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区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承载地，孕育了兼具独特性与多样性的文化遗产瑰宝，从六批共815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到五批共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存既是各民族历史记忆的鲜活载体，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然而，在现代化与全球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面临多重困境：部分非遗项目因传承人平均年龄超70岁而陷入传承危机，文物数字化程度偏低且数据分散，过度开发破坏文化生态，传统展示方式难以吸引年轻群体，科技赋能不足成为核心制约瓶颈。​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离不开政策引领和科技支撑。国家层面出台《“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运用现代科技增强文物传播力”“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提质增效”的战略要求，为民族地区相关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带来了革命性突破。人工智能以技术手段守护文化根脉、激活传统价值，既能提升保护效率，又能拓宽传承路径，助力民族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数字支撑。

民族地区文物活化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分析

　　我国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类型丰富、价值独特，近年来虽在政策支持、资源普查、数字化建设与文旅融合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如保护体系逐步完善、活化利用模式不断创新、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等，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包括文物遗存脆弱易损，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风险较高;资金投入不足且结构失衡，长效保障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匮乏，非遗传承出现断层;部分地区“重开发、轻保护”，文化原真性受损，展示传播方式较为单一。综上可知，民族地区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关键阶段，但资源脆弱、经费短缺、人才不足、科技应用不深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亟须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保护与利用的高质量发展。

保护与活化取得的主要成效

　　国家层面以《“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为引领，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文化强国、乡村振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体布局。在此基础上，各地相继出台专项规划与管理办法，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推进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传承基地建设，最终形成国家引导、地方落实、社会参与的保护格局。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的民族地区累计投入数亿元专项资金，实施数百项文物修缮、非遗抢救与数字化采集项目，使博物馆与文化展示场馆覆盖率显著提升，濒危遗产抢救性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各地全面开展文物与非遗普查工作，建立分级分类名录与档案，实现“一物一档、一村一档、一人一档”。同时，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近景摄影测量、数字建模等技术，完成大量古建筑、古村寨、壁画、服饰与技艺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搭建数字博物馆、资源库与展示平台，进而有效延长文物寿命，降低实体损耗。数字化技术可大幅提升记录效率，推动文物保护从被动抢救向主动留存、永久保存转型。

　　部分地区积极探索“文物修缮+非遗展示”“传统村落+民宿体验”“非遗工坊+文创开发”“节庆活动+沉浸式传播”等多元路径，将非遗工坊、技艺展演、民俗体验嵌入景区与乡村，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就业增收与乡村振兴。部分地区通过主题游径、文化IP、数字展陈等方式，提升文物可见度与吸引力，实现保护与利用良性互动，增强群众文化认同感，提升地方发展活力。

　　非遗传承人扶持、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社区传承同步推进，传习所、传承点、体验基地广泛布局。通过“村晚”、民俗节庆、数字传播等形式激发公众参与积极性，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展示”转变为“活态传承”。保护主体从政府单一主导，逐步转向政府、社区、传承人、企业、高校协同参与，文化遗产的公共性与共享性不断增强。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当前，民族地区文物活化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数字化发展浪潮下虽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以数字化建设滞后为核心，叠加价值认知、资金人才、体制机制、传承创新等多方面的突出问题，整体面临数字化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脱节的困境，制约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与高质量发展。在价值认知层面，部分地区对数字化保护的重视不足，仍将文化遗产局限于传统静态保护与商业开发层面，忽视数字化技术在遗产留存、内涵挖掘、传播活化中的核心作用，缺乏以数字化手段挖掘民族文化内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谋划，导致数字化建设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文化价值与数字传播的深度融合。

　　在数字化保护层面，整体起步晚、水平低、覆盖面窄，成为制约工作推进的核心瓶颈。多数基层文保单位仍依赖人工巡查、纸质记录等传统方式，对文物、非遗资源的数字化采集、建档与存储工作推进缓慢，大量民族文物、口述史、传统技艺等未完成精准数字化留存，部分已数字化的资源存在分辨率不足、信息不全、格式不统一等问题，难以满足长期保护与后续利用需求。与“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标杆实践相比，民族地区文物数字化保护缺乏系统性规划，虚拟修复、三维建模、智慧监测等先进技术应用有限，对易受损文物、濒危文物的数字化抢救性保护力度不足，部分珍贵文物面临数字化留存缺失的风险。

　　数字化活化利用存在模式单一、创新不足的问题，难以实现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有效衔接。当前，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数字化活化多局限于简单的线上展示、虚拟游览等浅层形式，缺乏与数字经济、沉浸式体验、文创研发、研学教育等新业态的深度融合，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互动性、传播性优势。部分地区虽搭建了数字化展示平台，但内容更新不及时、互动性弱，难以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导致数字化平台沦为“摆设”，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效能偏低。同时，学术研究与数字化实践脱节，大量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成果未能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数字化创意转化能力不足，难以打造兼具民族特色与市场竞争力的数字化产品。

