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为调研对象，发现当地农民多为“被动传承”的“文化持有者”，存在主体意识弱、创造能力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面临传承断层、市场转化率低等困境。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对非遗传承、乡村产业发展及农民文化自信培育意义重大，需从强化意识、提升能力、完善保障机制入手，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非遗活态传承是在保持其核心价值与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通过人的实践将非遗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实现代际传递与价值再生的动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非遗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色彩”，为新时代非遗活态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农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基，多数非遗项目与农业生产、乡村生活深度绑定，而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核心群体，其主体性发挥是推动非遗持续发展、焕发新生的关键。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的主体性建构，是适应时代发展、实现非遗可持续传承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必然要求。内江市东兴区作为核心城区，非遗资源类型丰富，且多根植于农耕文化。近年来，该区虽在非遗保护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部分项目仍面临传承断层、市场转化率低等问题，核心症结在于农民主体性未能充分激活，多数农民仍停留在“被动传承”的“文化持有者”角色，未能主动参与非遗的价值创造与创新发展。基于此，推动东兴区非遗活态传承中农民主体性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兴区非遗活态传承中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价值

　　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的主体性建构，不仅是东兴区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更是推动乡村振兴、增强农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其核心价值体现在文化、经济、社会三个维度，与东兴区“农耕文化保护+乡村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

应对非遗传承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东兴区部分非遗项目面临传承断层风险。调研发现，传承人普遍为中老年人，甚至有一部分非遗项目因“年轻人不愿学、产品无市场”而濒临失传。若农民仅停留在“文化持有者”角色，被动传承传统技艺与形式，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甘鸿等学者指出：“通过主体性建构，推动农民成为价值创造者，可促使其主动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结合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创新传承形式。”例如，王氏蒲葵制作技艺传承人主动与非遗烙画结合，推出定制烙画扇、适合家居装饰的异形扇，以及用蒲葵尾叶边角料制作的挂件、摆件等产品。同时，年轻农民因产品有市场、能增收而主动学习技艺，可化解传承断层危机。可见，充分发挥农民“价值创造者”的角色作用，是东兴区非遗实现活态传承、避免静态保护的核心动力。

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产业兴旺，根本目标在于生活富裕，而东兴区作为农业大区，乡村产业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主，附加值较低。农民将非遗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是激活乡村产业动能的重要路径。

　　从实践来看，已有部分农民通过“价值创造”实现增收。王氏蒲葵制作技艺传承人王师傅主动分享技术，带动90余户家庭开设蒲扇加工作坊，不少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据统计，仅金银嘴村就实现年加工蒲扇500万把，年产值超2000万元。从调研来看，参与非遗价值创造的农民，其家庭年收入较未参与者平均高出1万—2万元，且大部分农民表示“愿意长期从事非遗相关工作”。这表明，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能将东兴区的非遗资源转化为乡村经济新增长点，推动“非遗+文旅”“非遗+文创”等新业态发展，实现非遗传承与增收致富的双赢，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能。

增强农民文化自信，提升主体地位

　　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其文化自信与主体地位的提升，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在传统传承模式中，农民多为非遗的“被动守护者”，难以感受到自身技艺的价值。而通过“价值创造”，农民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能够深刻认识到自身在非遗传承中的核心作用，进而增强文化自信与自我认同感。此外，参与非遗价值创造的农民，其在乡村社区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部分农民因参与非遗传承，被邀请参加乡村发展座谈会。可见，农民主体性建构不仅能活化非遗，更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主导者，彰显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东兴区农民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探索与现存问题

　　近年来，东兴区政府、文旅部门及社会组织已开展一系列实践，尝试激活农民在非遗活态传承中的主体性，但仍存在诸多瓶颈，制约了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东兴区农民主体性建构的问题集中在“主体意识薄弱”“创造能力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三个层面，与非遗活态传承的需求存在显著差距。

主体意识薄弱，农民“传承责任认知”不足，内生动力缺乏

　　一是非遗教育覆盖有限。通过调研了解到，少数农民参与过非遗培训或文化宣传活动，大部分农民表示“从未听说过非遗课堂”，尤其是位置偏远的乡镇，非遗教育覆盖率较低。部分农民对自身传承主体身份认知模糊，认为非遗是传承人的事，与自己无关。

　　二是传承氛围尚未形成。虽举办过非遗文化节，但活动多集中在城区或重点乡镇，且以展示为主，农民参与深度不足。乡村日常非遗氛围薄弱，少数农民表示村里有非遗相关的宣传栏或活动，多数农民缺乏主动传承的环境激励。

