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园园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为促进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在政策驱动下，深入分析当前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转型动力不足、教材资源开发程度有限、数字技术应用不够深入等。基于此，现从理念更新、技术赋能和出版模式创新三个维度提出具体建议，旨在为大学出版社适应教育数字化趋势、提高教材出版质量提供可行的路径。

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教材的主要供给方，其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迭代的必然要求，更是落实教育强国战略、满足新时代教学需求的关键。当前高等教育正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型，学生对个性化、互动化学习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传统纸质教材已无法满足多元教学场景的需求。并且，数字技术催生的慕课、智能题库等新型教育产品正在抢占教材市场，若大学出版社未能及时转型，将会面临用户流失以及市场份额缩减的风险。因此，大学出版社需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发展。而在转型过程中，为避免普遍性问题制约发展进程，大学出版社亟须开展系统性研究，以突破瓶颈，推动教材出版与技术创新同频共振。

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

自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技术出现以来，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当下各行各业均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问题，出版行业亦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飙升至16179.68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增长率达19.08%。与此同时，纸质出版物的营收却逐年下滑，而出版业又可细分为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着重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育出版作为我国文化产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构成，扮演着教育内容服务提供商的重要角色，因此，其产业发展应紧跟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国家新闻出版署数据显示，教育出版占我国图书出版市场的份额较大。2017年，我国图书市场整体规模约为1800亿元，其中教育出版规模约为1100亿元，占比超过60%。由此可见“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当前教育出版业的主流发展模式。

从政策层面看，国家对数字出版行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国家新闻出版署曾发布《关于实施2023年度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旨在不断推进出版行业智库建设进程，进而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出版强国目标的实现注入动力。该通知不仅是对《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深入落实，更是2022年度同类型计划的延续。另外，《关于实施2023年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的通知》则针对2023年度出版业科技与标准创新示范项目的实施框架，明确总体指导原则、具体执行方案以及工作规范要求，为相关项目的落地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引。

技术创新视角下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

数字化转型内部推动力不足

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存在转型内部推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出版需要根据课程标准制定，并且多以纸质出版物为主，产业链相对完整，供需关系较为稳定。因此，在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相较其他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的危机意识以及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相对较弱。例如，某大学出版社从2021年才开始尝试数字化转型，但相关网站建设进度缓慢，微信公众号内容发布较少，在抖音平台尚未开通官方账号。另一方面，数字化出版行业为新兴产业，产品形态、技术应用等均处于摸索阶段，而教材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需要承担一定的技术风险以及试错成本，此类风险使得部分大学出版社仍处于观望状态。某大学出版社从业人员曾表示，在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成效并不明确的情况下，难以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尝试。

教材资源开发程度较低

综合当前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方向看，技术创新驱动下的教材数字化转型大致可分为组合、合成、融合三类。但目前部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字化教材多为组合类。例如，《哲学通论》数字教材从开发模式看仍属于典型的组合类数字化改造。该数字化教材在纸质教材基础上添加了授课视频、诗歌散文视频、手绘动画案例等多媒体资源，并设计了知识点导航栏和拓展阅读模块。但核心知识架构未突破传统线性编排逻辑，数字资源以“附件”形式存在。而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因为大学出版社对教材内容的挖掘深度不足，加之教材内容与技术的融合程度较低，无法推动教材出版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具体而言，一方面，教材的内容应适配课程标准与国家教育教学的总体目标，其内容更新具备较强的周期性，想要实现教材数字化转型，必须了解教材内容与数字资源的内在联系，才能实现融合转型。另一方面，当前数字化教材内容多为视频、影像资源，内容形式较为单一，创新性不足。

数字化技术应用深度不足

数字化技术是推动大学出版社教材数字化出版的内驱动力，但从目前出版的数字化教材资源看，存在着明显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的问题。例如，《哲学通论》数字教材虽然创新性加入授课视频回放和动画案例，但知识图谱构建、AI辅助思辨训练等深层技术应用尚未取得显著成果，其导航系统仍采用传统目录树结构，未实现基于语义关联的智能知识推荐；《人工智能导论》数字教材的代码演示模块仅提供静态截图，未集成云端编程环境，学习者无法在教材界面直接进行算法修改与效果验证，削弱了人工智能学科要求的实践属性。除此以外，目前虽然有慕课MOOC等教学平台，但大学出版社在智能教学平台建设上参与程度不足。此类问题的出现，正是因为部分大学出版社数字化技术应用深度不足。