　　资金与人才的双重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化建设的困境。基层文保单位经费总量不足，且资金分配结构失衡，多数经费集中于文物修缮、项目申报等传统领域，数字化保护、技术研发、平台运营的资金投入严重匮乏。社会资本参与数字化建设的渠道不畅，多聚焦短期盈利项目，对公益性数字化保护项目参与度较低。专业人才缺口尤为突出，基层缺乏既懂民族文化又掌握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文物数字化采集、建模、平台运营、内容创作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现有工作人员数字化技能不足，难以支撑数字化建设的常态化、高质量推进。

　　体制机制不完善与部门协同不足，制约了数字化建设的系统性推进。各部门在数字化建设中“各自为政”，文旅、文物、科技等部门缺乏有效协同，信息壁垒突出，数字化资源难以实现共享共用，造成“各自建库、重复投入”的浪费现象。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薄弱，缺乏专门的数字化管理机构与完善的工作机制，数字化建设缺乏长远规划，难以形成“采集—存储—利用—传播”的一体化格局。此外，数字化标准执行不力，民族地区文物数字化采集、存储与展示等工作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资源难以整合，影响了数字化建设的整体效能。综上，数字化建设滞后与相关配套保障不足，是当前民族地区文物活化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痛点，唯有强化数字化理念、加大资金与人才投入力度、完善协同机制，方能推动民族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实现有效保护与高水平活化。

人工智能对民族地区文物活化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应用价值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已进入结构性转型关键阶段，呈现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被动抢救向主动活化、从分散治理向系统协同的深刻转变，标志着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事业从传统保护范式向现代化治理体系加速演进。在国家文化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协同推进下，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治理体系逐步完善，资源认知、技术支撑、实践路径均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体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从治理体系来看，多层次政策框架基本成型。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与管理等关键环节，国家与地方相继出台专项法规、规划纲要与实施意见，形成上下衔接、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制度体系，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法治化管理与科学化利用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推动保护利用工作从经验型操作向规范化、制度化治理转型。

　　从资源基础来看，文化遗产资源家底逐步摸清。通过常态化普查、专项调查与数字化建档等方式，民族地区不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民间文献等资源得到系统梳理与认定，资源名录不断完善，价值阐释持续深化，改变了以往底数不清、界定模糊、覆盖不全的状况，为精准保护、分类管理与活化利用奠定了数据基础。

　　从技术支撑来看，数字化建设基础不断得到夯实。大数据、遥感测绘、三维重建、虚拟仿真与数字存档等现代技术逐步应用于遗产监测、病害诊断、修复复原、展示传播等场景，推动文化遗产由实体保存向虚实结合、永久存藏的数字化形态拓展，有效提升了保护精度与传播效能，为跨时空共享与活态传承提供了技术可能。

　　从实践成效来看，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初见成效。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开发、公共文化服务、乡村振兴、民族文化产业深度耦合，一批具有地域特色与民族标识的文化空间、体验场景与文创产品不断涌现，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资源转变为动态价值载体，在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精准化识别、高效化运算、智能化决策、场景化适配的核心特性，精准契合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分布散、类型杂、脆弱性高、传承链弱、治理难度大”的突出特点。针对传统模式下“保护被动化、利用同质化、传承小众化、治理粗放化”的核心痛点，以技术理性突破经验依赖的局限，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治理全链条构建了技术赋能的全新生态。其应用价值不仅体现在工具层面的效率革新，更在于以数字文明逻辑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理论重构，实现从“静态留存”向“动态活化”、从“小众守护”向“全民共享”、从“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的深度转型，为民族地区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与理论范式。

文物精准保护层面

　　人工智能依托“技术干预—风险防控—数字存续”的理论逻辑，推动保护体系从被动抢救升级为主动预警、精准干预。从遗产保护理论来看，“最小干预”“可逆性”是核心原则，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多源传感器数据融合与深度学习算法，构建文物病害演化模型，实现对文物保存环境、结构状态的实时监测与风险预判。其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延长文物“自然寿命”，契合“预防性保护”的学术理念。针对民族地区文物保护中“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不足”的困境，人工智能修复技术基于图像识别与生成对抗网络，通过解析文物的材质特性、工艺逻辑与艺术风格，可精准还原文物的残缺部分，既遵循“修旧如旧”的保护准则，又借助算法优化突破人工修复的主观性局限，构建起“数据驱动—算法模拟—精准修复”的技术路径。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数字化采集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高精度数据采集与模型构建，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留存与可复用，解决了民族地区濒危文物实物易损、信息易失的核心难题，推动文化遗产的跨代传承保护范式从“实体依赖”向“实体—数字双轨保护”转型。

活化利用创新层面

　　人工智能依托“价值转化—受众匹配—场景重构”的理论框架，拓宽文化遗产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需要完成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民族文化符号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结合用户画像理论实现文化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破解传统活化中供需错位的理论难题。从传播理论视角来看，沉浸传播、互动传播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VR/AR+AI”技术通过场景化重构与实时交互设计，突破了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的地理阻隔与展示局限，构建了在场感极强的传播场景，契合媒介融合背景下文化传播的创新趋势。而数字人技术与算法推荐则基于分众传播理论，通过打造专业化传播载体、精准推送目标受众，实现文化传播从广谱覆盖向精准触达转型，既保障了民族文化的原真性表达，又通过技术赋能增强了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推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实现，拓展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实践路径。

