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教材的常态化生产使出版机构面对编辑角色从“书稿加工者”向“产品经理”转型的深层命题。既有研究多聚焦能力模型与培训体系，鲜少揭示支撑角色转型的制度性机制。现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3—2026年数字教材制度体系建设为案例，采用参与者行动研究法，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视角，考察数字教材编辑角色制度化的过程与逻辑。研究发现，数字教材编辑角色制度化是流程规范、激励导向与业务平台三重路径协同建构的过程：流程规范明确编辑的责任边界与协作接口，激励导向将新角色行为转化为可感知的价值信号，业务平台将角色能力需求沉淀为日常操作的认知参照。在三重路径共同作用下，编辑角色的内涵逐步从“书稿交付者”转变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者”。本文提出“角色制度化”这一中层分析概念，为理解出版融合转型提供了基于制度视角的解释框架，并为同类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行动路径。

问题的提出

　　数字教材已被纳入国家规划教材遴选体系，成为教材发展的重要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推进教育数字化”，《“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强调“加快以数字教材为引领的新形态教材建设”。在政策推动下，各出版单位纷纷开展数字教材建设实践。

　　然而，行业普遍面临困境：许多出版社虽能完成数字教材的“试点”突破，却难以实现从“年度几本”到“常态量产”的规模化跨越。既有讨论往往将此归因于编辑的数字素养不足，解决方案锁定在“能力培训”的单一路径上。行业调研表明，出版流程不完善、投入产出比较低、人员积极性不高是普遍痛点，“无明确考核标准”正是制度缺失的直接体现。

　　本文认为，参与数字教材项目的编辑并非缺乏学习能力，而是出版机构尚未通过制度手段，将“产品经理”这一新角色正式定义、授权并纳入日常运作体系。当编辑需要协调资源、对接技术、验收成品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会不会做”的技术问题，而是“该不该我做”“做了算不算业绩”的制度真空。

　　基于此，出版机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将一种新型职业角色从“临时试点”状态推入全社可执行、可考核、可复制的组织常规?这一过程即本文的核心概念——角色制度化。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中传社”)2023—2026年数字教材制度体系建设为观察对象。该社深耕传媒教育出版，其转型实践在同类机构中具有典型意义。笔者全程参与数字教材平台建设及数字教材制度设计与推行，拥有较为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各类制度文本、会议纪要、项目复盘报告等一手资料;同时，经过多年调研和交流，各高校出版社在该领域的路径和经验具有相似性。

文献回顾与分析视角

数字教材生产中的编辑角色转型研究

　　数字教材的兴起对传统编辑角色提出了新要求，已有研究从多视角探讨了转型问题：有的学者关注编辑能力模型更新，提出数字时代编辑需具备复合能力(张志强、王鹏涛，2023);有的学者从知识服务视角出发，认为编辑应转变角色(徐丽芳、陈铭，2021);还有的学者注意到组织层面的障碍，指出传统考核体系与数字业务错配(方卿、王涵，2022)。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编辑应该成为什么”的应然层面，鲜少追问“编辑如何成为新角色”的实然过程。当聚焦组织运作的微观层面时，关键问题出现了：新角色的认知、行为与身份感在组织内部是如何产生的?

制度理论及其对编辑角色研究的启示

　　制度理论为理解角色转型提供了分析工具。制度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构成，共同塑造行动者认知框架与实践逻辑(李频，2018)。规制性要素强调规则设定与执行，以约束机制引导行为;规范性要素聚焦价值期待与行为评价，以社会认可传递值得做之事的信号;文化—认知要素关注共享观念与意义框架，塑造行动者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因此，将此视角引入编辑角色研究时，需要追问：新角色的职责边界如何由规则划定?新角色的劳动价值如何经评价认可?新角色的思维习惯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内化?

分析框架：角色制度化的三重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三个维度考察数字教材编辑角色的制度化进程：规制性路径关注流程规范如何划定编辑的责任边界;规范性路径关注激励导向如何赋予新角色价值合法性;文化—认知路径关注业务平台如何将角色能力要求“内置”为日常操作习惯。三重路径共同作用，使新角色从临时试点状态逐步沉淀为稳定的组织常规。

中传社数字教材编辑角色的制度化实践

前制度化时期：项目制阶段的“临时拼凑”(2024年年初至2025年年中)

　　2024年9月，中传社基于各项调研确定实际需求后，完成数字教材平台建设并上线;2025年年初，中传社完成首批数字教材生产。在这一阶段，数字教材生产的核心特征是角色“即兴表演”：没有现成的岗位说明书，编辑与技术人员探索性组队，职责边界模糊。谁负责协调作者提交多媒体资源?谁检查交互功能的教学适用性?这些问题均没有制度答案。

