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儒

现通过文献研究、田野调查与比较分析，系统梳理河州花儿在黄河流域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谱系变体，对比“政府―民间双轨”“民族协同”“文旅融合”三类传承机制的运行逻辑、优势与局限，揭示跨区域非遗“谱系共生”与“机制适配”的内在规律，为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非遗具有跨区域特性。河州花儿作为黄河上游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歌谣类非遗，其传播范围与黄河流向高度重合：以甘肃临夏为“文化原点”，沿黄河向西延伸至青海海东（湟水谷地），向北辐射至宁夏固原（清水河流域），形成覆盖黄河上游甘青宁三省（区），涉及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6个民族的“跨区域文化带”。

黄河流域河州花儿的跨区域概念界定

黄河流域跨区域非遗：指起源于黄河流域某一核心区域，因人口迁徙、商贸往来、民俗互动，沿黄河流域扩散至多个行政区域，具备“文化同源、形态异质”特征的非遗。其核心属性包括“空间跨域性”（覆盖多个行政区域）、“形态共生性”（核心形态与区域变体共存）、“文化关联性”（不同区域共享核心文化基因）。

河州花儿的谱系：指河州花儿在跨区域传播中，因地理环境、民族结构差异形成的“核心形态―区域变体”体系，包括音乐形态（旋律、节奏、乐器）、唱词题材（生活场景、民族习俗）、表演场景（花儿会、节庆、日常对唱）三个维度的差异与关联。

传承机制：指非遗在代际传递中形成的“主体―路径―保障”系统，包括传承主体（政府、民间艺人、文旅企业）、传承路径（师徒相授、学校教育、文旅展演）、保障措施（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法律保护）三个核心要素。

黄河流域河州花儿的跨区域谱系梳理

核心形态：甘肃临夏的“原生性花儿”

音乐形态：以“河州令”为核心曲牌，旋律结构为“起腔―平腔―落腔”三段式。起腔采用“高音起调”（如“5―6―5”），融入回族“宴席曲”的喉颤音技巧，以增强抒情表达；平腔为“2/4拍均分节奏”，适配河州方言“声母简化、韵母拉长”的特征（如“尕妹”读作“gǎ mèi”，尾音延长2拍）；落腔以“低音收尾”（如“1―2―1”），呼应农耕生活“踏实安稳”的心理需求。伴奏乐器以“三弦+咪咪（回族竹制吹管乐器）”为主，三弦负责低音支撑，咪咪模拟人声高音，形成“浑厚与明亮”的音色互补。

唱词题材：以“农耕生活”与“真挚爱情”为核心，唱词即兴性强，多采用“比兴手法”，以黄河流域的自然物象为喻体（如“牡丹”“黄河水”“麦子”）。例如，“青石头底子的药水泉，冰糖呀化成个水哩；尕妹是才开的牡丹，阿哥呀看成个你哩”――前句以“药水泉”（临夏本地泉水）喻“纯净”，后句以“牡丹”喻“尕妹”，既贴合农耕生活场景，又传递爱情的纯粹。

表演场景：以“民间自发花儿会”为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是松鸣岩花儿会（国家级非遗），每年农历四月廿八举办，回、汉、东乡等民族群众自发参与，无固定舞台、节目单，艺人与观众“围圈对唱”，形成“人人皆可唱、人人皆可听”的民间狂欢场景。2024年松鸣岩花儿会参与人数超12万，其中85%为本地群众，60岁以上艺人占比达40%，保留了“师徒现场传艺”“即兴创作比拼”的原生传承模式。

区域变体一：青海海东的“多民族融合花儿”

音乐融合：在“河州令”的基础上，融入撒拉族“骆驼泉调”的切分节奏与土族“安昭舞”的欢快旋律。例如，“撒拉令”花儿“骆驼泉的水呀清又清，撒拉呀汉子把茶运”――旋律采用撒拉族“1 2 | 3・5 3 |”的切分节奏，模拟马帮“骑马赶路”的颠簸感；结尾加入土族“安昭舞”的“5―3―2”跳进旋律，营造欢快氛围。伴奏乐器新增撒拉族“四弦琴”（中音柔和）与土族“梆梆”（打击乐器，节奏鲜明），形成“三弦+咪咪+四弦琴+梆梆”的多民族乐器组合。

唱词融合：多民族词汇与生活题材杂糅，出现“汉语为基、民族词汇点缀”的语言风格。撒拉族花儿中常用“骆驼泉”（撒拉族发源地符号），如“骆驼泉哟水长流，黄河的水儿不停留”；土族花儿中融入“阿姑”（土族对少女的称呼）、“纳顿节”（土族传统节日），如“纳顿节上阿姑笑，花儿呀唱得人心跳”。题材上新增“商贸生活”（如马帮驮茶）与“民族节庆”（如纳顿节、尔德节），形成“多民族生活图景的集合”。

