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重要又紧迫。城隍庙作为兼具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建筑类型，需从宏观角度把握其价值所在，明确其保护利用的系统原则。本文通过梳理当前城隍庙保护利用的概况，对现有使用模式进行梳理，总结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立足20世纪90年代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提出研究传统文化保护的关键在于文化记忆的选择和传承，进而构建城隍文化记忆，分析城隍庙的记忆载体特征，明确城隍文化的核心在于形成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并指出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的保护利用需在这一文化框架内评议和展开。

　　城隍庙是祭祀城隍神的场所。城隍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深刻影响。城隍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对城墙(古人谓之城)和护城河(古人谓之隍)的自然崇拜，到唐代开始趋于普遍，至宋朝时被列入国家祀典，明清时期最为兴盛。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与司法的监察者，位列道教神系，其职能涵盖护佑民生、祈雨疏涝、惩恶扬善、接引亡魂等，具有阴阳共治的特征。

　　城隍庙的出现略晚于城隍信仰的产生，据记载最早见于北齐年间，名“城隍祠”。唐宋时期，城隍庙多建于江南地区;金元时期开始，中国北方地区的城隍庙日益增多。直至清代中后期，城隍庙遍布全国城市和乡村，城隍信仰和中国社会融为一体，成为最具普遍性的信仰之一。

　　留存至今的城隍庙建筑数量有限，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均具有极高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其保护利用的方法和策略。

当前城隍庙保护利用的概况

政策支持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重视。城隍庙作为承载丰富历史文化记忆的古建筑，其保护利用工作得到了多层面政策的有力支持。这些政策从法律法规、资金扶持、规划引导等层面出发，为城隍庙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保障。

　　2008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既要着力解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又要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为城隍庙的保护利用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

　　随后，各级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出台了系列针对性政策，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包括城隍庙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积极探索通过政策引导与规划利用，将城隍庙纳入市域文旅发展，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现有使用模式

　　在大力保护文化遗产的背景下，多数城隍庙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较好的保护利用，有代表性的做法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城隍庙在日常使用中以宗教功能为主。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是上海城隍庙，它坐落于上海的豫园商圈，是道教正一派的重要道观，明代永乐年间建成以来，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香火。上海城隍庙中的各类宗教仪式、祭祀活动等均严格遵循传统习俗，传承着古老的道教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格局中占据着独特地位。这种以宗教功能为主导的模式，使城隍庙成为民众寄托精神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教活动不仅为信徒和大众提供了心灵慰藉，还有效传播了道教文化与城隍信仰。这一模式可维系城市的文化脉络、强化当地的地域文化，使当地民众形成强烈的地域文化记忆。

　　二是城隍庙在日常使用中主要作为社区文化中心。部分城隍庙虽供奉有城隍神，但被作为社区文化中心使用，这种情况多见于县域内的城隍庙。当地民众可在城隍庙中阅读、学习、排练，部分传统戏曲表演、民间手工艺品制作等民俗活动也会在城隍庙中开展。这种做法使城隍庙充分融入社区生活，成为民众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增强了其归属感。然而，这一模式虽在一定时间内延续了城隍庙的留存时间，但随着社会发展，多数地方会新建群众活动中心等文化场所，进而将上述功能迁出城隍庙，迫使城隍庙陷入功能空心化的困境。

　　三是城隍庙在日常使用中以文旅开发为主，这一做法以平遥城隍庙为代表。平遥城隍庙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内，与古县衙分列东西，是古城游览必不可少的部分。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是城隍爷的诞辰，平遥城隍庙会举行城隍出巡祈福的活动，同时举办城隍庙会，吸引大量游客。近年来，针对不同游客的差异化需求，平遥城隍庙联合旅行社、道教协会、摄影协会等机构，构建了学术考证、摄影定制、亲子启蒙、银发慢游等针对不同群体的游览模式，直观生动地阐释城隍庙中的道藏档案、明代道教壁画工艺、六曹职能等内容，改变了游客以往“蜻蜓点水式”的旅游模式，更契合当代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当前城隍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隍庙本体的衰落

