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秦 张瑜

摘要：巴哼语承载着巴哼族群独特的文化记忆与历史底蕴。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新时期广西地区巴哼语面临使用人口锐减、代际传承断裂、语言功能萎缩等严峻挑战。现采用实地调查法与文献研究法，探索新时期保护与传承广西巴哼语的有效路径，旨在为挽救广西地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加速了语言生态格局的重塑。我国在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已将语言多样性的保护提升至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例如，在国家层面，2010年6月18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布《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抢救性保护工作[1]；2017年3月17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民委“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强调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2]。在地方层面，2018年5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响应国家号召进一步明确了濒危语言的抢救义务[3]。广西巴哼语作为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典型方言之一，承载着巴哼族群独特的文化记忆与历史底蕴，当前正面临使用人口锐减、代际传承断裂、语言功能萎缩等严峻挑战。为此，本研究重点探索新时期广西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路径，旨在为挽救广西地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巴哼语系属争议与研究现状

巴哼语的学术性研究源于20世纪初期法国学者Auguste Bonifacy于1905年在越南明江流域开展的相关记录工作，其发表于《法国远东研究院报》第5卷的文章《明江上游居民所操语言之研究》中首次提到巴哼语与苗瑶语族的关联性[4]。至1986年，美国语言学家P.K.Benedict在《苗瑶语之谜――那峨语》中，仍将巴哼语（那峨语）定位为苗瑶语族中的一个“未解之谜”[5]。此后，美国语言学家David Strecker（1987）进一步跟进上述“未解之谜”，但同时表明需要更多的语料才能明确其语言地位[6]。

20世纪90年代，陈其光（1996）较早关注巴哼语的独立性问题，通过对比湘西苗语、黔东苗语等语言，提出巴哼语应被划分为独立语言，而非苗语或布努语的方言[7]。随后，毛宗武和李云兵（1997）通过系统研究，正式确认巴哼语为苗瑶语族苗语支的独立语言，从而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分类争议[8]。进入21世纪，巴哼语研究呈现出局部深入但整体研究不足的特点。例如，李云兵（2005）运用语言接触变异理论对苗瑶语各语序类型受汉语影响所产生的变化进行了论述，其中提到巴哼语语序类型的5个主要表现[9]。聂鸿音（2013）通过研究清代乾隆《辰州府志》中的巴哼语词，证实了文献所载的“人”语实际上是巴哼语的唔奈方言，为巴哼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珍贵历史文献依据[10]。在跨境研究方面，李锦芳（2013）对中越边境20余种语言的分布及使用状况进行了综述研究，其中提到越南境内的巴哼语使用者为巴天族，主要分布于宣光与河江二省，使用人口5000余人[1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学者胡朝君（2023）聚焦贵州省黎平县红瑶瑶族使用的巴哼语，基于描写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理论框架，对该地区巴哼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系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与分析[12]。

新时期广西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路径探索

语言的兴衰，实为多重因素交织所致。本文将从微观层面的家庭传承、中观层面的社会支持、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三大视角，探索新时期广西地区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路径。

家庭层面

培养文化自觉，强化方言认同。为更有效地维护巴哼语的存续，家庭内部应主动构建语言认同感。在此过程中，家庭年长者的态度和决心对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具有决定性作用。父母、祖父母等家庭成员可在儿童成长早期，通过使用巴哼语讲述故事、吟唱童谣、开展游戏及讨论家庭日常事务等方式，促进年轻一代对巴哼语的语言认同。此外，家庭年长者还可通过分享巴哼语背后的文化故事等方式，阐释巴哼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深层意义，引导年轻一代将巴哼语作为维系族群身份、传承文化记忆的文化纽带，树立“传语即传文”的传承意识，从思想层面奠定家庭传承的自觉性，进一步强化方言认同。

利用仪式语言，打造方言社群。在家族或地区的传统节日、祭祀活动、婚葬仪式等使用本地方言的关键场景中，家庭年长者应强调并坚持使用巴哼语。例如，在春节期间，由家庭年长者带头用巴哼语互道祝福；在举办婚礼时，使用巴哼语完成说媒提亲等环节。家庭年长者在年轻一代的重要人生节点使用巴哼语，不仅能增强巴哼语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更能强化年轻一代对巴哼语的归属感。借助这些仪式，巴哼语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沟通工具，而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情感纽带，使年轻一代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习得并重视自身的独特语言。

建立互助机制，形成传承闭环。广西地区的巴哼族群可主动构建“老带小传文化、小带老学技术”的互助学习体系。由家庭年长者向年轻一代传授巴哼语相关的民俗故事与文化内涵，年轻一代则借助剪辑、配音等方式，将家庭语言素材制作成抖音、快手与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作品，并鼓励年长的家庭成员共同参与语料录入、语音校对等工作。此举既可推动巴哼语的语言标准化建设，又可通过协作过程形成互助机制，助力形成巴哼语传承闭环，推动巴哼语的良性传承。

社会层面

依托社区功能，打造母语活力中心。积极鼓励和培育以巴哼族群成员为主体的巴哼语小组、民族文化传承小组等社区组织，定期举办以巴哼语为载体且形式多样的巴哼语歌圩、故事会、朗诵会、传统技艺工作坊、节庆仪式及民族音乐舞蹈表演等社区文化活动。通过积极营造沉浸式、频次高、日常化的巴哼语语言使用场景，为年轻一代创造更多接触和使用母语的机会，从而深化其文化认同，推动社区成为巴哼语活态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阵地。

