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娟

近年来，随着大众读者对图书市场关注度的提高，各类图书编校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出版社及相关从业人员亟须反躬自省、正视行业内容质量管理。出版业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经验传承的行业，编校人员及其管理者皆可从古人处汲取智慧，发掘古人求真求实、言必有据的校书精神，传承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态度，践行图书出版传承文明、服务大众的初心使命。

我国古代的校雠思想与方法

我国自古就有重视编辑校勘文化典籍以保存历史的传统。《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均为文字记录的文献资料，若不经整理、编次、校勘，则无法以稳定的形式流传至今。早在孔子之前，人们已有校订文献之错乱讹误的行动。春秋时期，更是集中对上古传承下来的典籍进行删篇定序，编订并校正《尚书》《诗经》《春秋》等，为我国传统典籍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人们厘定典籍的行为已显现校雠学意识。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皇家藏书，撰成《别录》《七略》，将古代图书分门别类，厘定篇目，考订文字，确定了一系列校书原则，正式开创了我国校雠目录学的先河。刘向、刘歆父子因此被称为校雠学与目录学之祖。

汉代以后，搜辑亡佚、校理群书一直是重要的文化事业，官方校书与私人校书从未间断，不仅在文献整理、古书注释实践方面成果丰硕，校雠思想和理论方法亦不断发展并趋于完善。至南宋，校雠学理论得到深入总结与发展，并形成了专门的著作，即《通志二十略・校雠略》。至清代，章学诚撰写《校雠通义》。这二书的撰成，皆得益于作者所处时代藏书整理、校勘、注疏活动的兴盛，校书实践与理论总结相得益彰，为我国校雠学的成熟提供了土壤。

所谓校雠，刘向曾解释：“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太平御览》引）简言之，就是校订文字篇章的错乱和讹误。这里提到的一人独校和二人对校是校订内容最基本的方法。然而，校勘内容只是狭义的校雠学；从广义来看，传统校雠学还包括目录学和版本学。本文仅就其狭义而言。

从刘向始，古人在校勘图书的过程中就积累了一系列实用且经得起考验的方法与原则，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当今的图书编校工作仍有重要价值，是编辑提高工作水平、增强业务能力的珍贵资源。总体而言，古人的经验主要为以下三方面。

校书者应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

图书编校是一项主观性较强的工作，编校者的能力与素质直接决定了图书的编校质量。对此，古人已有清楚认知。《日知录》说：“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如果校书者本身学问水平不高或态度不谨慎，就可能妄改书稿，将正确的改错，而错漏处又不能发现。这也是我国古代图书刻本良莠不齐、文字多歧的原因。因此，古代能校勘图书者，多为学问大家，通训诂，懂音韵，知文法，且细心谨慎，不妄改一字，改必有据。

校勘前要征求众本，择善而从

底本是校对工作的基本条件。古人在校勘前必广搜众本、比较异同、辨其优劣，选出一个可靠版本作为底本。郑樵在《通志二十略・校雠略》中提出：“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他把求书放在校书之前。古籍版本众多，只有搜集到足够多的善本，才能保证校书质量。但哪个版本最佳，不能一概而论。孙诒让说：“以旧刊精校为据依。”于今而言，一般认为宋本古籍刊刻较早，错误较少，相对可靠。但宋本并非没有错误，如戴震曾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因此，在校书时，应多查阅几个版本，对文字有出入的地方，用自己的学识作出判断，有难以决断之处，应注明异文或存疑，以备后者参考。

确定校勘体例，有章可循

古人在整理编校图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作规范与方法，即今日所说的校勘体例，古人称为校雠式。该规范涉及校勘内容、文字修正形式、断句与标点方法、注音与释义格式等，是十分细致又实用的标准。可以说，当今沿用的各类编校方法，多继承自古人之实践。

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指出，古人对图书文字内容的校正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理错乱，二是删衍羡，三是补缺脱，四是正讹误。这正是当代编辑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在具体方法上，古人总结出“死校”“活校”“对校”“理校”等。其中“死校”“活校”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种是校异同，即对校改文字严格要求，只录异同，不擅改，不妄改，以保留原作的本来面目；另一种是校是非，即注重作品自身的逻辑，以“理”进行判断，不泥古、不迷信版本。在工作实践中将二者结合，正体现出传统校雠学辩证统一的严谨精神。

当代图书编校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公众对图书质量的关注持续提升，多部存在编校问题的图书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读者对出版社的品质把控能力及编校人员自身的业务素质提出质疑。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图书出版行业在新时代面临多重挑战过程中应对能力不足的综合反映。简单来说，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编辑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当前，出版社中担当中坚力量的编辑主要是“80后”“90后”，这批从业人员大多成长于分科教育背景，其学历与整体素质虽较高，但在专业领域的学术积淀仍显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相关课程设置有所欠缺，古典文献素养培育不足；另一方面，部分编辑自身片面认为学业止于毕业，不再深耕相关学识。这一点与老一辈编辑将编书视作学术研究、终身潜心钻研的态度存在较大差距。