场景融合：花儿会成为“多民族协同参与”的民俗平台，典型案例是孟达天池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举办，撒拉族艺人唱“撒拉令”、土族艺人唱“土族令”、汉族艺人唱“河州令”，彼此“接唱”“和唱”，甚至“跨民族改编”。2024第六届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循化赛区设置“多民族花儿对唱赛”，要求参赛队伍必须包含至少两个民族的艺人，最终夺冠的“回撒组合”（回族艺人马小明、撒拉族艺人韩晓英），将“河州令”与“撒拉令”融合，创作出《黄河边上一家亲》，成为多民族唱词融合的代表作。

区域变体二：宁夏固原的“中原化改编花儿”

音乐形态：简化“河州令”的民族化技巧，融入中原“信天游”“爬山调”的旋律特征。起腔取消回族喉颤音，改为“平直起调”（如“3―2―1”）；平腔采用“4/4拍规整节奏”，适配中原方言“声调平缓”的特征；落腔加入中原“拖腔”技巧（如“5―3―5―1”），增强旋律的流畅性。伴奏乐器以中原“板胡”（高音明亮）替代回族“咪咪”，三弦与板胡组合，形成“中原戏曲式”的伴奏风格。例如，固原花儿《六盘山高黄河长》中的“六盘山高呀黄河长，固原呀人民把家创”，其旋律接近中原“爬山调”，仅保留“河州令”的核心节奏，民族化特征弱化。

唱词题材：新增“中原农耕生活”与“红色文化”题材，传统“爱情题材”占比下降。中原农耕题材如“麦子黄了割麦忙，镰刀呀磨得亮堂堂”，贴合汉族移民的生产场景；红色文化题材如“六盘山上红旗飘，花儿呀唱给党听好”，将花儿与固原“长征圣地”的红色资源结合，形成“红色花儿”新类型。唱词语言以“中原官话”替代河州方言，减少民族词汇，如“尕妹”改为“妹子”，“阿爷”改为“大爷”，以提升中原群众的理解度。

表演场景：从“民间自发对唱”转向“官方组织的舞台展演”。典型案例是固原“六盘山花儿节”，每年国庆节举办，设置固定舞台、节目单，艺人多为专业文艺工作者，表演形式加入中原舞蹈伴舞，如花儿《黄河边上唱新歌》搭配“陕北秧歌”舞蹈，场景从“民间狂欢”变为“舞台艺术”。2024年六盘山花儿节参与人数超8万，其中60%为游客，本地群众占比40%，师徒现场传艺场景罕见，传承以专业培训为主。

黄河流域河州花儿传承机制的比较分析

甘肃临夏：“政府+民间”双轨机制

传承主体：“政府+民间艺人+非遗中心”三方协同。政府（临夏州文旅局）负责政策制定与资金支持，2023―2024年投入“花儿保护专项资金”120万元；民间艺人是传承核心，全州共84名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国家级4人（苏平、马金山、文香莲、汪莲莲），艺人以“师徒口传心授”为主，学习周期5―8年；临夏州非遗中心负责“谱系整理与数字化存档”，已完成《河州花儿曲谱集》编纂，收录曲牌32种，制作传承人访谈视频25小时。

传承路径：“花儿会+师徒传艺+学校教育”三维并行。花儿会是“核心传承场景”，除松鸣岩花儿会外，临夏还保留炳灵寺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等10余个民间花儿会，政府仅提供安全保障，不干预展演内容；师徒传艺是“技艺传递核心”，艺人在茶馆、村落定期开展“免费传艺班”，如马占山在临夏八坊十三巷“马家茶馆”每周开设两次传艺班，每次学员10―15人；学校教育是“基础培养”，临夏市10所中小学将花儿纳入“乡土音乐课”，使用自编教材《河州花儿进校园》，培养青少年兴趣，2024年参与学生超5000人。

青海海东：民族协同机制

传承主体：“多民族艺人联盟+民族文化局+民间团体”协同。2022年，海东市成立“河湟花儿多民族传承联盟”，吸纳回、汉、撒拉、土族艺人56人，定期开展“技艺交流活动”；海东市文体广电旅游局负责“民族协同项目”，2023年投入80万元支持“多民族花儿创作”；民间团体如“撒拉族花儿协会”“土族安昭文化研究会”，负责组织民族特色花儿活动，如撒拉族“骆驼泉花儿会”、土族“纳顿节花儿展演”。

传承路径：“民族花儿会+跨民族师徒传艺+民族文化进校园”为主。民族花儿会是“核心场景”，孟达天池花儿会设置“多民族对唱区”，要求每个节目至少包含两个民族的元素；跨民族师徒传艺是“创新路径”，如回族艺人韩应莲收撒拉族徒弟韩晓英，在传授“河州令”的同时，学习撒拉族“骆驼泉调”，形成“互学互传”模式；民族文化进校园是“基础培养”，海东市六所民族中学开设“多民族花儿课程”，如撒拉族中学教授“撒拉令”，土族中学教授“土族令”，同时组织“多民族花儿社团”，2024年社团成员超800人，涵盖4个民族。

