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

图书作为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语言选择不仅关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更影响社会公平与群体认同。图书中的歧视性语言会损害个体尊严、强化社会偏见并阻碍文明进步。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当代社会，规范语言使用、规避歧视性表达，是图书编辑、作译者及所有内容创作者必须面对的专业挑战与伦理课题。

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界因歧视性语言问题引发的争议屡见不鲜。从企鹅兰登书屋对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作品中涉及体重、性别及种族等数百处歧视性语言的删改，到荷兰儿童读物因歧视华人内容引发的抗议活动，再到国内引发争议的低俗单词书和不良童书被下架、禁止销售等，这些案例都警示我们：图书出版必须正视歧视性语言问题，严守内容伦理底线。

笔者通过分析国内外图书市场中的典型案例，系统梳理了歧视性语言在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身体形象、身份及地域等维度的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形成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笔者分析了歧视性语言对读者、对社会、对出版社的危害与影响，并构建了包含理念提升与意识培养、制度保障与流程优化、技术操作与实战策略、危机处理与反馈机制四个层面的综合性规避路径。

歧视性语言在图书中的多维表现形式

图书中的歧视性语言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维度。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最常见也是最隐蔽的歧视形式。例如，在中文图书中使用男性代词“他”作为全称代词指代所有人，或在英文图书中用“he/him/his”作为全称代词指代所有人，将女性职业局限于传统角色（如护士、教师等），而将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性别（如科学家、政治家等）默认为男性。笔者在审读数部学前教育书稿时发现，作者习惯用“她们”来指代幼儿园里的所有教职工，这亦是对男性教职工的性别歧视。国内某出版社曾出版了不同版本教辅图书《男生女生学数学》（蓝版和红版）――男生用蓝版，女生用红版，美其名曰从男生和女生在数学学习方面的性别差异出发，将初中数学各个知识点的学习分成不同难度的层次。这属于典型的性别歧视，最终这两本教辅图书因产生较大的社会争议而全面下架。

年龄歧视

年龄歧视主要体现在对特定年龄段的刻板印象刻画与偏见呈现，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对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部分图书将老年人塑造成“无用”“古板”“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低”等形象。其二，对年轻人的片面评价。部分图书将年轻人刻画为“缺乏经验”“不负责任”“眼高手低”“玻璃心”“巨婴”“月光族”“摆烂”等形象。其三，年龄差距的畸形呈现。部分小说通过年龄差制造不合理情节。例如，言情小说中“大叔配萝莉”的设定，常以“成熟稳重”为借口合理化年龄差距，忽视双方心理与生理的平等性。其四，职业与年龄的绑定偏见。部分图书会默认特定年龄段的职业属性。例如，将“空姐”限定为年轻女性，忽视中老年女性从业者的可能性，强化“年龄决定职业价值”的错误观念。

种族、民族与宗教信仰歧视

种族、民族与宗教信仰歧视主要包括在图书中使用带有贬义的种族标签、强化种族刻板印象（如将特定种族与某些负面特征关联）、忽视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侮辱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禁忌、歧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等。有不少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作品曾因含种族歧视而受到抨击。例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称黑人为“黑鬼（Nigger）”，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印江・乔（Injun Joe）被塑造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又如，《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这部南非小说中对非洲原住民的描写充满殖民视角，将他们塑造为“愚昧的野蛮人”，强化了白人优越论。

身体形象歧视

身体形象歧视主要是指在图书中对人物的体重、身高、外貌、残障等特征的负面描述。例如，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作品修改前的表述中，将人物描述为“非常胖”“丑陋的野兽”，这类表述可能加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身体焦虑和自我认同困境。《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规定，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不使用“残废人”“瞎子”“聋子”“傻子”“呆子”“弱智”等词汇，而应使用“残疾人”“盲人”“聋人”“智力障碍者”等词汇。这一规定对图书出版同样适用。

身份歧视

身份歧视是指基于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特定身份（而非其个人能力或行为），对其进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区别对待、排斥或抱有偏见，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其一，户籍歧视。例如，在图书中，农村或外地户籍的人可能被描绘成落后、愚昧或需要“拯救”的对象，而城市户籍的人则被塑造成先进、文明的象征。其二，阶层歧视。例如，某些国外经典名著中将“底层或工人阶级”描绘成“肮脏、粗鲁、缺乏教养、智力低下”的“需要被拯救的可怜对象（用以激发同情）”或者“邪恶的、对社会充满怨恨的反派（如小偷、劫匪）”。其三，职业歧视。例如，在许多儿童绘本中，医生和科学家是“帮助他人”的英雄，律师是“正义的化身”，而清洁工或服务员只是背景板，农民则常被描绘为“辛苦但落后”的形象。又如，“城管”被标签化为“粗暴执法”的代名词。其四，特定群体歧视。例如，图书中对“中国大妈”“富二代”“官二代”“精神病患者”等群体的描述容易产生歧视化意味。这种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化描述或标签化认知，本质上是基于片面特征的过度概括（以偏概全），不仅会扭曲社会对该群体的真实认知，还可能加剧群体间的误解与对立。