创新能力不足，农民技艺创新与市场对接能力欠缺

　　一是培训内容与需求脱节。现有培训多侧重蒲葵制作、竹编的编织手法等传统技艺传授，少数培训包含“现代设计”“市场营销”等内容。农户即便掌握了传统技艺，仍缺乏产品创新思路与市场化运营能力。

　　二是数字技术应用滞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文化遗产保护能力，但东兴区农民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严重不足。目前，大多数农民不会用电脑，也缺乏线上销售能力，非遗传播仍依赖线下展示，覆盖面有限;极少数农民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平台销售非遗产品。

　　三是产业融合程度低。“非遗+旅游”“非遗+文创”的融合仍处于初级阶段，东兴区现有乡村旅游景点(如田家镇长江现代农业园区和杨家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仅融入少数非遗元素，且多为“静态展示”，缺乏体验式项目。与文创企业的合作多为“一次性订单”，未形成长期合作机制，农民难以持续参与价值创造。

保障机制不完善，政策、组织、利益分配支撑不足

　　一是政策支持碎片化。政策未明确农民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部分乡镇文旅工作人员表示“工作重点是保护项目，农民参与是‘附加项’”。现有非遗政策多侧重“传承人认定”“项目保护”，针对农民的支持措施较少，仅少部分农民曾获非遗相关资金补贴。

　　二是组织协同能力弱。农民非遗合作组织规模小、资源少，缺乏专业的管理与运营人才。政府、企业、高校的协同平台尚未建立，农民难以获取外部资源(如设计、资金、渠道)。

　　三是利益分配不均。现有利益分配多倾向传承人或企业，普通农民收益有限。参与非遗产品生产的农民仅获得“计件工资”，未参与产品销售、品牌运营的收益分配。因此，大部分农民对利益分配“不满意”或“不太满意”，因干得多、赚得少，导致其缺乏创新动力。

东兴区农民主体性建构的优化策略

　　基于调研发现的问题，结合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需求，东兴区需从“强化主体意识”“提升创造能力”“完善保障机制”三个维度发力，推动农民从“文化持有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

强化农民非遗传承主体意识，激发内生动力

　　主体意识是农民参与价值创造的前提，需要通过教育覆盖与氛围营造，让农民认识到自身的传承主体身份，主动承担传承责任。

　　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非遗教育体系。一方面，分层开展非遗培训。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差异化培训，针对中老年传承人，开展“技艺传承+经验分享”培训，邀请其担任非遗课堂讲师;针对年轻农民，开展“技艺+创新+创业”培训，结合乡村振兴政策，讲解非遗创业的扶持措施。在全区14个乡镇实现非遗培训全覆盖，每年培训农民500人次以上，培训内容中“创新与市场”占比不低于40%。另一方面，依托东兴区委党校优势，发挥区委党校在政策解读、理论培训中的作用，将“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纳入基本培训课程，组织教师深入乡村，结合东兴区非遗案例，讲解农民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性，增强农民的传承责任感。

　　二是营造沉浸式的非遗传承氛围。一方面，打造“非遗+节庆”活动。在传统节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中融入非遗元素，如春节举办“永东火龙表演”、中秋节举办“糖画赏月会”等，让农民从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由农民负责活动策划、技艺展示、产品销售，政府仅提供场地与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建设“非遗文化阵地”。在每个乡镇选择1—2个行政村，打造“非遗文化广场”，设置非遗展示区、体验区、培训室;在乡村主干道、村委会墙面绘制“非遗故事墙”，宣传本地非遗传承人的事迹;利用乡村广播、微信群，定期推送非遗知识与市场信息，让非遗融入日常生活、深入人心。

提升农民非遗价值创造能力，增强主体能动性

　　创造能力是农民实现“价值转化”的核心，需通过精准培训、技术赋能、产业融合，让农民具备创新技艺、对接市场的能力。

　　一是开展需求导向的精准培训。一方面，组建多元师资团队。整合本地高校教师、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负责人等资源，组建“东兴区非遗创新师资库”，针对农民需求设计课程，如“蒲葵现代设计”“油炸粑礼盒包装”“短视频直播销售”等，采用“理论+实践”模式，确保农民所学能够直接应用于实践。另一方面，组织内外交流活动。每年组织1—2次“非遗外出交流”，带领农民前往成都、重庆等地参加非遗展会(如成都国际非遗节)，学习先进地区“非遗+文创”“非遗+旅游”的经验，同时邀请外地优秀非遗创业者来东兴区分享，搭建农民交流平台，促进经验互鉴。

