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镜婷1 刘洋2

近年来，参与式艺术虽已被广泛探讨与应用，但在中国城市空间中，参与式艺术的实践经验仍相对有限，对其进行分析的理论方法尚不完备，其在城市生活领域发挥的社会效能与作用机制亟待进一步探索。现提出一种以影像拍摄、制作、展映为基础的参与式艺术模式，并阐述该模式在南宁市城市空间的具体应用案例。通过实施参与式纪实影像创作项目“附近散步”，结合实践研究范式和社会研究理论，采用参与者观察、社群组织等方法，对项目实施的技术要点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该项目实践实现了创造力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重新配置，参与者的能动性通过社会关联得以增强，“附近”得以生成，参与者的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城市空间的意义得到更新。

参与式艺术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参与式艺术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是一种社会介入的艺术实践形式，强调创作中的去物质化、过程性和事件化，由艺术家与社区成员或公众协作完成。其核心是在特定社会空间通过对话、协商、共同生产等方式建构新的关系场域，以艺术介入日常生活。同一时期，尼古拉・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提出“关系美学”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部分艺术实践的核心，不再是创作一个独立的、可供静观欣赏的物体，而是将艺术作品作为契机、平台或情境，去创造、促进或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互动与交流。伯瑞奥德将参与式艺术视为一种集体互动的文化，强调通过协作实践建构临时性的民主社群与互动空间。然而，对于参与式艺术的定位与意义，学术界存在显著分歧。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指出，参与式艺术中的艺术家和观众被视为“情境的协作者与生产者”，艺术作品成为共同创造的实践场所，参与式艺术往往呈现“对抗性”的关系，即通过参与者在艺术活动中的不安与冲突，促发对社会固有感知秩序的重新分配与批判性认识。由此可见，参与式艺术所引发的争议主要围绕其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即究竟是追求参与之和谐共识，还是激发社会歧见以产生政治效果。因此，对参与式艺术的研究，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实践形态和生产逻辑，也应关注其生成机制背后的社会关系以及艺术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张力。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卡隆和约翰・劳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为理解参与式艺术的网络化生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它倡导一种“关系型”的拓扑空间观，反对传统的二元对立。艺术家、参与者、影像、场域等被视为同质的“行动者”，即任何能够改变事物状态的实体或过程均可被视为行动者。它们通过不断的“转译”过程形成混杂的网络，包含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四个关键环节。所有事物的位置和影响力都由网络联系决定，从行动者共同识别面临的问题及可获得的利益到形成共同愿景以维持网络的稳定性，再到行动者网络成为一个紧密的联盟共同推动实践的开展，这一过程即转译。本研究将“能动性”等同于网络关联的效果：行动主体和物质要素都是能动的，但其能动性源于与其他行动者的连接关系。

“附近”的提出

“附近”这一概念由人类学家项飙提出，他指出在社区与工作地之间的日常生活中，发生互动的空间在人们的意识中慢慢消失了，而这个空间就是“附近”。他提倡关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将我们与世界相连的500米”范围，通过重新认识邻里交往来重建社区和社会认同。这一观念与情境主义国际的“漫游法”实践高度契合，情境主义者强调通过漫步重新嵌入城市环境，揭示潜藏的社会关系和无意识的空间布局。2015―2017年，一个名为“24Hour Hackney”的长期社区艺术项目开展了实践。该项目让社区成员分组轮流记录某地24小时的城市生活，每小时缩减为1分钟影像，最后拼接成一段24分钟的城市交响曲，呈现个人视角下的社区风貌。它主动地、有组织地引导居民关注、记录和分享自己“最初500米”内的生活经验，抵抗了数字化带来的社区记忆流失和人际关系疏离，重新构建了一个基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地方且可感知的“附近”。这意味着，在当代艺术实践中，通过漫游将个人的身体重新嵌入环境、空间，都可能成为创造情境的契机，重建身体化的“附近”。