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指在图书中基于地理区域（如国家、省份、城市或乡村）对当地居民的刻板化描绘、歧视、贬低或污名化的现象。这种歧视常常与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差距及历史恩怨相关，经图书传播后，进一步加深和固化人们心中的偏见。例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报告文学《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将伦敦东区（历史上贫困移民的聚居地）描述为“肮脏、混乱的底层社会”，而把巴黎刻画为“浮华却虚伪”的形象。批评者认为，这种对比强化了英法之间的地域偏见，尤其贬低了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形象。

歧视性语言的成因分析、危害与影响

成因分析

歧视性语言在图书中的存在有着复杂的成因，主要成因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语言是历史的活化石，许多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承载着过去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印记。父权制文化下产生的语言体系天然带有性别歧视色彩；殖民历史留下了大量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词语；而生活中的口耳相传则加速了人们对被歧视对象刻板印象的形成与传播。这些表达经过代际传承，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即便使用者主观上无歧视意图，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延续了历史上的偏见。

二是作者与编辑的认知局限。作者与编辑的认知受其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可能存在认知“盲区”，进而产生无意识偏见。他们可能从未与某个群体深入接触，对该群体的认知全部来自充满刻板印象的媒体和文化产品，从而导致其在创作中对该群体的描述失实且具有伤害性。

三是专业规范意识的缺失。在许多出版从业者的教育和培训中，运用包容性语言写作并未作为一项核心专业技能加以强调。编辑可能缺乏识别和修改歧视性语言的专业训练，而出版社内部也缺乏统一的编写指南和强制性的审校流程，使得此类问题难以通过制度约束得到有效控制。

四是市场导向与流量思维。部分出版机构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以迎合市场低俗趣味为代价，刻意使用包含歧视性、煽动性或挑衅性的语言内容吸引流量。此类行为常以“言论自由”或“市场需求”为借口，实则通过消费弱势群体、固化社会偏见，进一步加剧群体间的认知撕裂与不平等。例如，某些出版社故意在书名中使用种族歧视词汇，如《如何像黑人一样说话》一书，通过夸张刻板印象以博取关注。这些出版机构深谙“争议即流量”的所谓市场法则，他们知道越是具有歧视性的、挑衅性的内容越容易引发讨论和关注，即便招致批评也能通过争议带来的流量获取可观的商业回报。

危害与影响

歧视性语言的危害深远而广泛，不仅影响读者个体，还对整个社会和出版机构造成负面影响。

一是对读者的伤害。首先，歧视性语言可能会对目标群体（歧视对象）读者造成直接伤害。当目标群体读者在书中看到自己的身份被贬低、扭曲或忽视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心理影响。例如，一位体重偏高的女孩如果在书中反复看到肥胖角色被描绘成懒惰、贪吃的“丑角”，她可能会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从而产生严重的身体意象问题。其次，歧视性语言可能会强化与固化非目标群体（非歧视对象）读者的偏见，剥夺其共情能力，使其产生虚假的优越感。例如，上文提到的荷兰童书事件中，中国游客被与“阻碍交通”关联，这种表述可能在荷兰儿童心中埋下种族偏见的种子。

二是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图书中的歧视性语言通过重复使用，不断巩固和传播错误的刻板印象，使偏见在社会认知中变得“正常化”和“自然化”，从而为系统性的社会歧视提供了文化土壤。歧视性语言还阻碍了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不利于社会和谐与进步。它是一种系统性毒害，对社会结构、文化健康和集体心态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危害。

三是对出版社的影响。使用歧视性语言，会让图书显得不专业、缺乏敏感性，从而失去部分读者群体的信任，影响其传播效果和市场价值。出版带有歧视性内容的图书会被视为出版社价值观落后、不负责任、充满偏见的表现，易引发舆论危机，造成品牌形象受损、公信力下降，甚至长期影响其市场定位和吸引力，导致优秀作译者资源和特定读者群的流失。此外，它还可能给出版社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