编辑任务重，压力较大

出版社当前的性质决定了其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会尽可能追求经济效益，从而对编辑及各岗位从业人员形成压力。一方面，编辑不仅需负责选题策划、书稿的编辑加工、装帧设计等，还需考虑如何销售已出版的图书，从而要花费极大精力策划营销活动，如组织新书发布会、签售、开展直播等。由此，编辑投入书稿的时间和精力极易被压缩。另一方面，书稿内容的差异对编辑专业背景的要求存在显著区别。然而，当前部分出版社为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往往对编辑提出过高要求，即同一编辑既要能处理某一领域的书稿，也要能处理另一完全不同领域的书稿。同时，随着竞争压力的加大，出版社对编辑的量化要求也日趋严苛。

图书品种多样，稿件来源复杂化

与传统出版相比，当代出版活动为满足大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出版品类方面发生了质的转变。诸多小众出版领域受到关注，图书出版与新媒体的结合亦随之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需对接各类著作者及文字作品，不少文字作品均由作者的课件或视频内容转化而来。此类稿件，从形式到内容均对编辑工作构成挑战。例如，从作者的课件到书稿，其间存在将口头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的难题。一方面，口头语言较为随意，可能存在较多语法问题；另一方面，作者在授课时会有现场发挥的成分，其中的知识性错误在所难免。虽然讲稿整理成书稿的过程以作者为主体，但编辑仍需提供多方面的修改意见，付出大量隐性劳动。此外，在当前的出版实践中，因课程受欢迎而积累了一定受众基础的作者，其作品对图书销售而言亦构成潜在市场，因此这类选题占比较高。

数字化工具、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的问题

当代出版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现代化排印工具的应用，无论是计算机进行的文字扫描、识别、排版、美术设计，还是智能校对软件对书稿的质量检查，均极大提升了图书出版效率。然而，这亦给编辑工作埋下隐患、带来风险。现代化排版软件虽使改版更为便捷，却也滋生了编辑的惰性。部分编辑在改稿时，对稿件中存在的统一性问题不细加判断，就贸然进行一键替换操作，结果酿成大错。这种情况在已出版的图书中并不少见。尤其是涉及古籍、繁简字等内容的稿件，编辑自身若能力不足，就会转而依赖人工智能（AI）对书稿进行繁简转换、引文核查、对错辨析等。这样做看似提高了编校的效率，实则风险极大。因此，人工智能工具及其他具有便利性的工具，都是“双刃剑”，它既能给人们带来便利，也带来制造风险，这取决于编辑的应用程度。

此外，人工智能的普及，也会从内容上对编校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当面对书稿时，在内容原创方面，以前编辑只需审查其有无抄袭，如今则需合理怀疑其是否掺杂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的价值与权责如何界定。在未来工作中，图书编校人员可能需在此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古代校雠学对当代图书编校工作的启示

无论数字化与市场化如何发展，对图书出版业来说，编校质量始终居于首位，是整个行业的生命线。部分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取代编辑人员的位置，甚至可能导致出版行业的消失。此类言论源于未能认识到图书出版始终以人为主体，它服务于人民大众，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出版社能为社会提供什么内容的作品，这些皆取决于人，而非由机器决定。就此而言，古人重视校雠的精神、理论与方法，在当前仍能为编辑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值得编辑认真反思并汲取力量。

编辑应提升自身的学术素养，终身学习，勤耕不辍

作为图书编辑，日积月累的经验和不断提升的专业素质能为做好工作提供保障。近年来，市场上涉及传统文化与古籍的图书频频出错，引发社会关注，多因责任编辑责任心不足或能力不够。单从古文字来说，很多编辑可能自己也没有弄懂许多字的用法，又不肯下功夫核查，在工作中过度依赖智能工具“一键转化”，甚至应付处理。

例如，在历史类图书中，常会见到将三国时期魏国大将“丘俭”的姓氏“丘”误作“毋丘”的情况。这类错误多是因稿件扫描时机器识别错误，而编辑与校对人员又未能发现。与之类似，天文星宿中的“昴、毕”二宿，常将“昴”误写为“昂”；“符”中的“”错写为“篆”，古籍中的“（抟）”错识为“搏”。诸如此类错误，皆因编校工作粗疏不精所致。

还有一类用字错误，是在将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的过程中产生的，编辑校对人员未将繁简字的对应关系梳理清晰，机械地进行转换。例如，古文中的“乾”，有的表示“乾坤”的“乾”，有的表示“干燥”的“干（乾）”，如果一键转化，就会出现“乾”卦成为“干”卦的问题。“徵”字可能转化为“征”，但在表示五音中的“徵”音时，应保留原字形。这还只是繁体转简体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编辑要编辑一本将简体版转为繁体版的稿件，那么情况会更为复杂。所以编辑在处理稿件时，一定要慎之又慎，绝对不能凭感觉改稿，要多查多问，必要时应请专业人员协助审稿。

