其于字里行间与版面呈现中，充分彰显并传承了陈伯逵的学术理想。这既是陈伯逵倡导的“量质互济”办刊宗旨的结果，又是他始终不渝的目标所在，其开创的“智囊”索引体系与“邮筒”互动机制，改变了传统期刊单向传播知识的模式，推动了图书馆学知识传播与行业实践的有效连接。从现代角度来看，《图书馆声》提出的学术为公的思想、专业化服务模式，对当今图书馆学期刊建设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图书馆声》短暂而璀璨的办刊历程，不仅是民国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进程的微观缩影，更成为考察近代中国学术期刊社会功能的重要样本。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