　　在物质层面，城隍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构成元素，留存至今的多为明清时期建筑，迄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且建筑元素大多残损不全。部分地方的城隍庙因旧城更新而被拆除或部分拆除，幸存的部分也因缺乏维护而日渐衰败。诸多城隍庙在悠长岁月中被用作不同用途，可能被用于办公、学校、住宅、商铺、宿舍、仓库等，建筑结构和空间布局亦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在开展城隍庙保护工作时，文保部门常面临权属不清、“甲方”众多、诉求冲突等问题，加大了还原城隍庙原本面貌的难度。此外，城隍庙周边区域往往先于城隍庙进行了高强度的城市开发，新的街区风貌与城隍庙的整体面貌不尽相符，易造成历史的割裂感。

　　在非物质层面，传统的城隍信仰和市民记忆正逐步消失，城隍文化从官方话语到大众认知均日渐边缘化。人们往往简单粗暴地为民间信仰贴上“迷信”标签，城隍蕴含的统领地方、理治社区、公正司法等积极属性易被忽略。城隍祭祀与巡游仪式是城隍信仰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城隍庙专属的特色活动，但现在仍保留这一仪式的城隍庙屈指可数。一方面是由于城隍信仰不被重视，另一方面与掌握祭祀仪式的专人年岁见长、力不从心有关，年轻一代少有人学，导致相关祭祀仪式面临失传风险。此外，城隍庙附着的历史叙事、民俗活动基本淡出了现代人的视野，幸存的城隍庙仅被作为展现城市历史的“背景板”，成为少数人的打卡景点。

　　2.城隍庙保护利用中存在不足

　　尽管当前城隍庙的保护利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部分城隍庙采取静态保护的方式，切断了与社会的文化互动;另一方面是部分城隍庙陷入了过度商业化的使用状态，导致其原有的文化氛围和历史风貌遭到破坏。

　　处于静态保护状态的城隍庙，有的成功完成了建筑修复，由社会团体与文化机构专门使用，不面向大众开放;有的仍处于濒危状态，建筑破损情况较为严重，因维修资金不足或维修方案未定而无法及时进行全面修缮，面临随时倒塌的危险。

　　部分城隍庙经修缮后，管理方急于创造收益，利用庙内的建筑引入众多经营业态，售卖的商品与城隍文化缺乏关联且经营模式单一，严重破坏了城隍庙的整体文化氛围，游客难以感受到城隍庙的文化内涵，周边居民对城隍庙的文化认同感也随之下降。过度商业化成为当前城隍庙保护利用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文化记忆理论的内涵

　　基于城隍庙独特的文化价值，需在既有政策的引领下，结合艺术理论逐步解决当前城隍庙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文化记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n)及其妻子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共同提出的，融合了社会学、文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复杂概念。这一理论不仅为认知不同文明成长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崭新视角，还有助于重新审视并定义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文化记忆理论传入国内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如何将其运用到理解、定位、认同中国历史文化的宏大课题中。

　　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认知综合，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中，这些认知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经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断了解和实践，逐步趋于固化。以“回忆”概念为核心，已形成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过去”无法原封不动地悉数保留，文化记忆关注的是过往的某些焦点，通常被提炼成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文化记忆是长期的、制度化的记忆，能够流传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因个体消亡而消失。它依托符号载体对记忆中的抽象事物进行具象化展现，以此维持文明的延续。这种符号载体可能是建筑、文字、音乐、传说、节日、仪式等，使文化记忆得以形成并世代传承。

　　阿斯曼认为，传统应被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正典和经典的确立是传统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经筛选后保留的记忆，与群众、历史、文化息息相关。拥有相同“过去”的群体，在精神层面共享同样的感受、遵守共同的规范、认可共同的价值，并共同维护有关记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逐步生成共同的文化记忆。人们借助共同的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身份的认同，得以塑造群体身份、形成集体凝聚力，进而构成“我们”这一共同体。