　　“A编辑能做，是因为她与技术部门交流多;B编辑不做，是因为她埋头做书，无暇接触。”(据作者工作观察)这精准揭示了该阶段的深层困境：隐性知识依赖。流程藏在人的脑子里，组织未能从单个项目中提炼出标准化内容。当数字教材规划从“年度1—2本试点”向规模化发展迈进时，这种“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模式逐渐失效。

　　规模化诉求倒逼制度化革新。该社开始系统性地将零散的项目经验转化为全社统一的操作规范。这一转折的标志是《数字教材出版流程规范》《数字教材业务核算指引》等制度文件的颁布。

规制性路径：流程规范划定角色边界(2025年下半年)

　　数字教材内容生产环节涉及数字部门与编辑部门两方，流程设计存在两种可能模式：数字技术人员与责任编辑合作，或由责任编辑负责、数字技术人员提供服务。该社最终选择了后者。《数字教材出版流程规范》明确规定“责任编辑作为数字教材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选题策划、作者沟通、合同签订、稿件审校、流程协调与质量监督”。

　　这一制度抉择的深层逻辑在于教育属性优先。数字教材首先是教材，其内容质量不能被技术逻辑替代。将项目负责权赋予责任编辑，本质上是将“内容主权”锚定在编辑岗位。“全面负责”是对编辑角色的正式赋权。

　　将新流程与传统编辑工作规范对照，角色迁移路径清晰可见。在传统范式下，编辑的职责终点是“下厂”;在数字教材出版流程中，编辑的职责延伸至“提出制作需求—审核成品—参与验收”。验收流程规定“责任编辑签字方可上线”，测试反馈要求责任编辑复核。这些表单工具是职责边界的可视化载体——编辑在签字确认时，清晰确认自己对产品最终形态的裁量权。

　　另一制度设计是协作接口标准化。规范文本确立了“责任编辑—数字技术人员”二元协作结构：责任编辑对内容完整性、准确性、教学适用性负责;数字技术人员对技术实现、交互体验、平台适配负责。谁在什么节点提交什么产出，通过流程节点固化，权责清晰。

“现在按流程，该谁做、该什么时候做，清清楚楚。”(项目复盘会记录)

　　这一路径的制度功能在于降低不确定性。当编辑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时，角色制度化的基础便得以奠定。规范发布后，流程成为最稳定的“师傅”，这是角色知识的组织化沉淀，也是制度化最基础的成果。

规范性路径：激励导向赋予角色合法性(2026年年初)

　　规制性路径回答了“能做什么”的问题，但并未回答“做好做坏有什么区别”的问题。后一命题由激励导向承担。

　　传统编辑考核以“纸质图书下厂品种数”“销售码洋”等为核心指标，深刻塑造了编辑的职业认知。数字教材要求更复合、工作习惯待养成、修订再版频繁、部门协作更复杂，在旧体系中面临典型的“做多错多、不做不错、做了没用”的困境。

　　“做数字教材，年底工作量算数吗?社里说大力开展，但考核里没有这一项。”(日常交流记录)

　　《数字教材绩效核算办法》通过两个层面的制度信号完成角色价值的重新锚定。

　　第一层信号：承认劳动的复合性。数字教材生产涉及多媒体资源整合、技术沟通、交互设计审核等新增劳动。激励制度通过差异化核算系数，从字数统计、品种认定等多维度予以加权，使编辑的劳动投入获得相应的业绩体现。这不是“补贴”，而是“认定”——数字教材编辑是一种复杂度更高的劳动形态。

　　第二层信号：赋予主业地位。核算指引明确规定，完成上线的数字教材计入编辑年度基础工作任务中的“出版品种”总数。将“上线”等同于“下厂”，宣告数字教材不再是纸质书的“附庸”或编辑的“副业”。

“我做数字教材，也是在完成年度任务。”(据笔者工作观察)

　　激励制度还承担着明确的行为导向：对原创型数字教材给予更高业绩权重，鼓励编辑主动策划;同时，设立与项目进度挂钩的专项激励。

　　这一路径的制度功能在于提供合法性认同。当编辑感知到新角色行为被组织认可时，“做新事”就从“额外奉献”转变为“分内职责”。激励制度的本质是价值锚定——它回答了“做新事有何意义”这一深层职业命题。

文化—认知路径：业务平台作为“认知支架”(2026年持续)

　　这一路径与前述路径性质不同。它并非通过“规定”或“激励”来约束行为，而是通过业务平台将角色能力要求“内置”到日常操作界面中。

　　流程规范规定“责任编辑要审核成品”，但具体审什么、怎么审?对初次接触数字教材的编辑而言，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开放性问题。在平台流程中，数字教材完成制作后，由数字部门编辑执行技术测试，测试通过的成品由责任编辑验收确认。平台将协同流程固化为可追溯的操作记录，“产品审核者”的角色认知便在日常操作中扎根。