融入学校教育，探索双语教育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行动计划要点第六条规定，“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13]。因此，可在巴哼族聚居区的学校探索实施更加灵活多样的双语乃至多语教育模式。例如，在中小学低年级将巴哼语作为辅助教学语言，或在民族文化课、地方历史课、艺术课等特定课程中增加巴哼语教学环节，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当地学校可因地制宜地开发巴哼语言文化地方特色课程，涵盖基础语言会话、民间故事、传统歌谣、习俗礼仪、生态知识等内容，提高巴哼语学习的趣味性、互动性及使用频率。此外，具备条件的学校可进一步探索设立特聘岗位，吸纳社区内精通巴哼语与民族文化的非遗传承人或党组织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或巴哼语习得辅导员。

推动多方协同，构建语言保护联盟。巴哼语聚居区的社区可联合当地文化站、非遗保护中心、高校科研团队等机构，探索建立巴哼语保护协会、巴哼语保护中心等平台。文化站可为社区组织提供活动场地与设备支持，定期开展巴哼语传承人的培训活动；非遗保护中心可协助整理巴哼语口述文献，主动将现存珍贵的语言资料纳入非遗保护数据库；高校语言学相关专业师生可深入社区开展语言调查研究，记录巴哼语的语音特征、语法结构等基础数据，为后续编写巴哼语相关教学辅导资料提供学术支撑。

激活场景赋能，拓展语言应用空间。巴哼语聚居区的商业场所是语言实践与文化传播的天然载体，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鼓励巴哼语聚居社区内的商铺、民宿、手工艺坊等经营主体在服务场景中主动融入巴哼语元素。例如，当地餐馆可推出带有巴哼语语音的特色菜单，顾客扫码后除查看菜品的中文介绍外，点击巴哼语图标即可收听巴哼语语音解说，让每道特色菜肴均成为巴哼语保护与传承的微型载体。当地民宿可使用巴哼语向游客介绍族群传说与建筑文化。手工艺传承人在销售特色银饰、织锦等产品时，可使用巴哼语讲解传统纹样的文化寓意等，让巴哼语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中发挥桥梁作用，在各类商业场景中切实提升其实用价值和影响力。

国家层面

完善法律体系，助推巴哼语保护与传承。我国于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与200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均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与权利。2018年出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也为广西巴哼语等濒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政策支撑。然而，从整体性保护与系统性推进的角度看，当前仍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的专项立法，强化法律之间的衔接性与可操作性。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健全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的衔接与协调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地方法规的权限边界与核心内容，确保地方法规与国家方针政策同向发力，切实助推巴哼语等濒危语言的保护与传承。

衔接“语保工程”，建立巴哼语语料库及保护中心。自2015年起，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导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为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在巴哼语保护实践中，仍存在资源分散、数据孤岛、保护工作浮于表面等问题，且现有保护模式偏重静态保存。在此背景下，亟须提升巴哼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推动其从“静态保存”转变为“动态使用”。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统筹多方力量主动衔接“语保工程”，组建专业工作团队，配备专门场地与设备，加速推进巴哼语语料的高效收集、调查记录、描述分析、整理保存与开放共享等工作，并适时建立专门的巴哼语语言资料库与保护中心。

聚焦监管机制，解决巴哼语保护持续性不足难题。除完善法律体系与衔接“语保工程”外，国家层面的另一关键环节，在于构建权责清晰、保障有力与可持续运行的监督评估体系，并主动防范重立项、轻落地，以及重前期建设、轻后期维护等普遍性问题。为此，建议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通过采用定期专项督查、第三方评估和公众监督反馈结合的方式，助推各项有利于广西巴哼语等地方濒危语言保护与传承的相关政策切实落地、持续推进。

综上所述，新时期广西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工程，需从家庭、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家庭是巴哼语存续的根基，通过培养文化自觉、构建仪式化语言空间与建立代际互助机制等方式，能够激发巴哼族群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语言认同与传承意愿。社会层面应依托社区组织、学校教育、多机构协同与商业赋能，拓展巴哼语的使用场景与社会功能。国家层面需在立法保障、政策支持与资源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注重语言政策与地方实践的有效衔接，推动巴哼语从“静态保存”转向“活态传承”。这种微观筑基、中观赋能、宏观保障的保护与传承路径，既为广西巴哼语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我国其他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借鉴。

本文系2025年度北部湾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桂音密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广西瑶族巴哼语抢救性保护研究”（项目编号：S202511607107）成果。

（作者单位：北部湾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EB/OL].(2010-06-18)[2026-03-03].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601/201006/1079331.s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的通知[EB/OL].(2017-03-17)[2026-03-03].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593/202307/1166427.shtml.

[3]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EB/OL].(2020-04-29)[2026-03-03].http://jyt.gxzf.gov.cn/zfxxgk/zc/dffg/t19046888.shtml.

[4]BONIFACY,Auguste Louis.Etude sur les langues parlée par les populations de la haute Riviere Claire[J].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d'Extreme-Orient,1905:306-327.

[5]BENEDICT,Paul K.Miao-Yao enigma:the Na-e language[J].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1986:89-90.

[6]STRECKER,David.The Hmong-Mien languages[J].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1987:1-11.

[7]陈其光.巴哼语[J].民族语文,1996(02):66-76.

[8]毛宗武,李云兵.巴哼语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9]李云兵.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J].民族语文,2005(03):34-43.

[10]聂鸿音.乾隆《辰州府志》中的巴哼语词[J].民族语文,2013(03):44-51.

[11]李锦芳.论中越跨境语言[J].百色学院学报,2013,26(04):48-55.

[12]胡朝君.黎平巴哼语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3.

[13]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EB/OL].[2026-03-03].http://www.un.org/zh/node/181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