传承活力提升层面​

　　人工智能依托“知识编码—传承赋能—认同培育”的理论逻辑，破解非遗传承断层危机的核心难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理论来看，活态传承的关键在于人的参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将民族口述史、歌谣、仪式规程等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数据，并通过语义分析实现知识的分类索引与智能检索，构建了完善的数字化知识体系，摆脱了传统传承中知识碎片化、传播低效化的困境。在传承教学层面，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系统立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拆解非遗技艺的关键步骤，生成可视化、互动式教学内容，突破了师徒口传心授的地域限制与规模局限，构建了“标准化—规模化—个性化”的传承体系，为非遗传承的大众化提供了技术支撑。而算法推荐与数字传播则以文化认同理论为核心，通过精准推送民族文化内容，培育年轻群体的文化兴趣与身份认同，从理论上化解了非遗传承中受众老龄化、传承后继乏人的核心矛盾，推动传承模式从小众化师徒传承向大众化社会传承转型。​

治理效能优化层面​

　　人工智能依托“系统治理—数据驱动—精准监管”的理论范式，推动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治理从分散管理向科学治理转型。协同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多源数据的整合与协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构建跨区域、跨类型的文化遗产综合数据库，实现资源的统一建档、动态管理与统筹调度，契合整体性治理的学术理念。从决策理论来看，理性决策需要坚实的数据分析支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系统通过整合保护投入、利用成效、传承状况等多维数据，构建绩效评估模型，为政策制定、资金投放、项目布局提供科学依据，避免了传统治理中经验决策、盲目开发的弊端，探索了“数据驱动—算法模拟—科学决策”的治理路径。而人工智能监管技术则基于底线思维与过程治理理论，通过卫星遥感、图像识别等技术实现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全过程的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并预警违规行为，保障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同时，结合舆情分析构建“监测—决策—执行—反馈”的闭环治理体系，丰富并拓展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推动治理效能从粗放化转变为精细化、智能化。

强化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民族地区文物活化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度融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技术适配不足、机制保障薄弱、能力支撑欠缺等问题，需坚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因地制宜、协同发展的原则，从技术落地、机制保障、能力建设、生态构建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保护实效与发展动能。

精准适配民族特性，构建分层分类的技术应用体系​

　　针对民族地区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分布分散、特性各异的特点，应避免技术应用“一刀切”，构建差异化、适配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框架。在保护层面，对古建筑、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重点推广低成本、易运维的智能监测终端与轻量化数据采集设备，结合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优化传感器部署，实现病害风险的精准预警;对非遗技艺、口述史等无形文化遗产，开发多语种语音识别、动作捕捉简化版工具，降低传承人操作门槛，高效完成隐性知识的数字化转化。在活化层面，针对不同民族的文化符号与受众需求，定制轻量化VR/AR体验内容与数字文创开发平台，优先选择适配基层网络条件的云端应用，避免过度依赖高端设备。同时，建立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人工智能技术适配标准，明确不同类型遗产的技术应用边界与操作规范，确保技术应用不破坏文化原真性与生态完整性。

完善多元协同机制，强化政策与资源保障​

　　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主体的协同推进机制，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提供制度支撑。在政策层面，将人工智能赋能纳入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设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濒危遗产数字化抢救、基层智能监测设备部署、本土技术人才培养等项目;优化资金投入结构，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项目奖励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益支持的多元投入格局。在机制层面，建立文旅、文物、民宗、科技等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突破数据壁垒，推动文化遗产数据标准化整合与共享;搭建省域统一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平台，整合算法模型、数据资源、应用工具，为基层文保单位提供技术支撑与资源对接服务。同时，建立技术应用绩效评估机制，将保护成效、传承活力、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评估指标，确保资金与技术投入精准高效。

构建数字文化生态，推动保护与利用良性循环​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纽带，构建数字文化生态闭环。在资源整合上，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全国统一的民族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实现跨区域资源互联互通，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与价值挖掘提供数据支撑;建立数据安全与产权保护机制，明确数据采集、使用、共享的权利边界，保障民族文化权益。在传承创新上，推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系统在中小学、社区广泛应用，将民族文化遗产内容融入日常教育，培育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支持数字人、虚拟场景等创新传播载体的开发，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构建民族文化传播矩阵，扩大受众覆盖面。在价值转化上，鼓励企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文创产品与旅游体验项目，推动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源转化;建立“技术应用—收益反哺—保护升级”的良性机制，将部分文化产业收益用于遗产保护与技术迭代，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科技赋能成为摆脱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而人工智能技术凭借自身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的技术特性，为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全链条变革提供了全新可能。

　　未来，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因地制宜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本土化、适配化应用，同时强化人才培养、数据共享与产权保护，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价值实现。唯有通过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政府、企业、社区、传承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方能让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实现从“小众守护”到“全民共享”的跨越，让各民族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代相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的数字文化动力。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仍需持续关注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数据安全等问题，推动技术在规范发展中更好地赋能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实现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提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联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新疆出土文物活化利用的路径研究”(2025ZJFLY33)。

　　作者：谢雨轩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