　　“刚开始让我‘建立产品思维’，我完全不知道从哪入手。后来一次次预览版式样张、验收成品，慢慢就懂了。”(与编辑日常交流记录)

　　在数字教材生产流程中，责任编辑的核心审核权体现在关键节点的确认上：版式样张须经责任编辑认可方可进入精排环节，成品须经责任编辑验收方可上线发布。正是在反复的“提交—确认”过程中，编辑逐渐内化了“内容结构化”“多媒体协同”的产品思维。

　　平台提供教材使用数据，当责任编辑看到自己策划的数字教材被数千名学生使用时，职业成就感有了全新来源。这种反馈机制从认知与情感层面强化了“产品负责人”的角色认同。

　　这一路径的制度功能在于降低认知门槛。培训用于传达理念，工具用于固化行为。数字教材编辑切实履行着产品经理的审核与决策职责。

三重路径的协同机制

　　上述三重路径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支撑。规制性路径为规范性路径提供运行基础——若缺乏清晰的职责边界，激励导向就会失去评价对象;规范性路径为文化—认知路径注入价值意义——当编辑感知到新角色被组织认可时，日常操作便获得了更深层的职业意义;文化—认知路径则将前两者的意图转化为编辑的日常实践——制度文本沉淀为操作习惯，价值信号凝结为角色认同。

成果与讨论

角色制度化的三重路径模型

　　本文基于中传社这一案例，揭示了数字教材编辑角色制度化的核心机制。研究发现，角色制度化是规制性路径(流程规范)、规范性路径(激励导向)和文化—认知路径(业务平台)三重机制协同建构的过程。规制性路径划定责任边界，解决“能做什么”的权限问题;规范性路径赋予价值合法性，解决“做新事有何意义”的动力问题;文化—认知路径内化为日常习惯，解决“如何做才自然”的认知问题。在三重路径的共同作用下，编辑的角色内涵从“书稿交付者”逐步迁移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者”。

从项目制到岗位制：制度化推动组织能力质变

　　本案例验证了可行的转型路径：小步快跑探索—提炼角色模型—三重制度固化—全员能力普及。项目制依赖“英雄”，岗位制依赖“系统”。当数字教材生产不再依靠少数人的超常付出，而是依托一套任何合格编辑经过训练都能执行的常规流程，并且这套流程被组织价值体系正式认可时，组织才真正完成了从“创新试点”到“新业务线”的能力跃迁。组织能力资产与三重制度路径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支撑编辑角色的顺利转型。

制度化过程中的张力与调适

　　制度化并非坦途，本案例中存在多重张力，包括旧角色惯性的制度性抵抗、跨部门权责摩擦、规范化与灵活性的平衡、新业务推进与制度适配的匹配难题。持续的调适策略，如培训赋能、标杆示范、流程节点设计、保留灵活性缝隙，将张力控制在可预期、可协商范围内，使制度得以迭代完善。

　　部分资深编辑对催作者、盯进度、跨部门协调存在身份不适。调适策略是复合的，培训赋能解决“会不会”的问题，标杆示范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渐进推行解决“敢不敢”的问题，第一批转型成功编辑的示范效应远超行政指令。潜在忧虑是刚性流程可能扼杀编辑探索新形态的动力，流程规范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进行多轮测试”的条款是制度刻意保留的灵活性缝隙。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提出“角色制度化”中层分析概念，将编辑角色转型问题从“能力叙事”拓展到“制度叙事”，为理解出版融合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第二，构建三重路径的分析框架，揭示了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种制度要素在角色转型中的不同功能及协同机制，丰富了制度理论在出版研究中的应用。

　　对处于相似转型阶段的出版机构而言，本案例的核心启示在于：角色先行——先想清楚新业务需要什么样的人、承担什么责任;制度配套——流程规范与激励导向必须双轮驱动;平台支撑——将制度要求内化为日常操作;耐心与留白——制度化需要在迭代中逐步完善。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为单案例探索，存在以下局限：其一，制度执行效果的量化评估有待后续跟进;其二，编辑群体主观角色认同的变化需要长期追踪;其三，研究结论向其他类型出版机构的可迁移性有待检验。后续可开展多案例比较研究，进一步验证或修正本文提出的“角色制度化”模型。

　　尽管如此，本案例已充分证明，数字时代的编辑转型，不仅是能力的挑战，更是制度的命题。当我们将目光从“培训补短板”转向“制度建机制”时，那些长期困扰出版融合的“人的问题”便有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出版机构最深厚的资产，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多年积累的编辑力，制度化的使命可以使这份核心资产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