古人认为在校书的过程中，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有疑问的地方不要轻易放过，要动用多种校对方法交互验证，尽可能地寻找真相、去伪存真。例如，有本书稿讲到“正月二十五是天仓节，要祭奠仓神，要‘圈席大囤’”。这里“圈席大囤”就比较难解，“圈席”是一个动作，“大囤”又是什么意思呢？编辑思考许久，联想到家乡春节过后有在院子里用草木灰画“粮囤”，中间埋上一把“粮食”以祈求好年景的风俗，推测作者这里说的应该是“打囤”。随后与作者沟通，确认是“打囤”之误。又如，某篇文章讲述春秋时楚国灭亡息国所采取的进军路线，提到“由随地北出城口中的直辕，经东申沿河东北而行，在其汇入淮水之处，便是息国”。这里的“沿河”难以理解，因为古代单独用“河”一般是指黄河，而这里显然不是黄河。编辑推测这里可能少字，后来跟作者验证，确认应为“河”，这个字因不常用，在文件转换时发生错误。由此可见，能够提高编辑审校能力的，不仅是博览群书的学识，还包括审问、慎思、明辨的态度。

秉承“多闻阙疑”的工匠精神，探索编校新模式

在当代图书编校实践中，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值得关注。有的编辑为使稿件符合质检要求或为尽快完成工作，有时会对书稿进行过度的修改或删减。例如，遇到有问题的地方，不去核查也不与作者沟通，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直接删除处理。或者遇到作者的特殊用词、特殊表达，认为不符合惯例、不通顺、不通俗，便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改动，这些过度加工都是编辑不负责任的表现。

每个专业甚至每个研究方向，都有自己的一套表达体系和遣词造句的习惯，同时，优秀的创作也正在于作者所开创的特殊语言系统。编校工作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各行业内容千差万别的稿件。更何况，许多行业的研究内容可能还是编辑尚未接触过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表达，有可能恰好是专业术语。正如编辑古文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随意修改一样。因此，遇到有难度的稿件，首先要做的是多与作者或专家沟通交流；其次多核查资料，尽量减少臆改。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先生说过：“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这个建议对其他品类书稿也同样适用。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除了与作者沟通，还有诸多手段可以辅助编辑核查资料进行编校。例如，对作者引用的内容，在校对时，编辑可以借助在线的电子资源进行检索，先确定要查的内容在哪本书的大概什么地方，再去翻阅纸质书进行核查，这样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当前，网络上各类大模型AI助手的出现和更新迭代，均可为我所用，给编辑提供便捷的查询线索。编辑在编校工作中，一方面要恪守古人精益求精的传统智慧，另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日新月异的现代技术工具，并将二者融合起来，为图书出版工作赋能。

不过，在编校过程中，编辑要警惕过度依赖各类人工智能工具改稿的现象。一方面，书稿的语言是活的语言，编辑应充分尊重作者的创作风格，不能“一刀切”地用智能工具来改造书稿语言，使其变得同质化、庸俗化，失去个性；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工具是对网络内容的再加工，在此过程中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包括常识、史实、资料来源的错误，以及逻辑混乱、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等。人工智能的思考遵循的是统计逻辑和符号逻辑，而不是像人一样真正进行自主思考。所以，面对书稿内容，它可能会帮编辑修改得更“完美”，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图书的灵魂是文字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情感，这些是智能工具无法进行真正理解的。

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在编校过程中，编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强大的搜索、概括功能，就书稿中存疑或难解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问，然后以其答案为线索去查阅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去伪存真的判断。例如，编辑在编校《黄帝内经・素问》的稿件时，发现其中“上古天真论篇”有一段讲人的生命阶段的文字，某古籍刻本中为“八八，则齿发去”，而对照别的版本，则大多将“七八”中的内容移入这一句，成为“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此处内容为何会有差别，编辑用某人工智能工具进行了查询，它很快地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梳理，包括资料来源、古籍错简、学者考订、版本流传、学术争议等，都列举得很清楚。以此为线索，再去核校这处文字，就能够结合实际做出版本选择。同时，也让编辑认识到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提高了编辑的责任感和敬畏之心。

出版社应严守“三审三校”制度，将图书内容质量放在首位

从我国古代校雠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刻书校书在多数情况下是一项官方活动，而非个人私事。因为官方机构能提供财力与学术资源的支持，也能构建严谨完善的标准流程，为刻书、校书活动的完成提供保障。而且从结果来看，官方刻本的图书质量也普遍高于坊刻本。于当代而言，图书编校也不是责任编辑个人行为，它是一个出版社对图书内容质量的整体把关。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要提高图书的编校质量，关键是要从制度管理层面下功夫。“三审三校”制度要落地见效，而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压在一审编辑身上。图书编校过程中，二审、三审环节要落到实处，这样一审编辑那里疏忽的问题也能被及时发现。此外，出版社也不能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盲目扩大出版规模，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出版社更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对编辑的业务能力要求，加强业务培训，重视图书质量检查，完善奖惩机制，为编校人员的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动力。

总之，从古到今，出书、刻书、校书的宗旨始终是传承文化，传播思想，守正创新，服务大众。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积累下来的校雠学理论与方法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当代编辑从事图书出版工作，应提炼、延续这一传统，让古人的智慧助力新时代出版行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华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