　　记忆、认同和文化延续三者紧密关联，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凝聚共同目标，也串联起过去和现在，孕育面向未来的希望。社会通过构建回忆文化的方式，形成了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这一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是对人类文明现象的冷静观察和思考总结，从宏观角度把握了文化发展与人类认知的规律，揭示了集体身份认同的根源与文化传承的机制，对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文化记忆理论与城隍庙保护利用的价值关联

建构城隍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扎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扬·阿斯曼深入研究了古代埃及、以色列、希腊三个文明中的文化记忆是如何形成的并发挥了何种作用，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城隍文化绵延数千年，与中国古代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百姓生活深度融合，相关史料更是数不胜数，我们需要在经年累月的“回忆”中筛选、提取被固化的集体经验，即明确被传承的共同记忆是什么。

　　各地城隍庙均流传着关于城隍爷身份起源的故事，虽然故事主人公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有所不同，但是故事主线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忠臣义士如何在危机降临时守护城池乃至以身殉城，最终化身城隍。另一类故事则是关于城隍爷如何明辨是非，帮助普通市民寻回公道、惩恶扬善。这些“回忆”口口相传，被文人诉诸笔端，形成了阿斯曼所说的“群体共享的道德与秩序共识”，通过城隍庙这一媒介实现了世代传承。

　　上述有关城隍爷的故事均折射出古人对国家长治久安、官员公正贤明、百姓平安幸福的向往，本质上是群体对社会秩序的诉求。城隍文化中的记忆核心，在于“家国同构、公正爱民”，这也是城隍文化记忆反映出的共同价值观。正是基于这一共同认知，城隍文化才能经历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仍保持一致性，传承至今。

从文化记忆视角分析城隍庙

　　从文化记忆角度分析，城隍文化依托城隍庙这一载体传承。要想传承城隍文化、强化城隍文化认同，就要厘清现存的记忆载体，根据不同载体的形式与特点分别提出保护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创新和广泛传播。

　　城隍庙是城隍文化的记忆场所与重要载体。城隍庙本身的建筑、院落、殿内的雕塑、祭祀的器物、留存至今的碑刻，以及城隍庙所在的街区，都是构成城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它们的历史形象，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包括保留街区内与城隍有关的地名，都是保护与传承城隍文化的重要抓手。

　　与城隍相关的史料、戏剧、年画、传说、故事等，是经时间积淀的文化记忆载体，需由专业人员梳理编辑、整理成册，以适配形式进行展示和宣传。城隍祭祀仪式、城隍巡游、向城隍祈福与城隍庙会是极为活跃的记忆载体，需对其在历史上的具体形式、操作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再思考如何结合现代生活方式、大众需求和场所条件对其进行创新式恢复。

塑造群体身份，传承城隍文化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构建文化记忆、明确记忆载体，是实现群体身份认同的前提。处于同一社区、城镇的群体，由于其共享关于城隍的文化记忆，因此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寄托，从而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各地的城隍庙虽然建筑形式有所差异、城隍神的代表人物有所不同，但都追求“家国同构，公正爱民”的精神，体现了城隍信仰的一致性。城隍文化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保护利用的核心在于发掘和保护有关城隍的文化记忆，这有助于解决当今文化断裂、缺乏身份认同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针对城隍庙的保护利用应从保护记忆载体入手，利用其典型的文化记忆叙事弘扬城隍文化，塑造面向未来的道德基础，这也是判断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否得当的标准。相关主体需重点保障城隍庙建筑的原真性，从城隍文化出发构建传播内容和旅游模式，而非单纯将城隍庙作为旅游景点。以更加适合当代人的方式阐释和解读被认同的城隍文化，如设计“城隍爷”形象的IP、动画短片、情景互动等;将城隍文化与城市定位有机结合，发挥城隍“镇守一方、福佑百姓”的作用;恢复城隍巡游与城隍庙会，让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均能亲身体验城隍文化，从而创造新的城隍文化记忆，实现城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