“附近散步”项目实践

南宁“附近散步”项目依托当地“小博物馆”艺术社群开展。该艺术社群位于广西南宁，2021年起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组织创作、展览策划和运营社群。参与者由“小博物馆”原有社群成员以及通过线上平台、高校合作招募渠道报名的人员构成，涵盖不同背景、年龄、职业和社会经历的群众。组织过程分为前期准备、影像采集与展映三个阶段：前期依托工作坊教授摄像与采访技巧，鼓励参与者根据“附近”主题自行规划拍摄线路；实践过程中，参与者分组行动，自主地、分散地对日常生活进行纪实拍摄，探索社区空间；后期将素材整理为影像展览，并举办放映讨论会。整个项目历时约两个月，吸引30余人实际参与，收集短片影像20余部，总时长逾5小时。

项目借助数字化平台发布，如微信、小红书等，每位参与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传播者和反馈者，在影像发布、内容编辑、评论互动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可流通的、循环反馈的情感网络。公开和流动的参与方式还能不断筛选出更多自愿参与项目的人。项目还与南宁的商家合作，在社区粉店的室内空间展出了一系列短片作品，让艺术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进店吃粉、休息的居民可以与南宁的纪实影像形成互动，构建南宁独特的生活场景。

方法论

基于研究的对象、哲学基础和现实条件，本研究主要采用实践研究（Practice Research）方法，不仅进行文献和理论梳理，还亲身参与项目全过程，从策划、拍摄到展映，均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记录现场动态与对话。

实践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间得到了大量应用，并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哲学思想为其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伦理―政治”框架，她认为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扩大的关系性自我”，即人和物质、技术、环境等非人类力量共同构成的网络，反对将主体限定为独立的固定本体。在艺术设计领域，实践研究应依托具体的艺术、设计实践展开，既由实践驱动，又内化于实践过程之中。在认识论层面，实践研究主张知识源于实践中的实证经验，经由实践本身的编码和符合实践意图的建构，形成一种情境化的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兼具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的特征。因此，实践研究的核心在于“生成”知识的过程。

在理论框架上，研究结合ANT原则，追踪能动性的分布与关联路径。具体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即记录创作与展映的过程，追踪社会互动；社群组织，即推动集体决策与协作生产，促发社群认同与行动网络。研究者既是观察者也是行动者，在实践中生成知识，以局部视角批判性地介入，同时强调知识生产的共建属性。此方法论强调“参与”本身就是知识生产和社会共构的过程，通过实际参与并记录社区影像创作，实现对“城市―能动性”关系的深度理解。

发现：路标、制图员与具身化

在影像实践中，参与者创作的短片呈现大量地理表征，成为重新构想城市空间的参照物。参与者使用摄像机漫游社区，关注街角、小巷等近旁事物，并将它们以影像形式“标记”下来。这些镜头不仅记录现实，短片中的“空间挪用”，即将日常空间用于非既定目的，如在屋顶耕种、在停车场跳舞等，更在观者心中引入新的空间定位，如同“路标”，为其他参与者指示可能的散步路径与感知入口。这种挪用与重构，正如德勒兹所说的“生成”：城市空间是一个在影像与实践的交互中不断生成新意义的过程性场所。

参与者在创作中扮演了制图员的角色，他们通过镜头将城市片段拼接、叠加、排序，形成流动的“影像地图”。这里的“制图”与对地理空间的测绘不同，是通过镜头主动探索、筛选、诠释并重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意义生成。拍摄行为因而转化为一种有目的性的散步，既保留了散步的偶然性、身体性，又被赋予了明确的观察、搜寻与框架化的意图。根据研究中参与者的报告，因为有创作目的，他们对生活中的事件、场所、感受更加敏感。创作实践通过迫使创作者将镜头作为感知延伸和聚焦的工具，极大提升了个体对自身生活场所的细节、纹理、节奏及情感的敏锐度。进一步而言，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创作者与“附近”的关系。影像创作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空间实践，它延展了日常行程。创作者为了捕捉特定光线、追踪某个主题或完成一组叙事，会有意识地规划或偏离惯常路径，探索此前未曾涉足的巷道、社区或视角。这实质上是不断拓展并重新界定其“可见的附近”。“附近”由此从习以为常的、近乎隐形的背景，转变为充满潜在故事、历史层理与情感联结的，有待持续探索和测绘的“意义场域”。