　　二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传承。一方面，开展数字技能培训。联合区人社局、融媒体中心，针对农民开展短视频制作、直播带货和线上店铺运营等数字技能培训;为有需求的农民提供智能手机、直播支架等设备支持，补贴部分流量费用，降低数字技术使用门槛。另一方面，开发数字非遗项目。与本地科技企业合作，利用三维动画、VR技术，开发王氏蒲葵制作工艺VR体验和蜀南传统榫卯技艺制作动画等项目，在乡村旅游景点、学校、文化馆落地，提升非遗传播的趣味性;搭建“东兴区非遗线上平台”，整合非遗产品销售、传承人介绍、体验活动预约等功能，帮助农民对接全国市场。

　　三是深化“非遗+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打造“非遗+旅游”特色线路。以东兴区现有乡村旅游资源为基础，设计“非遗体验游”线路，如“杨家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杨家镇蒲葵制作体验”，在旅游景点设置非遗体验区(如游客可亲手制作蒲葵制品)，由农民担任“体验导师”，获取服务收入;鼓励乡村民宿融入非遗元素，提升旅游附加值。另一方面，建立“非遗+文创”长效合作机制。由区文旅局牵头，搭建“农民+设计师+企业”合作平台，组织农民与内江文创企业、高校设计专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非遗文创设计大赛”，鼓励设计师为农民提供定制化设计方案;推动企业与农民签订长期采购协议，保障农民订单稳定，同时允许农民参与产品利润分红。

完善农民主体性建构保障机制，激发主体创造性

　　保障机制是农民持续参与价值创造的支撑，需通过“政策扶持”“组织建设”“利益分配”，为农民主体性建构提供制度保障。

　　一是强化“靶向性”政策扶持。一方面，出台农民非遗传承专项政策。明确农民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地位，设立“东兴区农民非遗创新基金”，对参与非遗技艺创新、产品研发的农民给予资金补贴;对农民创办的非遗小微企业、合作社，给予税收减免、场地租金补贴等优惠，同时将农民非遗传承工作纳入乡镇政府绩效考核，确保政策落地。另一方面，完善人才培养政策。建立“东兴区非遗传承人+内江师范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机制，针对农民开设“非遗传承学历班”(如中职层次)，学员毕业后颁发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设立“非遗传承新星奖”，对30岁以下年轻农民传承者给予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鼓励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

　　二是加强“协同化”组织建设。一方面，壮大农民非遗合作组织。引导现有蒲葵合作社、绝三张非遗工坊等机构扩大规模，吸纳更多农民参与;支持农民成立“东兴区非遗协会”，涵盖各类非遗项目，提供“技术指导、资源对接、品牌运营”等服务;邀请专业管理人才担任协会顾问，提升组织运营能力。另一方面，搭建多方协同平台。由东兴区文旅局牵头，搭建“政府+企业+高校+农民”协同平台，定期召开非遗发展座谈会，推动企业为农民提供订单、高校提供技术支持、政府提供政策保障;设立“非遗资源对接热线”，及时解决农民在传承、创新、销售中遇到的问题。

　　三是健全“公平化”利益分配机制。一方面，明确利益分配规则。制定《东兴区非遗产业利益分配指导意见》，明确农民在“生产、设计、销售、品牌”等环节的收益占比;在此基础上建立利益分配公示制度，定期公开收益情况，接受农民监督。另一方面，探索多元价值实现路径。鼓励农民以非遗技艺、文化资源等要素入股企业或合作社，参与经营决策与收益分配;支持农民打造个人非遗品牌，通过品牌化运营提升收益;推动非遗产品纳入“乡村振兴消费帮扶”目录，帮助农民拓宽销售渠道，确保农民从非遗价值转化中获得持续性收益。

　　未来，随着农民主体性的充分激活，东兴区非遗活态传承将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农民主导”的转变，非遗资源将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与经济动能，让传统非遗项目在新时代绽放光彩，让农民在非遗传承中实现文化自信与生活富裕的双重目标。

　　2025年度内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课题“基层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的行动逻辑研究——以内江市东兴区为例”(项目编号：NJ2025YB197)。

　　作者：谷亚君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