宁夏固原：文旅融合机制

传承主体：“文旅企业+政府+专业文艺团体”为主。六盘山旅游集团负责“花儿文旅产品开发”，如打造“六盘山花儿剧场”，推出沉浸式花儿剧《黄河边的歌声》；固原市文旅局负责“政策引导与品牌推广”，将花儿纳入“固原红色旅游线路”；固原市歌舞团是“专业传承主体”，培养专业花儿演员30人，负责舞台展演与创新创作。

传承路径：“舞台展演+文旅产品+红色融合”为主。舞台展演是“核心路径”，《黄河边的歌声》年均演出120场，2024年接待观众超15万人次，其中游客占比70%；文旅产品开发是“市场化延伸”，推出“花儿主题文创”（如花儿曲谱丝巾、花儿乐器模型）、“花儿体验项目”（如游客学唱花儿、制作花儿乐器），2024年文创产品销售额超500万元；红色融合是“特色路径”，创作《六盘山高唱花儿》《花儿献给解放军》等红色花儿，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定期展演，实现“红色教育+花儿传承”的双重目标。

黄河流域跨区域非遗传承的共性问题与对策建议

共性问题

通过对河州花儿跨区域传承的分析，能够发现黄河流域跨区域非遗传承普遍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区域协同不足：甘青宁三省（区）在河州花儿保护方面缺乏统一规划，谱系梳理“各自为战”。例如，临夏侧重“原生形态”，海东侧重“民族融合”，固原侧重“文旅改编”，未形成“核心―变体”的整体性保护框架。同时，跨区域交流机制缺失，艺人、资金、资源难以流动，如临夏的花儿曲谱未与海东、固原共享，导致区域变体与核心形态的关联断裂。

二是原真性与商业化的失衡：文旅融合是跨区域非遗传承的重要路径，但部分地区过度追求经济收益，导致非遗原真性流失。例如，固原将花儿改编为“舞台剧”，丧失了“即兴对唱”的核心特征；青海海东部分花儿会引入“商业赞助”，过度包装民族元素，偏离了“民间自发”的本质。

三是传承人断层与传承方式老化：甘青宁三省（区）均存在“传承人老龄化”问题，50岁以下传承人占比不足30%；传统的“师徒口传心授”模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需求，年轻一代因“学习周期长、经济回报低”不愿参与，如临夏传艺班青年学员流失率达50%；数字化传承手段应用不足，仅临夏州非遗中心开展数字化存档，海东、固原仍以“纸质曲谱”为主，难以吸引青少年。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河州花儿的传承实践，提出黄河流域跨区域非遗保护的具体路径。

一是建立跨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构建“谱系共生”框架。成立“黄河流域花儿保护联盟”，由甘青宁三省（区）文旅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谱系梳理标准，明确“核心形态”（临夏）与“区域变体”（海东、固原）的保护重点，实现曲谱、艺人、资源的跨区域共享；定期举办“黄河流域花儿交流大会”，组织甘青宁三省（区）艺人开展“技艺比拼”“跨区域对唱”，强化核心形态与区域变体的关联。例如，临夏艺人教授“河州令”，海东艺人传授“民族融合技巧”，固原艺人分享“文旅改编经验”。

二是创新传承方式，破解“传承人断层”难题。优化“师徒制”，引入“市场化激励”，推动“数字化传承”，构建“黄河流域花儿数字博物馆”，整合甘青宁三省（区）的曲谱、音频、视频资源，开发“线上传艺平台”，艺人通过直播授课，吸引青少年学习；在学校教育中融入“数字化教学”，如使用VR技术还原花儿会场景，让学生沉浸式感受花儿的独特魅力。

三是平衡原真性与商业化，探索“适度开发”模式。制定非遗开发标准，明确“原真性底线”，如花儿的“即兴对唱”和“民间花儿会”场景不得过度改编，文旅产品开发需保留核心文化基因；推行“非遗+轻度文旅”模式，避免过度商业化，如在临夏八坊十三巷、青海孟达天池、宁夏六盘山设置“民间花儿体验区”，鼓励游客参与“原生态对唱”，而非单纯观看舞台化演出；推进“非遗+文创”轻量化开发，如基于花儿曲谱设计文创产品，保留花儿的核心形态。

对于黄河流域其他跨区域非遗（如秦腔、山东快书）而言，河州花儿的传承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跨区域非遗的保护需兼顾“整体性”与“差异性”，既要通过跨区域协同保护“文化同源性”，又需尊重区域差异，避免“一刀切”；传承机制要契合“区域文化需求”，农耕区侧重“原生形态保护”，多民族区侧重“民族协同”，旅游区侧重“适度文旅融合”；同时，要通过创新传承方式，平衡原真性与现代性，让跨区域非遗在“活态传承”中成为黄河流域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夏州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