策展实践不仅为短片提供了物理呈现空间，更构建起该场所与影片拍摄地之间的联系。短片中的街道、建筑、角落作为“再现的空间”，与展场所在的“物理空间”并置对话，形成了意义网络，连接起曾身处这些地点的创作者、对地点有共同经验的观看者以及展场所在地的本地居民。三者形成临时社群，在特定空间中观看影像、参与讨论。参与者通过将个人记忆、展映获得的集体叙事与实地空间叠加，从而将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转化为承载个人与集体意义的“地方”。这是一个从“空间”到“地方”、充满主体性的意义注入过程。这种展映行为的具身化实现了空间拓扑意义的传递：观众不仅“看到”了社区，也“参与”了社区。

讨论：“附近”的生成

基于前述分析，影像创作实践重构了个体对“附近”的感知和关联。首先，创作行为显著增强了想象对空间的渗透能力，无论是短片中出现的地点还是出版物中提及的场所，都因创作活动的符号性关联而被纳入意义网络。个体拍摄过的地方因承载直接的、具身的经验而实现了“近上加近”的强化效应。这证实了艺术实践能够将抽象的、外在的地理信息，转化为个人叙事中可被直观想象和投入情感的“内部附近”。其次，影像创作是一种具有高度反身性的实践，创作者利用镜头凝视和形塑环境的同时，也被环境及创作过程形塑。这种反身性催化了密集的关联生成：它编织了新的社会联结，与项目参与者、电影爱好者等群体的互动，将个人的空间实践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使“附近”成为一个共享的、可讨论的公共议题，而非纯粹的私人体验。最后，影像展映又将这一机制反馈到城市结构中，使“附近”不断生成。一方面，观众或创作者本人可通过观影，进行一场嵌入记忆与情感的“影像漫步”；另一方面，影片又可作为行动指南，激发和引导现实中的重访与再探索。这一过程使得城市空间中个别局部的能动性经验被复制、扩散，引导新的关系模式生成。

因此，影像创作远不止对“附近”的记录或再现，而是一种“到达附近”的生成性行动。它通过具身化的介入、反身性的思考以及多重关联的建立，持续地激活、拓展并深化个体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附近”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完成的背景，而是通过持续的创作实践被不断生成、描绘和再体验的鲜活场域。

从理论层面看，借助ANT的“转译”视角，可以深入分析这一实践如何发挥作用。影像创作中的每一次集体行动将异质元素――人、技术、空间、议题、影像文本――编织成不断扩张的混杂行动者网络，最终在影像、社群和城市空间三个层面催生新的关联。ANT主张，网络通过“转译”得以构建，即行动者通过一系列步骤重新定义其他行动者的角色、兴趣，并将其目标与自身目标对齐，从而建立稳固的联盟。参与式影像实践完整地演绎了这一过程：初始行动者识别出一个共同关切的议题，提出“我们是否用影像来共同讲述并改变这个问题”，这便形成了一个目标，即问题呈现；然后将其他行动者的兴趣与设定的问题对齐，招募多元的行动者，包括公众（人）、摄影机与手机（技术物）、特定地点（空间）、历史记忆与口述（概念）等，即利益赋予；在实践过程中，行动者被赋予角色，承担具体任务，通过集体讨论拍摄大纲、共同观看素材，建立起属于该网络的临时“工作语言”和“审美共识”，参与者开始认同“我们是一个剧组/一个行动小组”，即征召；当网络成员各司其职，共同生产出可流通的成果时，动员环节便开始了。同时，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大和行动者的不断增多，转译仍在继续。

这一实践生成的不仅是影像产品，更是一个能动的、可扩展的争议网络。实践的转译链条将“影像―社群―城市”紧密结合：影像凝聚社群，社群凭借影像介入城市，而城市空间的改变又激发新的创作议题与社群动力。城市空间的能动性与关系在持续的局部交互中被重新组织。

（作者单位：1.南宁学院；2.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