在图书出版工作中规避歧视性语言的路径

编辑不仅是文字的加工者，更是文化的守门人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在规避歧视性语言方面承担着首要责任。以下是笔者基于工作经验和研究提出的解决方案。

理念提升与意识培养

一是树立正确理念。编辑要深入了解歧视的多种隐蔽形式，要认识到歧视不只是公然辱骂，更是无意识的偏见、刻板印象、微歧视和忽略（即完全忽视某些群体的存在）。编辑要保持谦逊与自省，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限，对自己不熟悉的群体和文化保持敬畏和好奇。编辑还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不仅要修正语法错误，还要确保内容准确、公平，避免因书中的歧视性语言对读者造成伤害。

二是加强专业学习与培训。出版社应为编辑人员组织关于包容性语言与无意识偏见的培训和讲座，提升整个编辑团队对歧视性语言的专业敏感度。通过培训有效降低编辑的无意识偏见。

三是拓展多元视角。在审稿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不熟悉的群体或文化时，编辑应进行扎实研究，多阅读该群体作者撰写的作品，甚至可以咨询该群体成员，确保内容描述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出版社可成立“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由不同背景的专家组成，为书稿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内容提供咨询意见。

制度保障与流程优化

制度保障是图书出版工作中规避歧视性语言的核心环节。

一是编写并推行《包容性语言编写指南》。出版社可参考《联合国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芝加哥手册》等关于包容性语言的权威指南，并结合自身出版领域，编写详细、可操作的内部使用手册。该指南应覆盖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宗教信仰、身体形象、身份及地域等所有敏感维度，并提供正面与负面案例。

二是将包容性审查纳入编校流程。在出版社的“三审三校”制度中，可明确加入对歧视性语言的专项审查环节。出版社可设立专门的“敏感性问题审读员”，或聘请外部审读专家（如来自相关群体的学者或顾问）对涉及种族、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敏感内容进行审读，避免书中出现歧视性语言。

三是建立作者引导机制。在作者约稿合同或写作指南中可以明确列出出版社对语言包容性的要求，并向作者提供相关参考资料，从源头上减少问题。

技术操作与实战策略

在具体操作层面，编辑可采用以下策略识别和修改歧视性语言。

一是运用敏感词筛查技术。编辑可利用黑马软件、校对通或方正审校等文本分析软件初步筛查文本中的歧视性语言。虽然编辑不能完全依赖机器判断，但它们可以作为第一道过滤器，提示编辑关注潜在的问题区域。

二是采用分级处理策略。编辑可根据歧视性内容的严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策略。其一，对于直接侮辱、贬损或有严重歧视倾向的内容（如种族歧视用语、性别歧视词汇等），必须删除或修改。其二，将关于刻板印象的内容修改为客观准确地表述，如将“像女人一样尖叫”改为“响亮地尖叫”。其三，对于隐形排斥与忽略的内容，要补充被忽略的视角，如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加入少数民族在其中的贡献。其四，对于表达不平衡的内容，要调整表述方式使其平衡，如在书中介绍人物时，对男性和女性的描述尽可能保持平衡。

三是把握语境化处理原则。编辑在修改歧视性语言时需要考量具体语境因素。例如，对于经典文学作品的再版，编辑可以采取加注说明而非直接修改的方式，在帮助读者理解历史背景的同时，保留作品原貌。

危机处理与反馈机制

一是建立问题图书召回与修订机制。出版社一旦发现已出版的图书中存在歧视性内容，应迅速启动评估程序，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召回或推出修订版。

二是畅通读者反馈渠道。出版社要设立专门的读者意见反馈渠道，认真对待读者关于歧视性内容的批评指正意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荷兰的童书事件之所以迅速发酵，与出版社最初对读者投诉的冷漠回应有关，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汲取。

三是转化危机为学习机会。出版社应将每一次危机视为组织学习的机会，深入分析问题成因，完善流程，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笔者所在单位经常就编辑遇到的敏感问题召开案例分享会，将教训转变为组织记忆。

在图书中规避歧视性语言是一项兼具道德高度与专业深度的系统性工程。它并非机械的词汇替换，而是要求出版生态中的每位参与者均需进行的深刻认知觉醒与实践革新。

未来，随着社会对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理念的日益重视，读者对歧视性语言的敏感度将会继续提高。出版社需要进行前瞻性布局，从理念、制度、技术、危机应对四个层面系统构建规避歧视性语言体系。特别是在人工智能（AI）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利用AI技术辅助识别歧视性语言，同时避免算法偏见，是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