推进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转变教材出版理念

当前，大学出版社教材数字化转型存在推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本质在于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理念认知不足。要想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首要任务是转变自身出版理念，明确自身市场定位。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应确立用户思维，将自身转变为教育服务商。大学出版社不能再以经验为主导，应将自身转型目标落实到服务用户上。教育教学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强调注重学生学习主体性。虽然数字教材内容受课程标准、教学目标的限制，内容无法进行随意变动，但可在展示形式上进行创新，如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化学》数字教材，其内容包含了3D动画、模型建构、微课等互动资源，支持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讨论；大象出版社开发的大象智慧教育融媒出版平台ADP5打破了传统出版局限，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围绕教学场景为师生提供多元化服务。该平台不仅发布了数字教材，还整合了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库、学习评估系统等，构建“教材+服务”的生态体系。教师可利用该平台完成备课、授课、作业布置与批改等工作；学生则可利用平台实现在线学习、自测与师生互动。由此看来，大学出版社在教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将自身理念从“内容供应商”转变为“教育服务商”，以教育教学需求为根本，推进数字化转型。

另一方面，在明确“教育服务商”的身份后，大学出版社应明确自身产品优势，精准定位优势领域，深耕垂直细分市场。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南方云教育”数字出版项目，立足区域教育特色，结合自身资源优势，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发针对性强的数字教材与课程资源。该项目针对不同学科特点、教学需求，设计差异化的数字内容呈现形式，如动画模拟实验、互动式知识图谱等。从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可以看出，“全面发展”暂时不适用于当前数字化转型，“深耕细作”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

技术赋能转型发展

以往传统教材多以纸质书籍为载体，教材内容会根据地方区域有所变化，但是对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程度较低。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与内容早已紧密结合。大学出版社应积极探索新技术的应用，加速自身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当前，AR/VR、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均可以为教材内容的数字化呈现提供路径，出版社可积极探索此类技术的应用。虽然以上技术的应用尚未成熟，但是从短期来看，出版社可借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成功案例，在教材中附加多种资源的二维码链接。师生在使用教材时，可利用智能移动设备扫描二维码，观看教材附带的数字资源。此举突破了教材内容体量的限制，实现了知识内容的拓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学出版社在应用该技术的同时，应结合自身情况，如此才能实现教材出版数字转型的持续发展。

除内容方面的技术创新外，大学出版社还应积极探索大数据技术在出版流程上的优化作用。大数据技术具备数据收集、分析与预测能力，可从选题策划、内容生产，到营销推广、售后反馈等各环节助力大学出版社实现出版流程精细化管理。例如，在内容策划上，可利用大数据收集、分析自身用户群体的阅读行为数据，以此把握读者偏好，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编排。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所采用的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整合了出版社的财务、生产、库存、销售等多类数据。在实际内容生产过程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生产环节，则利用ERP系统预测市场需求，并下达生产任务，实现印刷数量的自动调整，避免资源浪费。由此可见，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使出版流程更加科学、高效。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成功案例为行业提供了大数据优化出版流程的成功范例，大学出版社可借鉴其成功做法，推进转型进程。

探索融合出版模式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成熟为大学出版社推进教材数字化出版奠定了基础。大学出版社可凭借自身学术资源以及教育基因的优势，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探索数字化转型路线。人工智能技术可对海量学术文献、教材资源进行智能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挖掘知识脉络，助力出版社构建结构化的知识图谱。大学出版社可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多媒体技术结合，将静态文字转化为图文、音频、视频形式，增强用户沉浸式阅读体验，实现从单一图书出版向知识服务生态的全面升级。例如，外研社出版的《数字时代职场英语教程》数字教材在《个人技能篇》中，借助游戏化教学设计，将职场沟通技巧、团队协作等软技能与英语语言知识相融合，学生通过完成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游戏任务，在游戏互动中便可提升自身语言应用能力与职场素养；浙江大学的《信息与电子工程导论》和《工程伦理》数字教材运用知识图谱和AI技术，对复杂的专业知识进行结构化梳理，根据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智能推送关联知识点与学习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助力其更好地理解知识体系。

更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必须深刻认识到，要以自身服务特色为基础，结合学科优势，精准锚定目标用户需求为进路。不同教育层级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差异，职业教育重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大学出版社应深度挖掘目标用户在教学、学习过程中的需求，才能将数字技术与教材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以中国大学MOOC慕课平台为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围绕在线课程的核心需求，构建“课程视频+互动答疑+作业测评”的闭环体系，而非技术的盲目堆砌。大学出版社在推进“融出版”时，更应以此为鉴，利用差异化定位，精准化开发数字教材，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化教材产品，真正实现教育价值同数字化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尽管政策支持与技术进步为大学出版社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条件，但转型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非一日之功，大学出版社应结合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数字技术的应用。未来，大学出版社仍需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教育价值为核心，在转型中坚守内容质量，提升服务能力，最终实现从“教材出版”到“教育生态构建”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